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对西北边疆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边疆情势的进一步恶化,西北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开发西北"也成为国策。各种关注西北的团体和刊物层出不穷,开发西北协会即是其中之一。该协会施行了包括制定各种西北开发计划、发行《开发西北》月刊、举办西北文物展览会、谋设垦殖实验区等一系列措施,并联合相关团体及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开发西北的工作,对于西北开发及西北边疆研究均做出了突出贡献。     

汉简所见“私市”研究

以往学界在讨论边疆经济问题时,多就屯田、经济开发、商业贸易等问题进行具体研究,并将私市归纳到普通商业行为当中。结合出土汉简文献,以中央政府与地方的互动为中心,去探讨私市这一特殊的经济形式所反映的中央与边疆的互动关系:二者的互动从来就不是单向的,在边疆向心力的培养过程中,西汉政府处在"二律背反"的矛盾境地之中。     

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

"秦所通越道"包括驰道、"新道"两次修建的南岭峤道;两汉武帝元鼎间、光武帝建武间、章帝永初间、灵帝熹平间五次新修和改建南岭交通,开创了岭南与内地联系的新格局。其交通的开发为维护大一统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起到了桥梁作用,也为维护岭南边疆的安定起到了安全保障。岭南的珠玑、玳瑁等饰物;翠羽、孔雀、能言鸟(鹦鹉)、白鹇等珍禽;犀象等奇兽;以及异香、美木、异果等物品,北方的缯帛等,往来于南岭南北。而交通的开发,也在促进岭南地区的城市、社会、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清代黄龙山地垦殖的政策效应

本文以清代黄龙山地的垦殖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清代中央到地方影响山地垦殖的有关政策的梳理, 分析了鼓励山地垦殖政策和逐步取消对外来移民的限制政策互相作用。这种政策的效应在清代中后期使得黄龙山地人口增加、垦殖范围不断扩大, 随着这种垦殖的盈缩, 有清一代, 其覆被经历了林地-农地-林地的变迁。山地垦殖的结果导致了黄龙山地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西州与东汉政权的建立

随着汉武帝对西北的拓土与开发,最初指称西南的区域概念"西州"逐渐扩及西北之朔方、凉州,有时甚至专指西北。两汉之际西北移民增多,经济渐盛,地方豪族发展壮大,地方乡里认同和区域关系网初步形成,完成了从异域到旧疆的转变。隗嚣、窦融和卢芳三股西州割据势力,凭借特殊的地缘位置和羌胡劲兵对东汉政权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边疆与中央的关系中,边疆并不完全是被动性的,亦有其主体性及主动选择的空间。     

清代边疆开发研究概述(上)

有清一代边疆开发研究,既是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篇章,也是清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的开展,有助于清代边疆政策研究的深化,使人们能更好总结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清时期得以奠定的历史进程。本世纪30～40年代,围绕这一专题曾出版过几本专著,如朱惠方、董一忱《东北垦殖史》,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曾仲谋《广东经济发展史》     

清代广西经济治理活动简述——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广西边疆治理研究之二

清代广西伴随政治层面乱与治的历史进程,在前中期因地制宜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为广西边疆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中法战争后,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通商口岸对广西的入侵和影响逐渐加剧并日益明显,"纾民困""固边圉"不仅成为清朝中央政府、广西地方官员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而且也是时人的迫切愿望和要求.考察这些历...     

边疆人的边疆话语——《〈新青海〉校勘影印全本》的“边疆学”价值

《新青海》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报刊文化现象诞生在近代中华民族危机和开发西北及边疆学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是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求学与工作的青海籍知识分子成立的新青海社所创办的月刊,是边疆地区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反映。它作为历史文本有着重要的社会与学科价值,既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志,又是具有独特价值的重要历史文献,而且作为西部边疆人的现代报刊在近代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作为"边疆学"的边疆人的本土话语对我们今天构建新时代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有着可以攻玉的学科价值。     

新亚细亚学会及其边疆问题研究

作为抗战时期四大边疆研究团体之一,新亚细亚学会通过创办《新亚细亚》月刊、出版丛书、组织边疆考察、举办边疆文物展览会等途径,向国人介绍边疆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知识。在此基础上,该学会提出了整饬边防、移民实边、发展交通等诸多建设边疆的构想。该学会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切合了时人要求保卫与开发边疆的客观需要,促成了边疆研究的又一次高潮。受诸因素所限,该学会亦存在历史局限,如官方色彩过于浓厚、仇共反共、过分崇拜宗教以及“大汉族主义”倾向等,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其自身的健康发展。     

“地方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4月25日,《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与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地方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广东肇庆召开。研讨会以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作为切入点,拓展地方史研究的视野,将以地方社会为主体的地方史研究与以王朝政府为主体的边疆史研究相结合,探究王朝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此次会议共有20余位学者参与讨论,其重点集中于岭南和西南边疆,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列宁对边疆经济问题的剖解北大核心CSSCI

列宁对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边疆地位问题、边疆开发与边疆移民、民族主义与边疆发展等问题均有精辟论述。列宁强调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巨大,并且就其在俄国国家的地位来说,边疆地区保证了俄国资本主义不仅在纵的方面,而且在横的方面都得到巨大的发展。列宁倾向于从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待俄国土地问题与边疆垦殖、移民的关系,认为农民真正获得自由和完全摆脱农奴制的压迫,才是广泛利用俄国边疆大量待垦土地的一个基本前提。列宁还提出,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统合,不应建立在武断、生硬、机械的所谓国语确立等外在形式之上,而应建立在长期、自由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流转的基础之上。     

清代云贵地区的矿务管理与地方行政——以厂员、店员、运员为中心

以往研究对于清代滇铜黔铅开发与云贵地方行政、边疆治理之间的关系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从矿务管理者(即充任厂员、店员、运员的云贵地方官)切入,分析清代滇铜黔铅矿务管理与云贵地方行政之间的关系,探讨清代矿务管理对地方行政的作用与影响,以期全面认识清代滇铜黔铅开发。     

有“天良”戳记的新边业银行券

边业银行有旧边业银行和新边业银行之别。边业银行最早是由西北筹边使、皖系军阀徐树铮以"开发边疆,巩固国防"为名呈请北洋政府立案,于民国七年(1918年)设立的。边业银行成立后即享有发行纸     

试论清代东北“新满洲”维护边疆稳定的历史贡献——以抗俄斗争为例

入关前后,清政府将东北边疆的库雅喇、赫哲、索伦、达斡尔、鄂伦春、锡伯等众多部族大规模内迁,作为"新满洲"编入八旗,编入八旗的东北"新满洲"各族在雅克萨战争前、雅克萨战争期间及鸦片战争后等抗俄斗争中,为反击沙俄侵略、保卫东北边疆安全及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一定时期为维护保证东北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地方精英与边疆治理:以改土归流后滇中哀牢山区“三属地”的礼化实践为中心

清代哀牢山区"因俗礼化"的实践堪称改土归流后边疆治理的样板。随着改土归流及边疆内地化的推进,云南哀牢山腹地多民族聚居的"景镇新三属地"的范围缩小到了景东、镇沅、新平三县交界的三角地区。地方精英在山庄经济的土壤里产生,并积极回应国家"德教"与"声教"的治理策略,通过讲圣谕、刊善书、兴学校、禁盗匪、制规约、解冤结、开道路等方式,将当地变成人文蔚起、民族关系和谐的"礼乡"。这一礼化实践是国家政策与地方精英对策之间互动交融的过程,尤其是地方精英能动作用释放的过程,是一种基于多元民族文化自性与自觉的边疆治理路径。     

中亚局势与我国西北边疆安全问题初探

中亚地区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山水相连,许多少数民族跨界而居,形成了复杂而多元的关系。在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亚地区局势与我国西北边疆安全息息相关。中亚地区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区域,中亚五国存在的边界冲突、跨界民族问题、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边疆安全问题,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发展和稳定直接相关。西北边疆的社会结构和自然表征十分独特,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多体制、多生态、多资源是其重要特征。通过对中亚局势对西北边疆安全威胁的识别、评估与边疆安全新难题的剖析,建构边疆安全治理新范式,探讨西北边疆安全治理新方略与新路径,有利于增强边疆安全的分析力、解释力、说服力与预测力,归纳边疆安全的驱动力模型,建构"边疆安全"的认识论与基本范畴、问题领域与研究对象、方法论与学术争论,以及边疆安全治理的价值支点、价值取向、路径选择等,从而推动新形势下的"中国边疆安全学"理论体系建构。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币政与政治推进

国民政府基于抗战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考量,自法币改革后,在西南边疆积极推行币政,以期实现其政治意图。一方面,基于共同目标与特定利益的考量,中央与地方当局发生多元互动的有效整合,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金融管理,将一直自成体系的西南金融圈纳入到中央金融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政治意图推进和边疆治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币政推行过程中,地方当局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呈现博弈之另态,反映其经济整合之另一侧影。     

传承与创新:中国边疆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思考——第五届“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综述

<正>2017年6月17—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西安召开,会议主题是"传承与创新:中国边疆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思考"。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黑龙江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河南大学、河海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70多位青年学者与会,围绕会议主题展开讨论。     

区域视野下的明清川黔边界博弈——以"遵义调龙安"为中心

川黔两省在边界地区存在大量疆界错壤,加之边境地带的管辖权十分模糊,历来难治.明清时期鉴于时局的变化以及稳定地方政治的需要,朝廷对川黔两省交界地带重新勘定,明晰其边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雍正年间的"遵义调龙安"1."遵义调龙安"表面上看是简单的政区调整与两地归属权的变换,其本质则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博弈,是中央欲通过对地方政治空间的再塑造,从而达到维护川黔两省政治经济均衡及巩固西南边疆之目的.     

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突破--对广西“一府两运河”独特现象的解读

本文以史实为依据,从清廷逐步加强西南边疆统治的角度出发,主要从改土归流、滇铜北运、西米东盐等方面对清代广西“一府两运河”繁盛原因作一解读。在此基础上,论述清统治者加大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与开发根源于其治边思想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