日本与西方列强在南沙群岛的殖民争夺(1900—1939)

20世纪初,跻身殖民列强行列的日本为了获取更加可观的殖民利益,积极向西南太平洋地区扩张,逐步将势力渗透到南沙群岛,从而引发了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据自身以及南海地区大国实力发展状况,日本南沙侵略活动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由最初的经济扩张逐渐过渡到武装占领,日本对西方列强的态度也由“平和”转向强硬。在南沙群岛的利益争夺中,西方列强企图利用国际法遏制日本的扩张,而日本则依靠大规模、长时段的殖民开发活动将西方势力逐渐排挤出南沙。日本在南沙群岛的侵略活动从根本上服务于其“南进”扩张政策。     

战前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消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法国南沙群岛政策与“九小岛事件”再研究

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占领南沙群岛若干岛礁,向国际社会宣称拥有南沙群岛主权,这在当时引起南沙海域利益相关国家的积极反应,此即为"九小岛事件"。文章以法国外交部相关档案为考察对象,尝试依据法国方面的记录梳理"九小岛事件"的背景、经过以及法国各部门的态度和推进方式,最终分析法国制造该事件的动机。     

“防俄”到“联俄”背景下清朝对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清朝在对朝鲜政策上经历了从“防俄”到“联俄”的转变。“防俄”作为清朝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持续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走上对外扩张道路,朝鲜首当其冲,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积极参与甲申政变等行为让清朝切实感受到日本对中朝藩属关系的威胁,开始视日本为最大对手,清朝的对朝政策由“防俄”转为“联俄”。     

法日英在南沙群岛的角力与法国南沙政策的两次调整(1933—1938)

1933年7月26日,法国宣称占领南沙“九小岛”,国民政府的抗议被法国忽视,而日本的非法声索却受到法国的重视。出于对远东政策的贯彻以及对日本“恫吓外交”的屈服,法国被迫于1934年对南沙政策作出调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法国派舰前往南沙群岛巡视,试图重新进行“有效占领”,针对日本非法占领经营太平岛,法日在东京和太平岛进行多轮交涉。英国亦几次试图伺机攫取南沙部分岛礁,盘算落空后则竭力怂恿法国登岛以抗衡日本。1938年,法国再次调整其南沙政策,并派兵登上太平岛。法国南沙政策的两次调整主要基于远东局势的变化,亦是对其“印度支那”安全、利益等因素权衡的结果。     

1936—1941年日本对德政策及其影响

1936—1941年,日本推动对德结盟政策的中心目标是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向太平洋地区扩张。本文深刻地揭示日本对德政策发展演变的轨迹,展现日本对德军事同盟政策的本质特征,并深入研究日本在"南进"和"北进"的战略转换过程中,谋求对德结盟的利益最大化,并通过实证分析,论证日本对德结盟政策中的"竞争"、"对抗"心理,从而说明帝国主义间结盟的利益至上原则。同时,还对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构想及其演变过程进行考证,指出1941年的《日苏中立条约》实质是该"四国军事同盟"构想的一个畸变。这可以全面透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推动对德结盟政策变化的动因和措施,以及对远东国际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九四六年中国军队进驻南沙群岛始末

位于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为推行南进战略,对南沙群岛这块战略要地实行了武装占领。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战败,根据《开罗宣言》的有关精神,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命令中国战区的所有日军向中国军队投降,南沙群岛上的日本驻军先后撤离。然而,驻扎在越南的法国军队竟利用地利之便,侵占了南沙群岛,填补了由日本人留下的“真空”。这样,刚刚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政府,能否顺利收复与进驻南沙群岛,实现祖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遂成为国人普遍关注的问题。欣然受命　收复南沙１９４６年１０月…     

澳大利亚对日政策的演变(1901—1941)

30年代末、40年代初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澳大利亚对日政策的演变是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变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就澳大利亚自本世纪初成立联邦政府以来到30年代中期的澳日关系发展作一简略概述,着重探讨澳大利亚对日政策演变的诸原因,并全面论述澳大利亚对日政策演变的过程。     

日本“大陆政策”思想探源

“大陆政策”是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在半个多世纪侵略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丰富并在实施中不断得到修改和补充的近代核心侵略政策。它的内容主要是指以武力吞并朝鲜,占领中国,染指西伯利亚,进兵东南亚,进而领有印度这样一个庞大的侵略设想和计划。其重心放在中国大陆本部,最终成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结束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我国对“大陆政策”的起始时间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大陆政策”始于1927年的“田中奏折”,另一种意见认为“大陆政策”始于明治维新,至于何时形成或者说成型,观点还有很大差别。 日本的“大陆政策”虽产生于近代,但其思想渊源是早已有之,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封建主义的扩张思想;二、殖民主义的扩张思想;三、极端民族主义的扩张思想。这三     

浅谈甲午战后50年间日本对中国留日政策的演变

从甲午战争到抗战结束的50年间,中国留日教育较为兴盛。日本朝野对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十分关注,在不同的时期制订了不同的政策。纵观其政策演变,可分两个阶段:一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二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第一阶段,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虽包含侵略阴谋,但不显著。在第二阶段,其政策着力培养亲日奴化人才,侵略阴谋暴露无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

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并非一定以对抗欧美为根本目的,因而它与所谓的“协调主义”路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这意味着“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存在着可能性。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它自下而上,由日本陆海军、外务省等各分支机构到最高首脑决策,经历了一个逐渐向外交国策渗透发展并最终讨论成型的复杂过程。可以说1933年斋藤内阁“五相会议”所制定的《外交方针》正是其政策化的典型表现。该方针将“协调主义”作为辅助手段,明确宣布今后日本的国策在于“实现帝国指导下日、满、华的提携共助”。这意味着“不放弃协调主义的亚洲主义政策”在当时已告形成。     

战时日本对外决策机制探析

战时日本对外政策制定主要分为两种决策运作模式：临机性合议决策模式和内面性指导决策模式。在前的运作过程中,陆、海军、外务省,都不具有对外政策的最终决定权,他们对外交的影响力,一般被限制在辅弼或辅翼的职责范围内。然而各派的政策主张还是借助御前会议、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或四(五)相会议的平台,在反复折冲的和议中,彼此包容地存在下来;在后的运作过程中,天皇通过直接的幕后指示或元老、宫内大臣的襄助,贯彻了自己的政策理念,体现了作为国家最高决策的权威,从而达到了以“亲临”的名义,实现“亲政”最大化的目的。     

从琉球问题看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

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近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以来,在外交政策上一直奉行扩张主义,使亚洲邻国深受其害。然而我们今天在考察日本对外扩张的历史时往往着重于其对邻国的侵略,而忽视了日本强行把琉球王国纳入其版图成为现在日本的冲绳县这一史实。其实吞并琉球作为日本近代扩张的第一步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日本正是因为受到顺利吞并琉球的鼓舞,才会变本加厉地加紧对外扩张的脚步。琉球被吞并后设置的冲绳县作为日本侵占的第一块领土,也成为其殖民政策的试验田,其后日本在台湾、朝鲜殖民政策的背后都能看到其对冲绳统治政策的影子。     

克洛马事件与台湾当局的应对

1939年,日本侵占南沙群岛,改名为新南群岛,划归台湾总督府管辖。1946年12月12日,中国军队登陆太平岛,竖立界碑,重申对南沙群岛的主权。1950年,台湾当局自太平岛撤出军队。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署,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这改变不了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1956年,菲律宾商人克洛马代表"人道王国",占据了南沙群岛的几座岛礁。其属于个人行为,不具有官方身份。台湾当局立即要求菲律宾政府承认南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制止克洛马的非法行为。同时,台湾当局派海军巡航南沙群岛,在太平岛驻军,劝离克洛马探险队,来巩固对南沙群岛的司法管辖权。美国政府要求台湾当局通过和平谈判,避免流血冲突。不甘心失败,克洛马拟要求联合国仲裁南沙群岛争端。     

民国时期日本称谓中国国号之演化及用心考论

日本政府延至1913年10月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但又规定在内外公文中要以“支那”或“支那国”称呼中国。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又先后将其改为“中华民国”和“中国”。每一次改称背后都包含着分裂或独占中国的野心,也是民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交涉中的一个症结。     

The Takarazuka Girls’ Revue in the West: public–private relations in the cultural diplomacy of wartime Japan

This essay examines wartime Japan’s establishment of culture bureaus and its promotion of the Takarazuka Girls’ Revue in allied European n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a moment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This overseas cultural policy was part of a series of alternativ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an effort to persuade the West to acknowledge Japan’s self‐appointed role as a leader in East Asia, capable of producing advanced cultural products on a par with those of western nations. Key features of this essay include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state goals and private interests in the performance of cultural diplomacy, as well as the aesthetic articulation of a hybrid Japanese culture which was traditional yet fully modern, particularly as presented on stage through a display of the female body.     

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

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始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从最初就显得特别活跃,但其对华进行直接投资的20余年里,投资数目及其投资金额都是起起伏伏,并不平稳,其原因何在？本文将通过对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背景分析,尝试对此做出回答,本文还通过考察日资企业的个案,以及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对外商投资问题的具体举措,来分析,展望日本对华的直接投资的未来前景。     

严复与伊藤博文“同学”说探源

严复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期间,日本东乡平八郎在英国商船学校学习海军技术,其政要井上馨在英国进修财政经济,还有一些中日留学生同在法国学习造船技术。基于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96年最早提出当时日本执政大臣多与福州船政学堂首批留学生"同堂肄业",陈宝琛1921年继之明言严复有"日本同学"。直到1932年,林耀华、钱基博将"日本同学"细化为伊藤博文,严、伊"同学"传闻遂告定型。严复本人并无借伊藤抬高自己的动机,更不可能从生前并不存在的传闻中受益,据伪造"严复书札"断言严复是"同学"说的始作俑者,显然不正确。     

日本批准《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过程及对其政局的影响

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是对美、英、日、法、意五国海军辅助舰作出限制的一次会议。会上签订的《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在日本国内的批准过程颇费周章,在政府做出大量让步的情形下条约才勉强获得批准。其结果对日本政局以及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条约的签订非但未能有效遏制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延续政党政治的强势力量,反而使海军内部分裂、派系之争明显,并加速了日本对美国发动战争的进程。     

《旧金山对日和约》再研究--关于其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处理及后果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主权本属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日本战败后理应由中国收回,但1951年美国起草和主导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只表明日本放弃这些岛礁,未明确主权归属问题,为的是防止中国(大陆)从<对日和约>中得出对中国主权有利的结论来.<对日和约>如此处理主权问题为日后两群岛"主权未定"论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