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的"太平馆"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是专门接待明朝使臣的馆舍.围绕太平馆的接待职事,朝鲜设置迎接都监都厅,下设"六色"及各司负责使臣的生活起居,户曹、兵曹、工曹等衙门分别配合,负责财务、保卫、修缮、供给等项事务.太平馆内主要举办接待明朝使臣的各种宴会并进行贸易洽谈,是朝鲜王朝与明朝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机构,具有"崇华事大"的象征意义,对维护和发展明朝与朝鲜的封贡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朝鲜王朝对中国书籍的购求及其对儒家文化的吸收

朝鲜王朝从中国获取书籍的数量、种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从明朝获取书籍的途径一是由明廷赐给,二是由使臣在市场购买。与此同时,朝鲜王朝也重视对引进书籍的印制和传播,努力吸取书籍中蕴寓的思想理念、行为规范,从而使儒学在朝鲜半岛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     

明代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研究

明代辽东为朝鲜使臣陆路入贡明朝的必经之地。朝鲜使臣行经辽东时,不时地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是明鲜宗藩关系的内在要求。明朝优礼朝鲜使臣的主要动机是密切中朝关系,巩固以明朝为中心的藩贡体系。事实证明,朝鲜使臣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后,更多感恩于朝廷。这无疑有助于中朝关系的发展。试梳理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并对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的原因、效果加以阐述,以期有助于中朝关系史的研究。     

明朝颁历朝鲜及其影响

东亚"朝贡体系"之中,明朝对藩属国颁历授时,是其履行宗主国权力的重要体现。明朝对高丽/朝鲜的颁历关系,始自洪武初年,到永乐初年才形成定制。朝鲜使者每年岁末兼行奉咨请历,明廷赐给王历一本,民历一百本,由使者赍回。若不及领取,明朝也会遣使颁历。朝鲜王朝在遵奉明朝正朔的同时,国内自印小历敷用,存在二历并行的局面。有时,所造之历甚至流传回中国。朝鲜王朝谨防此违制之举被发现,常审慎对待明使。明廷颁降之《大统历》在朝鲜王朝具有权威地位,李氏君臣常据之考校本国历日正误,据之择吉行事,还据之修订本国历注。入清以后,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语境中,明朝颁历之举还体现出深远的后续影响。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探析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是彼时中朝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满住部活动于辽东地区,与朝鲜国境毗邻,于是因地理之便与朝鲜开展贸易,但由此也与朝鲜产生了诸多摩擦,因而遭到了朝鲜的多次征伐。由于建州女真为明朝的地方政权,而朝鲜又属明皇朝的藩属国,因而朝鲜在如何处理与李满住建州女真的关系问题上,就体现出了朝鲜、女真、明朝三角关系的特点。     

毛文龙与《輶轩纪事》

随着后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崛起,处于明朝、后金及朝鲜之间的明朝边将毛文龙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作为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其实际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到明朝、朝鲜及后金之间的关系。但此时毛文龙与明朝及朝鲜的关系却并非十分融洽,本文主要以明朝使臣姜曰广所著的《輶轩纪事》为史料依据,试析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所在及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     

毛文龙与《轩纪事》

随着后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崛起，处于明朝、后金及朝鲜之间的明朝边将毛文龙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作为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其实际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到明朝、朝鲜及后金之间的关系。但此时毛文龙与明朝及朝鲜的关系却并非十分融洽，本文主要以明朝使臣姜曰广所著的《輶轩纪事》为史料依据，试析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所在及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     

祛痘:古人的面子问题

燕山君的面疮.大明弘治七年(1494年),朝鲜使臣向明朝求药。原来,李朝世子李惬(long)长了个面疮,国内无人可医。这才派使臣前来求请医治之法。次年正月,使者带着药方回到朝鲜。这时.李愜刚刚继位,史称燕山君(燕山君后被废黜,因此没有庙号)。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简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明朝时日本使节在宁波上演“争贡”事件

正浙江宁波是明代时被朝廷指定的中日进行勘合贸易的唯一港口,1523年(嘉靖二年)日本大内、细川两家使团向明政府"争贡"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中日在政治、经济、文化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背景,而其直接后果,则导致明朝政府再次宣布海禁,中日朝贡贸易走到了历史尽头。一、明朝时中日之间奇特的"勘合贸易"1368年,中国建立大明王朝后,出于海防需要,在对外贸易上,一改宋元时期积     

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一般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但在文化心态上,朝鲜一直采取尊明贬清的态度。朝鲜把明朝看成中华的化身,把满洲看成夷狄,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因现实政治的需要,朝鲜大肆宣扬明朝的正统,贬斥清朝的正统。朝鲜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性理学家,以朱熹的思想为基准,形成了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华夷观作为他们处理与清朝外交关系的准则。他们对于正统论的论述,依从朱熹的思想,且只关心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而不关心其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是朝鲜后期儒家性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16世纪朝鲜对明朝情报的搜集与应对

朝报的传播功能构成一个"虚拟舞台",这个"舞台"还可以经由封贡关系扩展到包括朝鲜在内的东亚世界。明朝朝报、题本等文书作为有效的信息传递媒介,在两国间构筑出一个"共享"的信息世界。明朝自身的信息生产、传播能力和方式,是这个机制的物质基础。朝鲜君臣通过阅读这些文书,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明朝政治动向,并通过事大礼仪介入明廷的政治博弈,强化本国在明朝中心的东亚秩序中的地位。此外,朝鲜使臣还能主动利用这些文书来影响本国政治,表达政治理想。     

郑和与满剌加

满刺加王国与明朝中国的外交关系 朱棣于1402年7月30日称帝后三个月后就派大批使者出使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苏门答剌以及占城等国家。同时明令宣布,欢迎各国使者前来中国,明朝政府一律以诚相待,积极鼓励各国和明朝中国在政治上建立外交关系,以及在经济上开展贸易。对于携带土产到来中国进行贸易,中国政府不加干涉。甚至对于一些误犯禁令的违禁活动,也网开一面,不加以治罪。     

《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评介

正孙卫国教授《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作为"台大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近出的一种,2018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以下简称"孙著")。除绪论与结语外,全书共十四章,前八章为上编,后六章为下编。朝鲜是明朝最忠实的藩属国。明清易代后的百余年间,朝鲜在政治上保持与清的宗藩关系,文化心态上却敌视清朝。朝鲜君臣固执地相信"胡无百年之运",明朝迟早会"中兴恢复"。朝鲜王朝对清的矛盾心态,根源何在?作者指出,朝     

“大行”消息到朝鲜--《世宗大王实录》关于永乐帝宾天的记载

永乐皇帝龙驭上宾消息传到朝鲜,引发一系列政治礼仪举措,从中可以生动展见明朝与朝鲜宗藩关系运行的方式尺度。朝鲜君臣谨慎依照中原礼仪为永乐皇帝举行丧礼,体现高度中华礼仪文化自觉,同时浸透谨慎事大的政治考量。永乐皇帝宾天消息从官方渠道达于朝鲜与朝鲜从民间获取该消息的时间差,表明朝鲜与明朝政府间信息往来并非迅捷有效。《朝鲜王朝实录》关于永乐皇帝之死及诸多关涉明朝宫廷内重大事件的记载皆含朦胧不清处,提示使用域外资料仍需如使用域内资料一样谨慎进行可靠性推究。明前期皇帝向朝鲜索要处女及以嫔妃、宫女殉葬事,体现帝制时代仍然存在龟缩到权贵高层角落的奴隶制社会关系残余,朝鲜一方面为之尽力周旋,同时也对之表露鄙薄怨恨之意,属明朝皇室咎由自取。     

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

《小华外史》一书,1 9世纪朝鲜吴庆元父子编撰。“小华”,即“小中华”,指朝鲜王朝。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君臣上下多有崇祀明朝之举,同时编修了大量追述和思念明朝的史书。本书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中产生,内容是记载朝鲜王朝与明朝的历来关系,而在明朝灭亡以后,则详述朝鲜举国怀思明朝、祭奠明朝皇帝和优礼明朝遗民及其后裔的史实。吴庆元父子用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把其编成。全书征引史料十分丰富,参考了明、清、朝鲜以及日本的史料1 80余种,几乎每条史料都标明出处,史学方法严谨扎实,学术视野广阔。在思想上大倡尊周思明理念,宣扬尊王攘夷、尊明贬清观念,将清朝视作夷狄。此书之编撰在清朝已经统治二百余年之后,是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建州女真董山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述论

作为明朝边疆民族的建州女真董山部,一度居住于朝鲜境内的会宁地区。以世宗为首的朝鲜王朝为了开疆辟土,极力挽留董山部居于朝鲜境土,但董山率部冲破朝鲜重重阻挠迁回了明朝境内。此后,以世祖为首的朝鲜王朝,又通过授予官职、赏赐物品等方式,与建州部私下交通,予以绥抚。为了维护领土统一与边疆安定,防止朝鲜北进拓边,明政权对朝鲜王朝与董山部的交往进行了干涉,这就构成了彼时富有特色的三角关系。     

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

抗倭援朝战争初期,明与朝鲜间本来稳固的宗藩互信关系出现危机。战前,先是朝鲜私自通信日本种下祸根,继由东亚贸易网传来朝鲜诱引日本入犯大明的报告。朝鲜感到压力后迅速派使辩诬,暂时修复了信任关系。战初,朝鲜节节溃败,但迟迟未向明廷请援,再度引起明朝怀疑。面对危局,明朝主动派人勘疑,先后派三拨使节进入朝鲜;朝鲜则连遣使节入辽、入京请援,同时与东来明使臣沟通,释疑辩诬。经过努力,双方终于再建信任关系,并迅速投入到联合对日作战中。上述信任危机的产生及其应对处置,一方面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为中隐含着别有意味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鲜宗藩关系框架下,辩诬、勘疑等手段因常用于处理不良事件而成为宗藩体制之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