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一)

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地区工厂企业内迁活动为近年来研究抗战史较为注目的课题之一,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特从馆藏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主计部等档案全宗中选出有关工厂内迁的资料,编辑成组,公布于后,以供研究者参考。     

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开拓——“第二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正>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进一步推进抗日战争史研究,培养青年学者,2015年3月21-22日,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西南大学、《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第二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以抗战为主题,围绕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了深入探讨。一、军事与抗战抗战初期广东战场因其规模小、时间短的特点,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界的足     

《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

李建平主编的《抗战遗踪——广西抗战化遗产图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290千字。该书以图并茂的形式,记述展示了广西抗日战争遗址,包括指挥地、战场遗址;日军罪行和中国人民灾难遗址;抗日英雄及死难烈士纪念碑、塔、墓;抗战机构活动遗址;名人故居和化遗址;国际援华抗战或反战机构和人员活动遗址;抗战标语、石刻及抗战报刊、图书、漫画与木刻等。     

书讯

<正>《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大型丛书步平、沈强、邵铭煌主编,团结出版社201 5年出版。为了隆重纪念20l 5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7周年,由团结出版社策划出版,海峡两岸抗战史权威专家联手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沈强、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原馆长邵铭煌联合担任丛书总主编,推出为抗战胜利70?周年献礼之作——《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系列丛书,     

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举办“筑起抗战的货币长城”展览

<正>2015年9月8日,"筑起抗战的货币长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展"在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开幕。展览由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及北京市钱币学会联合主办。本次展览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举办的,展览共选用了近500件(套)历史资料和货币实物,再现了货币在抗日战争暨世界战场中所发     

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

本文主要探讨抗战初期．部分战区人口因受战争影响,不得不从东部向西南、西北等战时大后方迁移的几个具体同题。这里所说的难民．是指除随政府机关、学校、厂矿等有组织地内迁的人口以外的所有战时迁移人口。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可以南京沦陷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难民内迁的路线表现出头绪繁多、缺乏较为清晰的主线的特点,近距离的迁徙比较普遍。到第二阶段,内迁难民群体在数量上大为扩大了,其迁移路径也逐渐从无序中凸现有序。西迁成为难民内迁的主流．武汉成为此期内迁难民的主要集中地,以它为中心,内迁的难民再往川陕云贵湘部赣及两广等后方地区疏散。     

“第一届抗日战争军事史暨湖南抗战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纪念网主办的"第一届抗日战争军事史暨湖南抗战学术讨论会"于2017年11月4—5日在湖南衡阳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70余位抗战研究专家、青年学者、志愿者、抗战老兵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刘晓、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夏远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贺培育、方先觉将军之子方     

抗战内迁与沿海省份内地城市的现代化——以福建为个案

在以往的抗战内迁研究中,人们多关注中国沿海地区政府机构、工厂、学校、银行等向西南地区的迁移及其影响.但内迁还有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即在本省范围内的迁移.抗战爆发后,随着省会迁往内地山区,东南沿海省份的工厂、学校、银行等纷纷迁移到本省内地山区,给当地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内地城市现代化以及本省区域内城市体系的变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支持.然而内地城市的这种发展随着抗战结束后的回迁而又趋于沉寂.本文以福建省为例,对此做一初步探讨.     

陈嘉庚先生二三事

简朴的住所 陈嘉庚先生是著名的华侨工商业家,资产虽然丰厚,但他从不贪图享受,个人生活异常俭朴。 解放后,陈老先生回国定居故乡福建同安县集美镇(今属厦门)时,已是77岁高龄。他在集美本来有一座私人住宅,但抗日战争期间被敌机炸毁。抗战胜利后,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中央大学在抗战之初从南京成功迁至重庆,成为全国内迁最为彻底和成功的高校,为学校的重建和发展积蓄了力量。由于校长罗家伦本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人际网络,中央大学迁校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国立大学、教育部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中央核心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中大的迁校过程也蕴涵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与四川省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后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并调动师生的"抗战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战时背景使得国家的教育政策在中央大学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体现。     

学校易名念先贤 身世浮沉志不移——怀念老校长王伯群先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地区学校内迁。大夏大学原设立在上海梵皇渡（今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王伯群,系贵州兴义人（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学校内迁时,他即决定将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并开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及师范专修科。     

几件珍贵的内蒙古抗战文物

<正>在抗日战争中,内蒙古蒙汉各族人民团结抗战,为全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文特撷取部分内蒙古抗战珍抗战时期,在内蒙古蒙汉军民中传阅着一份革命报纸——《绥蒙抗战》报(图一)。1940年,为了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绥蒙游击支队政治部创办了《绥蒙抗战》报,八开,单面,油印,不定期发行。周沛然、李克全、张海全担任编辑,通过各种途径在绥远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发行。《绥蒙抗战》主要刊登电台收录的党中央和新华社的电文、战地消息和通讯,及时报道八     

史迪威公路的神秘“24道拐”

<正>70多年前,连天的抗战烽火,诞生一条运输动脉——史迪威公路。从印度经缅甸,通过云南、贵州到达当时中国的"陪都"重庆,将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连接起来。这条抗战生命线,把一批批物资通过美军的车队运抵中国,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唯一的陆路运输通道。位于贵州省晴隆县的史迪威公路"24道拐",因为其险峻,成为这条运输动脉上的重要地理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张     

抗战时期的技工问题及国民政府应对

<正>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工业内迁工厂复工和后方新的工业建设,技工需求增加,出现技工大量缺乏和由此导致的无序流动。面对此种问题,国民政府采取直接招募,资助内迁工厂招募、培训,及全面技工管制等举措加以应对,在一定行业和地区取得了实际成效,招募和培训了一批技工,抗战后期的技工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技工流动。这些举措为战时军工及相关工业生产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技工,维护了生产秩序,对战时工业生产及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但其主要惠及军工及国营工业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国营工业获得大发展的同时,造成了民营工业相对萎缩。一战时生产中的技工问题的表现     

“社会群体视角下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7月27-28日,由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和《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和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协办的"社会群体视角下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不同社会群体的战时经历与体验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徽章述说抗战史——抗战时期贵州徽章选萃

抗战艺团体徽章 1937年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当时,沦陷区许多高等院校内迁,地处大后方黔中腹地的安顺城涌进不少知识分子.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抗战戏剧宣传队的影响下,从南京迁到安顺的陆军学校、军医学校、兽医学校的许多教授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     

沦陷前夕的武汉

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安庆登陆,到11月11日岳阳沦陷．武汉会战整整经历5个月。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战线拉得最长、战争规模最大、时间持续最久的一次战役。在武汉抗战的最后一天,即1938年10月24日,国共两党的撤退,武汉居民的疏散,工厂、学校的内迁,与抗战时期其他城市的撤退相比,是更有计划性、组织性,     

中国李庄抗战精神的当代价值与现实启示

70年前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发扬了中华民族坚毅团结的优良品质。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特殊的时刻,重新回顾抗战历史,弘扬中国宜宾李庄抗战精神,对于我们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和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     

工矿调整处重庆办事处办理迁川工厂有关事宜报告

抗战期间,我国沿海地区工厂企业大规模向西南大后方迁移,工矿内迁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为抗战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本组史料即是工矿调整处重庆办事处办理迁川工厂相关事宜的报告,对研究抗战时期的厂矿内迁有相当的价值。     

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地方化——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为例

抗战军兴,上海光华大学在成都设立分部。分部校政由光华旧人主持,创办经费多得川人捐助,校董亦大半川籍。光华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毫无渊源,政府资助不足,学校只得征收高额学费。征费之举引发学潮,川籍校董邓锡侯、向传义等地方势力支持学生,并顺势接管学校。从此,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成为一所地方化的学校,并于其后被改组为成华大学。内迁高校的地方化与地方高校的国立化路径相反,实为地方针对内迁高校或中央反向扩张教育权力之举,研究此一问题足以加深对战时中央、地方以及内迁高校三者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