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与清代科举考试

《孝经》与清代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互动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即《孝经》与清代科举考试的关系。自顺治帝将《孝经》纳入科举考试,以论体出题从而衍生"孝经论"的科举文体。这一科举文体成为清代科举选才的一个特殊标准,历经数朝的变动与争议,最终在乾隆末年退出科举乡、会试。探究"孝经论"的衍出及其流变,既可以展现清代统治者宣扬"以孝治天下"的用意,也有助于全面把握清代科举选才取向的复杂内涵。     

唐代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狎妓风气

据《旧唐书·职官志》载,唐人入仕的途径主要是流外入流、门资入仕与科举考试。其中以流外入流而入仕者为人所轻且很难升迁,而以门资入仕仅限于高门子弟,因此科举便成为中下层地主阶级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唐代科举考试不断发展,除了录取规模扩大和录取人数增多外,还打破传统士     

从南北榜到定额取士——明代会试取士区域矛盾的合理解决

南北榜案、南北卷、定额取士是明代科举中三件极具代表性的大事。在详细考证南北榜案始末,南北卷制定的时代背景和定额取士模式形成的基础上,发现三个事件紧密联系,都与区域公平取士有关。通过南北分卷和定额取士,进士作到了公平录取,取士实现了精细化,公平合理地解决了长期以来科举考试中客观存在的南北区域之争,在科举史上极具创新性。     

文史摘

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科举社会是指科举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科举影响无所不在的社会。由于科举考试在教育、文化、政治方面的功能日益强大,而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尽管它有明显的局限性,也曾遭遇过不少历代重臣的反对,但1300年的封建统治对它仍“欲罢不能”。科举考试正是以其漫长的存在时间和巨大的历史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征。宋朝以后,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科举社会,朝廷、士大夫及学术文化经由科举而紧密结合。隋唐虽行科举,由于其对中下层能动极小,可以看作是门第与科第并存相争的社会。及至取士不问门第“,一…     

试论科举考试的作弊方法

自隋炀帝开科取士到清光绪帝废科举,在科举考试中通过作弊以取得功名这种行为一直贯穿于1300年的科举史。本文主要对科举考试的作弊方法和作弊工具以及对科考作弊的防范与处罚进行介绍。     

《唐五代科举的世界》评介

<正>《唐五代科举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金滢坤教授新推出的又一部深入探究唐五代时期科举考试的著作。全书分上、下编,上编《科举考试制度新论》主要围绕科举考试内容变革和建立公平机制而展开,下编《科举与社会变迁管窥》主要围绕科举对童蒙教育、清望官选举、铨选制度、入幕、婚姻观念以及藩镇割据、党争等政局变化的影响而进行,全书凡30余万言,重点探讨了18个问题。虽然不能反映唐五代科举考试内容的全貌,但却抓住了唐五代科举考试中为学界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在科举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鲜     

宋代闽北地区进士的地理分布及其原因

宋代是福建历史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福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科举考试方面，宋代福建科举考试位居全国第一。宋代319年间共举行118次进士科考试，录取进士3万多人，其中福建7607人，占约四分之一。科举活动的盛衰和中举及第人数的多寡，往往是衡量一个地区文风高下和教育水平高低最重要也是最客观的尺度。     

桂林古代科举考试的亮点

桂林古代科举考试业绩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亮点,如科举三鼎甲人数多、科举考中进士人数多、科举考试家族兴盛等。而形成科举考试亮点的主要原因有：古代桂林学校教育事业繁荣;     

清代台湾儒学文化的地域分布原因

科举制自隋创设以来,一直是学子人仕的最主要途径,以后的明清继续沿用这种考试制度。明清时期的学校不仅是科举考试的服务机构,更成为传播儒学文化的重要场所,而各地的科考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儒学文化的兴衰。清代台湾亦是如此。     

乡族·科举·港口：明代琼州文人地理网络与地缘认同

明代琼州乡族科举网络,以琼山家族师友关系为中心而展开,呈现出数量大、地域分布广、内部联系紧密的特点,并与琼州北部、东部贸易港的分布有密切关系。琼州文人重视科举的态度,以及受贬谪文人影响而成的文化性格,体现了边缘岛屿文化对大陆中原文化的认同理念,加强了琼州与中央朝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使二者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他们以开放前卫的海洋意识和国际视野,从地理边缘走向朝政中心,并将影响辐射至全国。     

清代“北五省”与“南五省”地理概念探源

“北五省”与“南五省”两词在清代史料中偶有记载,关注者寥寥,少有专门研究。“北五省”当源自“北皿”,“南五省”则来自“南皿”,北皿、南皿所辖省份分别于康熙年间、乾隆六年的最终定型,为“北五省”“南五省”两词在官修史料之出现提供制度依托。两词因科举而生,亦因之而废。随着晚清废科举,南北分闱不复存在,“北五省”与“南五省”亦逐渐成为历史名词。     

皇权与科举——明清恩诏科举广额考论

恩诏广额是明清科举考试中因皇帝特恩增加录取的一次性扩招名额。与生员学额和乡会试中额等逐渐成型的定额不同,恩诏广额是介于成型制度、习惯性规则和统治者的自由裁量之间的问题,显示了君主制与科举制的互动。本文旨在考察明清恩诏科举广额制度的原委及其具体实施和调整状况,以及背后因应的重大历史事件,概括恩诏广额的常例、定额和类型,探究明清两朝恩诏科举广额制度的异同与演变,以为进一步探讨明清科举制度的源流递嬗和明清政治异同,提供一特殊的观察视角。     

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

明代自太祖洪武三年(1370)首次举行科举考试始, 即于乡试录取中采用固定解额制。它主要是根据各省区的人才分布或者说是人文状况,分配一定的乡试录取名额。如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的《初设科举条格诏》即对开科地区乡试录取人数作出如下规定: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等省40名,京畿地区100 名。(《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续修四库全书本)然而,明初于长期战乱之后立国,百废待兴,人才匮乏,思贤若渴。诏令虽对开科直、省乡试录取的举人数额做了具体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又有变通,“人材众多去处,不拘额数;若人材未备,不及数者,从实充贡”(《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此即其他     

清代边疆名臣明谊传

明谊(1792—1868),字古渔,姓托克托莫特,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出生于蒙古正黄旗的一个官宦家庭。祖父策丹曾任副都统之职,兄明训历任吏部右侍郎,内务府大臣和副都统等职。在官宦家庭的熏陶下,明谊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从政为官的道路。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明谊考中二甲进士,被授为兵部主事。其后他担任过则例馆提调,马馆监督和张家口税务监督等官。道光十八年(1838年)春,明谊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任用。同年三月,被任命为广东琼州知府。琼州即今海南岛。明谊任琼州知府三年,道光二十一     

明代温州科举的衰落

南宋时温州进士人数高居浙江第一、全国第二,入元后其进士人数迅速下滑至浙江中下水平。本文通过详尽的进士人数统计,发现明前期六十多年间温州进士涌现率一度居浙江中上水平,但正统年间之后其科举迅速转弱,延至明末,已成为浙江科举最落后的地区。通过统计举人数量后发现,导致温州籍进士人数偏少的直接原因是温州籍读书人在历届乡试中不能取得佳绩,并且越来越差。在此基础上,本文全面分析了导致明代温州科举衰落的深层次原因。     

状元并非都是文冠天下

我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朝,此后一直沿袭到清代光绪年间。在这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里,科举考试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材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文人儒士博取功名,挤身统治阶层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可分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各县的童生参加府里举行的院试录取后,称为生员,即秀才。秀才到省里参加乡试,取中后即为举人,举人的第一名称解元。各省的举     

科举两湖分闱,促成近代湖南人才井喷?

正自古以来,寒窗苦读的士子们均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而科举考试几乎是实现这一梦想的唯一通道。其竞争之激烈,现今被称为"最残酷"的高考和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亦无法和它相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和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一样,湖南科举考生面临着考试难度大、考中机会少的困境;即使与同场同卷的湖北     

王华、王阳明父子与徐爱的科举之路

<正>科举制度是隋唐时期开创的人才选拔制度,宋、元、明、清各代沿用,于1905年废除,沿袭1300余年之久。明代是科举考试的鼎盛时期,无数读书人利用所学知识,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经邦治国,报效国家,留下历史美名。浙江余姚是明代科举重镇,人才辈出。余姚人王华和其子王阳明及其女婿徐爱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走向辉煌人生。他们的科举之路有着不同的故事。     

清朝科举策问与官方《明史》修纂

清朝科举考试策问官方《明史》修纂,始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顺天乡试;但到乾隆朝殿本《明史》刊布之后,科举策问仍试及官修《明史》。官修《明史》的时政内容大规模地进入科举策问,旨在使广大士子深入了解官方政治,积极阐发有关《明史》修纂的史学见解,提出有益于《明史》修纂的建议和意见,说明当时国家对此重大"文治"工程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当然,清朝官方主导下的科举策问与《明史》修纂,以及对士子策答《明史》修纂之建议和意见的吸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私双方在《明史》修纂上的弥合程度,对稳定和巩固清朝统治具有重要影响。     

“走出科举”:七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流动研究的再思考

7—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流动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掌握政治权力的精英阶层的循环和流动。中外学者将目光首先投向科举考试所造成的精英循环和社会流动。由于单位选择的差异,学者们对于"家世"在社会流动中的影响有不同的评估,但家族社会地位的维持,最终取决于家族成员在科举考试中所取得的名次以及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各个时期科举考试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涉及相应历史阶段教育资源的分布、考试录取配额制度等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辽、金、元王朝大多维护其本民族上层的特权,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原有的社会流动机制,甚至使社会分层趋于固化,应该通过长时段的研究来评价其对于明初社会流动的影响。进行7—20世纪初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如果能深入挖掘史料,建立数据库,使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将研究视野从科举之内扩展到科举之外,全面客观地评价社会流动的积极成就与负面效应,则对那一时段中国社会的理解必将得到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