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前期日本对国家体制的认知与论争

明治前期,日本社会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国家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摆脱传统史观的束缚,探究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体制,就其优劣长短进行了深入的辨识、比较和分析,并由此提出了自认为最适合日本国情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的构想。这种突破传统的认知与论争,反映了日本社会近代政治意识的觉醒,为其确立近代化国家体制奠定了理论前提。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

日本人真正的自我认识始于 19世纪中期 ,它成为日本在现代社会中自我认识的起点。明治时期基本形成了日本人自我认识的若干流派 ,它历经各个历史时期 ,总是以不同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 ,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明治时期日本人自我认识的突出特点是深受“国运”的影响 ,以至出现明显的偏差。明治初期日本落后于欧美时 ,其民族自卑感十分强烈 ;一旦成为强国 ,则转向另一个极端 ,民族主义极度膨胀 ,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明治时期日本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19世纪的明治维新,在改变日本阶级矛盾现状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涌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他们试图通过对这一理论学说的研究和利用去改变日本的未来。基于历史和社会因素,日本成为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转地,不管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内容上,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也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日本政治资金及其管理法制改革

日本自民党是一个特殊的复合政治结构,其对政治资金的需求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划分为党的正式组织、派阀和党属议员三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竞争型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下,政治资金的来源有国家供给和政党或政治家自行筹措两种基本模式,但两种模式都无法保证所谓的“公正”。在1994年《政党助成法》通过之前,日本政治资金筹措制度不仅不能保证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公正”,还引发出政治体制的生存、执政党的组织整合以及统治效能方面的问题。日本统治集团对政治资金管理法制进行改革主要是为了维护保守政治统治,提高其效能。     

明治前期日本天皇宗教权威的构建

《明治宪法》的颁布将明治时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奠定了近代日本宪政体制基本框架。天皇宗教权威是通过重申“天照大神—天皇”结构,使天皇“神圣”化以及“神圣天皇统治”共识化而形成的,是官方宗教政策与社会尊皇倾向相互“匹配”的结果。明治政府主导的祭政一致、祭教分离体制,明确“天照大神—天皇”传承是天皇统治神话的核心内容。“神圣天皇统治”的政治神话以“国体”形式落实在国民世界观、价值观之中,推动了“神圣”天皇共识化。近代日本存在以“神圣”天皇为中心的宗教文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     

明治时期日本女性杂志考略

女性杂志的诞生和发展,是日本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明治时期是日本女性杂志的发端期,女性杂志在这一时期的日本女子教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职业女性的养成方面,成为日本女性进入社会的主要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明治时期女性杂志的考察,实际上也是近代日本女性生存状态的一种转型研究。     

明治前夕日本近代化政治思想的萌芽

明治前夕的日本,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产生了近代化政治思想的萌芽。日本社会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人际政治关系的自由平等,为即将诞生的新国家提出近代化政治体制构想。这种新思想萌芽尽管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却为维新后日本大规模宣传近代化政治思想的高潮奠定了基础,并对近代化政治体制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民族扩张理论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

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为了论证民族扩张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宣扬了一整套理论。该理论起源于西方传入日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思想。从这种思想出发,根据本国在亚洲文明程度的领先状况,日本思想界提出"文明征服野蛮"的理论,认为日本已经是亚洲"文明强国",在世界上可以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因而应当在亚洲成为"食他人者"。另一方面,日本思想界又提出,亚洲各国是"野蛮落后"的社会,所以只能成为"被食者"。再进一步推断,日本思想界又宣扬,文明进步的日本向野蛮落后的东亚各国扩张,"输出文明"并"保护"那里受苦受难的各民族,成为日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民族扩张的"正义性"似乎得到了"合理的"解读,明治日本思想界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煽动下的军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所谓"正当性"诠释。     

明治旧民法典的编纂及其特点

明治旧民法典是日本近代法制建设的重要一页,虽然其未被实施,但是,从明治旧民法典编纂过程来看,它是近代日本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近代日本法律体制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明治初期地方民会与日本近代地方自治

实行近代地方自治的中心课题是地方公选议会的形成。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地方民会的出现和发展,对推动政府转变地方政策,一定程度上承认地方的自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将来的地方议会运营奠定了基础。这也说明近代日本地方自治的形成有着从上和从下的两方面因素。     

日本幕末维新期的“三国同盟论”

从历史连续性看,以中日韩三国为主体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原生态,可以上溯至日本幕末维新期。胜海舟所主倡的"三国同盟论",应该说与其具有相似的思想特质。该论说的主要内容包括:提倡东亚三国联合对抗西方列强;主张共建强大的海军;互通有无及共同进行学术研究等。今天看来,"三国同盟论"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日本近代初期渐进政治论的成因

明治政府认为日本最佳的近代化模式,就是天皇制中央集权导引下的政治渐进主义加上经济疾进主义。在渐进模式下所推行的政治改革,是明治政府为了顺利地、高效地推行富国强兵的近代化政策,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而所推行的体制变革,也是明治政府为重建统治合法性而作出的理性选择。     

明治末期的神社整理与国家神道

战前日本政府推行的国家神道对近代日本的国家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它也是束缚战前日本国民的精神桎梏。明治末期由政府所进行的神社整理,是地方改良运动的重要一环,同时也被称为神社史上的"第二次维新",它对国家神道深入到社会的最末端起了重要作用。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战前日本的国家神道具有重要意义。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明治维新的二元效应

日本19世纪进行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使日本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幕府末期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日本社会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制度需求,这种需求使日本社会处于一种制度不均衡的状态,而明治维新提供了所需要的制度,实现了新的制度均衡,使日本走上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使日本经济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挤进了西方列强的行列,同时也在政治、经济制度中留下了不少封建因素,成为日后日本经济体制发展中的先天性缺陷。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日本明治中期的基层选举——以埼玉县秩父郡县议会议员选举为例

本文回顾了日本明治中期以前基层选举的传统以及相关政策的变动过程,并以1892年（明治25年）埼玉县秩父郡县议会议员半数改选为例,介绍了当时日本的基层选举情况。同样是处于过渡时期的基层选举政策,日本明治中期的例子对我国当前农村地区的基层选举的做法以及将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颇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如何对基层选举进行有效监督,既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谐,又保证民意畅通方面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     

冷战后的日澳政治安全关系

冷战后,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日本与澳大利亚在政治关系上实现了由伙伴关系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关系的升级,同时使一向低调处理的安全关系获得强化。客观上讲,日澳政治安全关系发展对亚太地区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同时由于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响,这种作用力目前来看还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