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的方志学思想探析

于成龙是清代著名廉吏能臣,十分重视方志修纂,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主持修纂《畿辅通志》《江南通志》《江西通志》等,是方志编纂的中坚力量。他还为多部志书撰写序言,确定义例。于成龙以修志为责任,视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科学编排志书体例,形成了关于修志方法、志书内容、文本特点、修志目的在内的方志学思想体系。     

略谈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

章学诚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就参与编修志书,“屡膺志乘之聘”,一生中编修了《永清县志》、《和州志》、《毫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多部志书,积累了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同时,章学诚对康海《武功志》等名志,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前人的修志经验,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诸如方志的源流、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方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等等,使方志编纂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前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不愧是我国古方志学的集大成者。这里,仅就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作一些探讨。     

方苞与地方志

清代是我国方志空前发展的时期,其间共撰成各类志书4300余部,并由章学诚等人创建了方志学。然而在清代前期,“桐城派”奠基人物方苞,在履任《大清一统志》总裁时,将治古文与治方志结合起来,提出“统一体例”、“由博返约”、“简明为要”等修志主张,对后期方志学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     

近代对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的扬弃

方志编纂理论是方志学理论的核心,也是章学诚方志理论体系的重点。章学诚曾对此作过比较系统的论述,从而奠定了方志学结构体系的基础,使中国方志学学科雏形开始形成。章学诚关于方志编纂的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史取裁于方志,志应详于史;第二,志乃史体,应遵守“史家法度”,采用编修正史的方法;第三,方志体例既明,撰写时还要行之有度,措施得当。而有关的方志编纂原则和方法理论,他在《湖北通志》序中,概括为四句话:“持论不可不恕,立例不可不严,采访不可不慎,商榷不可不公。”但是章氏之论还不尽完备,尚有不少需要推敲之处。近代方志…     

章学诚通志编纂思想综论

章学诚(1738—1801),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乾嘉时期名的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他一生以极大的热情献身于地方志的编修和方志学的理论探求,总纂和参与编纂了《湖北通志》、《和州志》、《永清县志》、《毫州志》、《天门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顺天府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等11部地方志。     

韩章训《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问世

<正> 韩章训研究员继理论专著《普通方志学》、《方志学基础教程》之后,又有一部新著《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由方志出版社于     

图经与史法:回族学者蒋湘南的方志观

清代嘉道年间的蒋湘南是回族历史上第一位修志者,也是中国方志史上重要的方志学家。纂修方志是蒋湘南一生中的主要事业。在蒋湘南看来,方志具有地理和历史两大属性,前者要求方志重视地图,后者要求方志具有史法史例。在两大属性认知基础上,蒋湘南提出“图经”与“史法”的方志观,给清代的方志学注入新的思想力量,也是继章学诚之后中国方志学的一大发展。蒋湘南以该方志观为指导纂修的方志也成为清代志书中的典范之作。     

毛一波方志学术成就综述

毛一波早年在四川从事革命活动,20世纪40年代赴台湾后参与了《台湾通志纲目》的修订,校订了《光绪台湾通志》,参与编纂了《高雄市志》,撰论集《方志新论》。他主张方志内容不限于史地,要更新观念,将方志学当作社会科学,使志书具有时代性;倡导创新方志体例,并将之修成有用科学之书。     

志书分类谈

志书分类谈梁滨久对志书的分类,还未见有人谈过。人们所谈的仅是志书总体中的方志的分类。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将方志分为一统志、总志、通志、郡县志、合志、乡土志、郡邑志、杂志八种。黄苇先生主编的《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按地域区分将...     

论方志学从传统形态到当代形态的转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促进方志学的改革创新和科学化、现代化,有些学者就提出“当代方志学”这一新命题,并把方志学当代形态的构建作为自己的治学目标。例如,巴蜀书社于1990年就出版一部取名为《当代方志学探论》的论文集(张仲荧著),方志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一部取名为《当代方志学概论》(刘柏修、刘斌主编)的专著。     

《重庆历代方志集成》(全100册)正式出版

正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辑录的大型方志文献丛书《重庆历代方志集成》于2020年12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100册,收录重庆地区从明代成化年间至民国时期的府、州、厅、县的方志共128种,包括5种明代方志、92种清代方志、31种民国方志,其中有28种方志是孤本。同时辑录了《华阳国志》、《大明一统志》、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四川通志》、《大清一统志》、民国《重修四川通志稿》、民国《四川省方志简编》、民国《奉节县食货志》、《蜀中名胜记》、《蜀景汇览》、《蜀景汇考》等11种通志和文献中有关重庆的方志部分。     

南宋方志学家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

我国方志学,是一门历史相当悠久的学科。它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它本身的理论体系和具体内容,主要是研究地方志的性质,方志的编纂宗旨和编修原则,方志的结构和体例,方志的类别和各类方志的作用(社会效益),方志的编纂方法以及方志的整理和利用等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从此以后,许多有关方志学的论著,几乎都唱同一个调子,把章学诚作为中国方志学的创立者,认为中国方志学形成于乾嘉时代。其实,这是一种传统的偏见,必须重新加以鉴定。     

郑珍与方志学

清代大儒邦珍为清代后期的一代宗师,不仅以经学、小学著称于世,并工于诗词,父爱遵义知府平翰之邀,纂辑《遵义府志》,穷3年之功而成。咸丰五年,郑珍又纂成2万亩的《荔波县志》稿。此稿请代无人知晓,民国时期为贵阳人读惕安发现,刊于《贵州文献季刊》,方称于世。郑珍虽然在方志学上造诣很高,但也自律有某些“疏漏”,这正是名儒应有的大家风范。郑珍在方志学上的成就已有许多学者论及,但从广泛历史背景上评价外珍的方志学思想．特别是批判继承他的方志,7水陆华,为新编地方志提供重要借鉴,价人心态学界关心的一个课题。清代乾嘉…     

《方志学综论》简评

80年代,全国形成一个政府主持下的普遍修志的热潮.与此相应,方志学理论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这个百花园中,安徽大学林衍径副教授的《方志学综论》,是一束耀眼的花朵.《方志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1月.以下简称《综论》),全书22万字,分十章,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方志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包括方志学基本理论问题(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方志学的学科体系,方志的名目和种类,方志的性质、作用和特征等),地方志和方志理论的发展历史,地方志的整理和使用,地方志的编纂,以及地方志和方志学的前景等等.出版后,受到方志学界广泛好评,被认为是“十分功夫的一部力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在以下三个方面特色显著:     

余绍宋与民国《龙游县志》

余绍宋为近代著名方志学家，由他主修的民国《龙游县志》和《浙江通志》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先生对民国《龙游县志》推崇备至，在其所撰《龙游县志》序中，将余绍宋与章学诚相提并论。本文对余绍宋先生与方志学的渊源，并对其在民国《龙游县志》学术成就加以阐述。     

清代江苏无通志原因初探

清代是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方志数量繁多,精品迭出,行省地方志编纂也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绝大部分行省都编纂了通志,其中很多还编纂了两部。今江苏地区自宋以来,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方志编修较为普遍,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位居全国前列。但自乾隆元年(1736)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通志》成稿后近200年,江苏没有独立完整的全省通志出版,这也就造成了江苏在清代无通志的尴尬局面。清代,江苏无通志和江苏建省较晚有很大关系。今江苏和安徽地区明为南京,清顺治二年(1645)建立江南省,设左右布政使司,置辖江南、江西,驻节江宁的…     

《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出版

韩章训研究员继《普通方志学》(方志出版社 1999年版 )、《方志学基础教程》(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 0 0 1年版 )之后 ,又有一部新著《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由方志出版社于2 0 0 3年 6月出版。该书运用现代哲学的生产理论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方志编纂学进行了一次新的整合 ,使方志编纂学实现了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化。该书按照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相统一原则进行谋篇 ,全面涵盖和系统阐述了从地情信息到方志文本或方志编纂实践到方志编纂理论的全过程《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出版     

关于《粤大记》及其佚卷

广东通志,其荦荦大者,有明代的“戴志”、“黄志”、“郭志”(两种);清代有“金志”、“郝志”、“阮志”以及民国有“朱志”和“广东通志馆志”等,为数共九种。《粤大记》是明万历南海人郭棐所撰通志之一。郭棐是我国著名方志     

坚持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而继续奋斗——兼与齐放等同志商榷

近日,读了《方志研究》1993年第3期发表的齐放同志《“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提法不妥》的文章(以下简称“齐文”)和第6期发表的金紫衡同志《也对“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提法不妥之我见》的文章(以下简称“金文”),他们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梁寒冰同志“关于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提法,“齐文”指出:“我在全国省级地方志刊物(北戴河)主     

晚清湖北修志新、旧派争论——以两版光绪《麻城县志》的编纂差异为例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及其纂修《湖北通志》的实践对清中期以来湖北方志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新思想传入,晚清时期方志编纂发生诸多变化,这些变化通常被视为近代方志转型的前奏。在该背景下,清末围绕着《湖北通志》的纂修问题出现了主新派和主旧派的争论。通志纂修以县志编纂为基础,通志纂修的争论往往在县志编纂中有集中的表现。光绪二年(1876)和光绪八年两版《麻城县志》在编纂理念、编排方式和部分内容上的差异可以视为是这一时期相关变化、争论和分歧的缩影。通过对两版县志编纂差异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末方志编纂者如何对新、旧派理论进行调和,亦可以为我们分析晚清民国时期方志学转型问题提供案例和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