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文化群体研究刍议

陶澍(1779—1839)孤零零从一个偏远的贫瘠山乡——湖南安化走出来.通过科举,踏入仁途.最后面对辽阔的大海,在熙攘的江南显达,于道光初、中期,初任安徽、江苏巡抚.后升任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授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总督江南、江西军务,节制巡抚、都督、总兵,总理两江粮储,操江南河务,兼理两淮盐政,前后为官30余年.在江南19载,集江南政、财、军权于一身,成就了一方封建大业,留芳后世.这是为什么?寻求其个人素质及其时代的文化轨迹的“来龙”,着意窥测其“去脉”,研究这“来龙”与“去脉”的     

曾国藩进驻祁门后皖南的军事斗争及其影响

曾国藩进驻祁门后皖南的军事斗争及其影响董蔡时１８６０年夏,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忠王李秀成奉命乘胜东征,大军所向,战无不胜,连下常州、苏州,江南大营统帅和春退守苏州浒墅关,两江总督何桂清遁逃上海。清政府东南大局瓦解。６月８日,清廷命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     

陶澍选婿择媳之法

正陶澍,湖南安化人,清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道光元年(1821年)任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道光五年(1825年),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年(1830年)升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官至宫保尚书、太子少保,道光十九年(1839年)六月卒,谥文毅。陶澍在道光皇帝眼中,是被特别垂青的能臣干吏,为疆臣督抚之中翘楚。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言,在道光帝的心目中,各地大吏中最得意的大约有四人:一是两江总督陶澍,为政老练宽达;     

陶澍计惩奸诈小人

<正>陶澍(1779-1839),字子霖,清嘉庆七年(1802)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升御史。曾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使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道光皇帝曾亲书"印     

陶澍计惩奸诈小人

陶澍（1779—1839）,字子霖,清嘉庆七年（1802）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升御史。曾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使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道光皇帝曾亲书“印心石屋”匾赐之。1839年6月病逝于南京。     

试论皖系军阀的形成

1.内轻外重的政治状况是孕育军阀和军阀派系的温床。清朝沿用元、明两代旧制,在地方设总督和巡抚等加以治理。在专制王权全盛的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对这些地方督抚还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但到晚清,由于农民起义和列强入侵的内外交困,王权开始走向衰微。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抚的权力,则在平内乱、御外侮的幌子下,日益坐大。“兵额彼自定之,兵费彼自设厘金以筹之,军队驻在地,彼自择之,彼等以文人而绾兵符,故国家之政,彼与闻之。彼为两江总督,则以两江之军务属之,彼为北洋总督,则以北洋之军务属之”。而且,清政府一旦遇有重大问题与决     

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

湖北新军是在张之洞从两江带回的部分江南自强军为骨干建立的护军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甲午中日战争吃紧之际,张之洞奉命摄两江总督篆,而且一度署江宁将军篆。在署理两江总督期间,为了加强海防,曾仓促经营,“兵则新募于各省,械则赶购于外洋,炮台补救而未遑,兵轮整饬而非易。     

重读林公轶史 庆祝香港回归

在举国庆祝香港回归的今天,重读林则徐轶史,缅怀前贤,勿忘国耻,激励后人,爱我中华。爱国主义精神,世代延续,瓜瓞绵长。林则徐在江苏任巡抚时,陶澍当时任两江总督,是其上级。陶、林曾合力兴修水利,在疏浚诸河湖水道时,陶发现林见识超人,深佩其人品,曾遗疏道光皇帝,荐其接任两江总督,后因林奉诏去广州禁烟故未果。陶去世后,林亲撰一副挽联：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志,美溢终凭公论定;前型重山斗,步趋糜及,遗章惭负替人期。上联对陶政绩人品给予褒扬,下联对陶推荐表示感恩知己。陶公巨眼,早已识林为栋梁之材也。16世纪以来,…     

论何桂清与江南大营

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研究江南大营与地方督抚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军事斗争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旨在对两江总督何桂清与江南大营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敬请大家指正。一、何桂清操纵江商大营     

沈葆祯与台湾（上）

沈葆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生,其父系道光举人,母系林则徐之妹,妻系林则徐的次女。沈本人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举人,二十七年为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编修,进而历任知府、广饶九南道、按察使、江西巡抚、总理船政大臣,同治十三年(1874年)任台湾巡视兼办各国通商事务,光绪元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     

高斌《南河图说》与乾隆首次南巡研究

雍正年间黄河河政管理制度的变化,推动了清代黄河图绘制内容和机制的变化;而康熙年间张鹏翮所绘河渠水利图集的内容和形式,也影响了乾隆年间江南黄运河图集的编绘。海内外分别收藏有以江南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工程为主题的河渠水利图集一"南河图说",经考证均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江南河臣高斌、张师载等人在乾隆帝首次南巡的背景下绘制呈送的定本、副本或后人摹绘本。《南河图说》既是河督高斌反映河情、陈述治河政见、彰显治河政绩的工具,也是乾隆帝确定南巡路线、了解河务、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南河图说》的绘制、呈奏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乾隆首次南巡的模式,对研究乾隆南巡和乾隆朝河政运作具有重要价值。     

台北故宫藏雍正《豫东黄河全图》研究

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黄河河患中心从江南段向其上游的河南段推移,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几任河臣均把治河重点放在河南段。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治河重心的变化推动了雍正年间河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了江南黄河、豫东（河南、山东）黄河的分治。雍正二年至八年（1724-1730年）间,先后担任副总河和河东河道总督的嵇曾筠在河南推行以开挖引...     

周馥与山东黄河的治理

作为晚清封疆大吏的周馥,对山东黄河的治理尤为重视。在治理前,他非常重视考察黄河水性,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治水方案。治理黄河本身体现了周馥重视农业的思想。     

陈宣帝太建北伐述论

陈氏太建北伐,系东晋南朝北伐史上的绝响之作。陈宣帝太建北伐的政治策略,是联周击齐;战争进程是先取江淮,而后强争黄淮交战于周。就南北对峙军事要地与江左国土安全关系论,太建北伐是内含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的双重底蕴的。但陈氏起于南朝末造,经济武备均不及北朝,陈宣帝不能审此而失之烛远,穷兵远略将不可避免最终的失败。太建北伐始胜于周齐交争之隙,终败于北周统一北方之际,要在“合纵图齐”政略选择的失误;太建北伐最终归于失败,要在不仅折兵阃外再失淮泗,而影响亦及于南北统一的历史进程。     

直皖战争期间的皖系骨干吴光新

1920年7月,直皖战争在直隶境内进行.皖系骨干吴光新,虽未直接参与战争,但在段祺瑞的授意和支持下,为击败直系,上窜下跳,作了充分表演.其一,是年2、3月间,段祺瑞图谋赶走豫督赵倜,让吴光新取而代之,以便拦截北归直军于途中.但这一图谋未能得逞.其二,是年5月,驻防湘南的直军吴佩孚部,为搞垮皖系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在与南方结盟后,撤防北归.直军一撤,湘军立即接收直军原有防地.张的统治岌岌可危,遂请求时驻岳州等地的吴光新部来援.但吴为保存实力,坐视张之垮台而不加援手.其三,直皖战争爆发后,直系王占元在武昌设计将吴光新扣押,并将其分驻各地的部队一一缴械,这对皖系在战争中的惨败,无疑是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战争结束,吴被免职查办,并交付军法审判,可谓身败名裂.     

东晋南朝的方位州考释

在东晋南朝史书中有大量关于东州、西州、南州和北州的记载。这些以方位词来称呼的"州",含义和得名的原因都较为复杂。西州主要指代扬州官府和荆州,偶尔指益州。东州主要指代扬州,其次是东扬州。南州主要指代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城,偶尔指江州和广州。北州主要指代青州,其次是泛指北方诸州。荆州是最大的军事重镇,扬州是京畿地区,二者的户口超过全国的半数,被世人比拟为先秦的西陕和东陕,因而被称之为西州和东州。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城是防御长江中上游和北方军事势力攻击的重要屏障,因位于京师之南,故被称之为南州。益州和青州位居西部和北部边疆、经济富庶、战略位置重要,故被称为西州和北州。东扬州称东州,江州和广州称南州,都是因为物产富饶。这些方位州的得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     

首阳斋藏■器与西周宗法社会的贵族教育

本文对新近公布的首阳斋藏西周早期簋铭文作以考释,认为其反映了西周早期宗法社会贵族的教育问题,并得出了庶子虽不能直接继承祖考职事,但才艺考核优秀者亦可被任以官职的结论。簋铭文为研究周代贵族子弟尤其是庶子的教育和任官问题提供了新材料。     

完颜昌对宋态度的转变及其成因

完颜昌的对宋态度经历了一个由主战到主和的转变过程 ,主要是由宋金战争形势发展变化所决定的。至于他主张将河南陕西之地交还南宋 ,则不仅仅是受宋金战争形势发展变化影响的结果 ,也是金朝内部矛盾以及完颜昌有意交结南宋的产物     

道光十一年冬季严寒对京杭大运河运作状态的影响

利用清代地方志、档案等文献资料,复原了道光十一年(1831-1832年)冬的严寒实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严寒对京杭大运河各段运作状态的影响。研究表明,道光十一年冬的严寒涉及我国整个东部地区,是此前百年中最冷的一年。在漕政日益败坏的道光年间,正常情况下的漕河整治与管理已属不易,极端气候更增加了其困难。因地理位置、面临任务以及对气候变化敏感度的不同,此次严寒对各河段的影响也就各有差异。山东运河远离黄河,水浅冰厚,主要表现为河道疏浚的困难;苏北运河地处黄运交汇,凌汛多发,主要表现为堤防修守的艰辛;江南徒阳运河虽出现了漕船通行的延迟,但相对涝灾而言,寒冷气候的影响是其次的原因。     

时移势变：论包世臣与常州士人的交往及经世思想的嬗变

嘉道之际,考据学仍在发展,经世思潮正在兴起.作为经世思潮初期中心人物,包世臣并非孤独的独行者,他与常州士人关系极为密切,自视"常州同党",他的用世精神得到常州士人的呼应,从而在江南形成了颇有声势的经世思潮.包世臣经世之道以取得实效为宗旨,故他不愿持论过高,而是主要针对具体时政而论,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矛盾焦点的转移,他思考问题的重心也随之改变,相应的对策也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