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与地志是历史与地理之母

方志的概念诞生于周朝,名日方志,实为古史。历史的概念是由最初的“史”官名,到唐代以“史”命书名,再到明代末年将历与史合成书名,形成今之历史学名。地志是地图、地记、图经、地理总志等书的总称,方志的一种。地理与地志同源共体,只是近代才从地志中脱胎而出,分化独立。因此说,方志与地志是历史与地理之母。     

略论重释方志中的地理信息

对传统文献中的地理信息进行不断重释,是我国历史地理编纂中的一种重要方法,自汉晋以来已成大观。方志是历史上汇集地理资料最丰厚的文献之一,其中的信息浩如烟海。通过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些信息开展重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方志文献,梳理城市文脉的传承,将其中“沉睡”的文字化为今日可以多方面使用的资料,应用于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对于实现修志为用这一方志基本目标,起到开山凿石的基础之功,这也是方志文化回应社会需求的必由之径。     

概说方志发展史

中国方志源远流长,仅从周朝算起,至今也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关于方志起源有多种说法:一是源于史。方志之名,最早见于《周礼》,据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所谓“四方之志”,就是周天子的外史官所掌管的国别史。古代学者郑樵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二是源于地理书。“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春秋战国时期,记载全国地理情况的名著《山海经》,被认为具有原始“地志”性质,《禹贡》被称为“最早的全国性区域志”。三是源于古地图。有人认为,原始社会…     

近代对章学诚方志基本理论的扬弃

方志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方志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方志学赖以成立的科学基础。近代志家、学者在接受章学诚“志”即“史”观点的同时,又面向现实,认识到“史”、“志”的不同。这一认识上的飞跃,相应地促进方志编修的体例、篇目、内容、编修方法,以及实用性认识上的变化。     

简论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

章学诚作为清代著名方志学家,在方志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在方志学编纂理论上,他提出编志须遵“循史家法度”,指明了编志的原则;在方志的撰述范围和门类分别、方志的义理、方志的体例、方志的论断等方面都提出了比较详尽的要求;主张“文人不可与修志”对编志作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些理论直到今天仍有其指导意义。     

《寰宇通志》的史源与明文渊阁藏方志

学界以往认为《寰宇通志》多取材于唐宋元地理总志,该说法并不准确。将历代地志的相似文本聚合分析后发现,《寰宇通志》并未查对过唐宋地理总志原书,有关内容均从《元一统志》或各地方志中转引而来。再与现存《永乐大典》及明初方志比对可知,《寰宇通志》所用的方志主要来自明文渊阁藏书,即《文渊阁书目》中“旧志”“新志”所著录者,而极少采用景泰年间新征集的方志。明文渊阁原有方志或因纂修《寰宇通志》而被整体移至左顺门史馆,即王国维所称“别置他处”。厘清《寰宇通志》的史源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该书在保存明文渊阁藏方志、还原元明地理总志文本生成过程以及保留元人避忌改窜原文痕迹等方面的文献价值,从而凸显其对元代及明初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续志附录编纂漫议

方志附录由来已久,伴中国地方志的萌芽而生,随方志的定型成熟而长,是方志事业客观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东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首创“附注”类目,既实录当时各郡县户口数量、山岳破降方位、水道源流、水利设施和著名城邑乡聚、关塞亭障、名胜古迹等,还载辑刘向所言“域分”和朱赣所采“风俗”等。 宋代以后,随着志书数量不断增加,体例日臻完善,其内容逐步丰富,并朝着兼备百科和“一方之全史”方向发展,故门类剧增,卷帙日渐浩繁。在此情况下,不少修志者仍怕内容不全,留挂漏之讥,故对那些因少而不好成篇,或因奇而不易…     

体现历史文化的崇州“唐人街”

《巴蜀史志》今年第1期载有成都崇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所撰《用方志史料为城市建设服务一例》的文章,介绍了成都市圣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崇州打造“中国·成都·唐人街”（以下简称“唐人街”）的独特理念、运作机制和基本经验,其中最突出之点在于“从文化开始,最终又回到文化上;起步于方志,又提升于方志”。现在．这个唐人街的建设成就已经...     

修志札记

一年来,踏入方志领域,在读志修志、学习工作过程中,偶有所得,随时录之,遂成笔记数则。“志”与“史”之异同古人说:“州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明·张居正语),或说“方志乃一方全史”(清·章学诚语),都是强调方志的史学特点。同时说志与史“兼行而互证”,说方志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说明史与志互证、互补,志书“以小见大”的作用。这些都说明了“志”与“史”的共同一面。然而,修志者更应看到的是二者之间不同的一面。首先,许多学者认为方志源于古地理书,发展到元、明、清的“一统志”,一脉相传,则是与史学完全不同的另一学…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清朝著名学者章学诚,不仅是杰出的史学理论家,而且是杰出的方志学家。他主张方志应是一方全史,编纂形式应符合史裁;方志既要成为有独断别裁的一家著述,又必须为国史提供充备的资料,一方之志,要同时立“志”、“掌故”、“文征”三书,各为一书,相辅     

中国方志的发展与前瞻

方志是史部之书,是一个行政地区的地理和历史的记载。《管子·形势篇》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史可资鉴,所以上至国史,下至方志,历世编纂不绝,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方志历史悠久,起源于地志,发展为地记、图经,至宋代才确立了方志的体制。直到今天,国家还在提倡研究旧志,编写新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汉书·艺文志》)     

“志鉴联动”运作与实践探索

多年来,彭州市志办不断开拓方志新领域,创新工作方法,开辟新途径。彭州市志办在全国方志界率先提出了“志后工程”概念。在新编《彭县志》出版发行之后,彭州市志办创造性地充分发挥所占有大量的历史和现实资料的绝对优势,先后推出了一大批地情、社情系列产品,其中第一项志后成果便是以县域为单元的乡土教材《彭县历史》、《彭县地理》。这是根据中、小学地理、历史教学大纲要求所编撰,二书面世已近二十年,至今仍为全市中、小学广泛采用。     

浅议城市志编纂中的通病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如何提高城市志的质量是志界同仁讨论的热点。本文拟就城市志编纂中的某些通病谈几点粗浅看法,作为引玉之砖,以期引起同仁的共识。 一、强化“三新”,避免志美不志丑 “三新”是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首先倡导的:“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写地方志。”这是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方志的总则,也是新方志区别于旧方志的关键所在。“三新”似乎是志界同仁说腻了的话题,其实非然,随着社会的不断丰富发展,“三新”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已经出版的新志书基本上都体现了“三新”的要求,但就体现“三新”的内涵而言,远远不够。所谓“三新”,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一方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历史,使我们的志书起到资政存史的作用,成为一方之信史。在我们的修志队伍中,不少同志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求修志有功,但求出书无过”,志美不志丑,报喜不报忧,四平八稳,不越雷池,不敢创新,不敢     

关于方志评论的评论

方志评论,又叫方志批评.“明志观之是非,定志材之真伪,别志法之臧否,别志言之宏鄙,鉴志德之崇庸”.它是方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方志编纂向纵深发展,促进方志理论进步和整个方志事业繁荣昌盛的原动力和创造力.是实施“精品战略”,全面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措施.它可贵之处在于借助外力对已出版的志书编纂实践进行总结和评论,肯定成绩,指陈利弊,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是给续修方志提供编纂经验;二是给方志理论研究提供论据.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方志评论的属性和特征,坚持正面引导,重在建设,充分发挥其“宣传、提高、总结、促进”作用,提高方志评论质量,为     

明洪武地理总志书名辨析

<正>地理总志为记载全国性的总志。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对一统志的编修十分重视,先后命儒臣编修地理总志多达4部,这些修志实践及其蕴含的修志原则,为以后一统志的编修奠定了基础。学界在谈及明初方志或地理史书时,对洪武时期所修地理总志屡有提及~((1)),但对这4部总志书名的称引,却值得探讨。明代第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为洪武三年(1370)成书的《大明志》,不少学者称其为“《大明志书》”~((2))。关于《大明志》成书过程的确切记载,     

试论史与志的关系

地方史和地方志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历来,对史与志的关系问题,论述颇多,其说不一,但多数专家认为史与志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史和志相互促进,但也有区别,史与志同源异流,志存于史。方志不仅起源于史,而且依史而存。只有了解“国情”、“地情”、“区情”,征集方志史料才有明确的方向,才能正确地分析、判断和处理史料,准确地反映史实,科学地阐明问题。     

论《新安志》在方志发展史上的地位

《新安志》具备了一般方志的基本特征 ,是定型方志的代表作。《新安志》中阐述的“同民利”主张 ,提高了方志经世致用的价值。罗愿在编纂方法上提出的方志是著述之书的见解和志书编纂执笔者应该具备一定学术水平的主张 ,为后世方志学的建立开拓了道路。另外“扬善隐恶”的著述笔法 ,一直影响着后世方志的撰写 ,这在方志发展史上也是应该值得重视的。     

续志的历史渊源与新方志的续修浅议

中华民族以悠久灿烂的史志文化闻名于世。方志最早产生于何时,已无从考订。《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语：“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九丘》即为九州之志,据此方志距今也有2527年之久。此后,史籍累世不断,方志纂修不绝如缕。可以说续志是中国方志这一文化传统延续至今的原因之所谓续志,原本是旧方志的一种,明清较多。在前代志书的基础上只记以后一段历史时期的事情,体例基本依照前志,有的只是类目上略有增删。它可以直称为“续志”,如｛江都县续志》;也可以冠以“志补”、“补编”等名称,…     

建议改“旧方志”为“历代方志”

去年夏天 ,我在北京《志书通鉴》座谈会上曾建议 ,不要再用“旧志”和“新志”之称 ,应该改为“历代方志”和“当代方志”。会上有些同志表示赞同。其实这是一个应该弄明白而又偏偏被忽视的问题。“正名”历来为学者所重视。经过若干时间之思考 ,我感到有必要作短文再作一些说明。“旧志”之说由来已久 ,而且在方志界相沿成习 ,但此说并不正确。前辈方志学家朱士嘉等有《中国旧志名家论选》一书 ,书中所谓“旧志名家”范围是从 1 6 76年至 1 94 0年 ,从顾炎武至黎锦熙。《中国方志大辞典》一书中专设有“旧志用途”一目。仓修良著《方志学通…     

对方志语言的再认识

方志的体裁和文风,是本届修志工作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到志书质量的关键之一。方志的体裁和文风,由方志的性质所决定。从历史传统和本届修志的实践看,主要还是采用史体史法,但又不全同于史体史法。方志兼融了地理书和工具书的一些方法,严于合理分类,统属有序。况且,史体有叙有论,论从史出。古代还曾有过“太史公曰”“臣光曰”“史臣曰”之类的按评。而方志则以叙事记人为重,坚持“述而不作”。这是最基本的区别。此外,还有记事的纵横和详略之别。即史纵而志横,史存大体,而志贵详细,史载过去,而志重现状等等。十多年来,方志编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