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视阈下的中国古代边疆文教

所谓"文教",最早出现于《尚书·禹贡》:"三百里揆文教"。东汉荀悦对"文教"一词曾做出解释:"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①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亦曰:"此服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②据此,文教当指礼乐法度,文治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区     

文教普及与边疆秩序*——清前期对广西府江流域的文教治理

在广西府江流域,明清两朝对这一流官区域的有效控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明代推行的军事高压政策并没有能够遏制府江的动乱。清代改变统治策略,推行文教治边。在国家与地方精英的相互配合下,王朝文教的推广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简单说教,而是以文教普及的形式出现,并与边疆秩序互为契合,实现了府江流域的长久安定。但是,乾隆中叶以后伴随着文教普及的中辍,带来了"冒籍混考"、"文教空白区"等社会问题,进而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冲突与动荡。这一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为解决清代如何在边疆地区具体地推行和落实文教治理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生动个案。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边疆史地与边疆学”座谈会综述

<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新疆研究室联合举办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边疆史地与边疆学座谈会"于2017年8月5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云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以及边疆史地与边疆学     

国家安全视阈下的明代绿洲丝绸之路

<正>丝绸之路是两千多年以来中西方交流的大通道,从丝绸之路交往的历史来看,总的趋势是交流日渐深入。就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而言,明显存在着重汉唐而轻明代的倾向;而对明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亦存在着重海上而轻绿洲的偏向。所以,重新认识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的地位与影响,对总体上认识古代丝绸之路具有     

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阈

正政治文化现象和关于政治文化的探索由来已久,但一般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1911—2002)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     

论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形势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复杂性不断增加,困难和挑战不容忽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要注重加强和改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重点在完善制度建构、加强价值整合、注重民生改善、维护社会稳定、激发社会活力、筑牢边疆安全等方面进行强化,实现治理效益的最大化。     

超越边疆: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新思路

传统国家时期的边疆多被视为"地理偏远的边缘地带、拱卫核心的缓冲地带、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带、文化迥异的遥远地带"。随着近代以来领土属性的转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中国开始由模糊的、不确定的、"有边陲而无边界"的传统边疆观向以国际性条约分界定疆的现代边疆观转变。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支援边疆建设,从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到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再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一带一路"建设,国家政策支持和地方政府有机互动为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绝佳机遇,也为边疆地区超越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边疆形象提供了时代契机。"超越边疆"便是在"一带一路"、全球化以及现代化浪潮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基于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客观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基础,在均衡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将边疆地区提升至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增长潜力区的高度,实现国内各地区更为紧密的联结和整合。     

明代西南边疆军屯的作用和影响

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后,继续展开统一全国的战争,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统一。在统一的过程中,他将内地实行的卫所屯田制度逐步推广到西南地区。此后,西南的军屯迅速发展,不仅范围广阔,而且规模大,对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民族之间的融合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长治久安视阈下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

正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地域辽阔,陆地边界与14个国家~①接壤,有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造就了广阔的边疆地区。我国近60%的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边疆省区,为此,这些边疆地区也被称为边疆民族地区。边疆民族地区既是国家地缘上的毗邻之处,又是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更是多元宗教文化的交汇之所,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诗·大雅》:"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中国历代统治者均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广阔的边疆民族地区     

加强古代边疆政策研究 促进当代边疆治理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在促进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壮大进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加强中国历史上边疆政策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明代西南边疆经略中的粮饷供应问题

明朝统一云南初期、三征麓川以及抗击缅甸入侵,是明代西南边疆经略的重要时期。三个时期的粮饷供应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在供应内容上,明朝统一云南初期和三征麓川时期以供应粮食为主,抗击缅甸入侵时期除了向募兵供应月粮,还要供应饷银。在供应方式上,同一时期有多种供应方式,不同时期供应方式有变化,且各有侧重。粮饷供应对明朝西南边疆经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明代云南边区土司与西南边疆的变迁

洪武二十一年(1388)始,明政府在今云南边境以外的缅甸大部以及泰国、老挝北部设置了11个宣慰司、1个宣抚司、1个安抚司、6个长官司、1个土府.这些边区土司的设立将相关地区纳入了明朝的统治范围,拓展了中国的西南边疆.这些土司,在设置的历史条件、制度内涵、实施管理方面,均与内地土司存在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是导致明嘉靖以后边区土司体系崩溃、西南边疆萎缩的重要原因.     

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末新疆地方行政建置演变

清末新疆行政建置的演变,使新疆最终形成“道四、府六、厅十一、直隶州二、州一、县二十一、分县二”的行政区划格局,为今天新疆的行政区划奠定了基础。行政建置的调整是国家力量不断向新疆基层社会推进的结果,为国家直接治理新疆基层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边疆治理和中国边疆学构筑高层论坛述要

正中国边疆学既是一门探索中国边疆历史发展规律的学科,也是一门直面中国边疆治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学科。随着我国边疆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的边疆治理研究和中国边疆学构筑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2017年10月中下旬,由云南师范大学主办,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中国边疆学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边疆治理和中国边疆学构筑高层论坛"在昆明召开。一、中国边疆学构筑的理论与实践。中国边疆学构筑是一项涉及宏大而具体的理     

清至民国广西边疆开发治理活动的历史启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广西边疆治理研究之一

广西在清至民国时期迭经政权鼎革,战乱、稳定、发展、繁荣、衰败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见。其间既有时代潮流,又有人力使然。不同政权因时而异改革建置,稳定政治局面;因地制宜恢复和发展经济,推动地方开发;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开启民智。这一系列政策和举措不仅增强了广西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而且也为广西边疆开发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与此同时,又因战乱、灾害等冲击,各级政府不断予以调适与应对,尤其是近代边疆危机背景下传统王朝边疆治理策略的转型,对实现广西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梳理和考察这些事件和相关历史活动,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建设壮美广西,从而更好推动广西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佛教官寺与唐代边疆治理

边州是唐前期在边疆地区设立的特殊的州级政区,也是唐代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四次诏立佛教官寺的宗教政策在广大边州地区亦得到普遍执行。诸边州设立佛教官寺的形式,可分为以容州为代表的先后取代型和以沙州为代表的同时并存型。由于佛教官寺对普通民众开放,边州官寺所承担的政治象征与政治宣传功能,通过立寺、重修、宣讲、立碑、铸像、国忌行香等制度和仪式,发挥着不断塑造、强化和维系边疆官民对唐朝政治认同的作用。     

试论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

本文尝试对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以后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进行探讨。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即指在澳门这块中国拥有完整主权的领土上,明朝政府管辖下的一个特殊侨民社区的治理形态。这一治理形态出现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视作明朝地方行政管理上的一个特殊形态。它的产生,是明朝在明中叶以后面对国内外新的变化格局、吸取历代统治经验教训、调整内外政策的结果。这一治理形态产生于前近代东西方最早的交通点上,定型于明代,为清代所沿袭,直至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为澳门葡萄牙总督亚马留（ＪｏａｏＦｅｒｅｉｒａｄｏＡｍａｒａｌ）所破坏,存在近３００年。从澳门治理的层次上看,是一上一下,一主一辅,中国地方政府在上,为主,居澳葡人自治机构在下,为辅;就治理的方式而言,是中西合璧,既是中国传统地方行政治理的延续,又加入了西方城市自治的因素。可以说作为中西直接接触早期出现的这一治理形态,既是对古代中国地方行政特殊建制和地方自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在西方扩张东来的新形势下,吸收西方制度因素的结果。因而这一治理形态是中西直接接触早期中西制度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产物。     

《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评介

<正>齐畅著《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书以墓志碑刻等出土史料为基础,通过个案分析对以往传统史学关注的重点领域——宦官这一群体进行重新考察,令人耳目一新。首先,研究方法上,该书摆脱了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着眼于政治制度本身演变的方式,选取明代宦官制度发展关键时期的代表性宦官即永乐宣德时期的刘通、刘顺兄弟,成化弘治时期的钱能,正德时期的高凤,嘉靖时期的麦福,万历时期的陈矩,以五名宦官及其家族研究为中心,在缜密细致的考证基础上,     

文教蔚起,黔书中兴——明代贵州书法谈之二

正贵州土司对教育的重视,加上流官在贵州文教方面的大力推进,使贵州文化在明代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其后,贵州乡试开科,为贵州培育本地人才奠定了基础,贵州开始了广而深的文化建设,书法艺术也不断兴盛起来。在此背景下,走出去的贵州人日渐增多。在那些通过科举之路走上仕途的人中,不仅在学识上声名远播,政治上也有所作为,在书法上亦是造诣非凡,且留下了一定的书法印迹。南明王朝最后建立于贵州安龙,这段     

文教蔚起,黔书中兴——明代贵州书法谈之三

正蒋杰:笔力奇矫才早发蒋杰,字美若,号象岩。普安卫(今贵州盘县)人。先祖来自苏州吴江,万历十六年(1588年)中举,次年中进士。他先出任南雄知府,继而晋升为广东布政使司副使。后来辞去官职,游览各地,寄情于山水之间,浸淫于抚琴和书法创作之中。蒋杰的书法始习颜真卿,后旁涉黄道周、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等人。他与董其昌有较深的友谊。蒋杰一生足迹几半天下,见多识广视野开阔、书法上博采众长,是以个性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