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第二次西征是战略决战吗——对梁义群《太平军‘第二次西征’若干吏实辨析》一文的一点质疑

《安徽史学》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发表的梁义群同志《太平军‘第二次西征’若干史实辨析》一文,对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军事行动——第二次西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使笔者受益不浅。但是,梁义群同志在探讨第二次西征的失败原因时,提出了第二次西征具有战略决战的性质的论点,笔者难以苟同。笔者认为:这个论点显然是缺乏根据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本文将就这个问题,与梁义群同志商确。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皖中解放区究竟何时改称皖江解放区?

抗日战争中,“皖中”解放区何时和为什么改称“皖江”解放区,由于缺乏历史资料,一直未弄清楚,以致在党史、军史界编纂的涉及这块根据地的书籍、资料中,出现了“皖中”、“皖江”、“皖中(江)”等名称杂用现象。《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发表了《皖中根据地何时改称皖江根据地?》(以下简称《改称》)一文;《安徽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发表了《关于皖江根据地改称时间的考证》(以下简称《考证》)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有些问题未能论述清楚。为此,笔者加以补充论证。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合取武汉的时间质疑

史学界习惯上认为:为解救安庆,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原计划会师武汉的具体时间是一八六一年四月,本文对此表示疑义。究其说法之来源,是王崇武同志所翻译的《英国参赞巴夏礼报告在黄州访问英王陈玉成的经过》一文,(见《历史教学》一九五七年第四期)该文具体写道: “当时战场上有四支太平军:一支是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若干史实辨析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作为太平天国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在五十年代末年以后,才开始被人明确写进史册。论者往往把这次战略行动的胜负,看作是太平天国存亡的关键。然而,如认真探究一下太平军第二次西征的具体史实,即会发现,目前流行的中国近代史和太平天国史著作,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有关史实的论述,是颇多歧异的。在此,笔者想把一些不很清楚的问题提出来,特向治太平天国史的同志求答。     

关于《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质疑的答复

1990年《史学月刊》第3期发表拙文《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1992年,郭世佑先生在《史学月刊》第1期发表质疑文章《“情”与“理”不宜作为评价中国近代史的价值标准(《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一文质疑)》(以下简称郭文)。郭文洋洋万言,其质疑之具体、细致、不厌其烦、不惜笔墨之功实令人感佩。笔者从中获益匪浅。历史问题,有不同评价、不同见解,这是不足为奇的。史学工作者都在力求恢复历史原貌,力求客观评价历史、说明历史。如果史学界出现郭先生所期望的,思路都如郭先生那样的“一致性”,那才是不可思议的。本来,对郭文所持的不同学术观点,可以置而     

再谈陈独秀的两组“佚诗”与隐居——答《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

拙作《陈独秀早期的两组“佚诗”考析》一文(见《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以下简称《考析》),对陈独秀在1908年至1910年间的思想与活动,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近读《安徽史学》1985年第五期,上有《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一文(以下简称《亦谈》),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为此,我写了这篇《再论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与《亦谈》作者商确。     

安徽地区风雹雪霜災害记载初步整理

我们根据安徽省、府、州、县志记载,将我省历史上近千年来的自然災害资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并已分别发表过以下三篇: 一、《安徽地区历代旱災情况》(《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二期。《安徽史学通讯》前身); 二、《安徽地区地震历史记载初步整理》(《安徽史学通讯》总第10期,本刊的前身); 三、《安徽地区蝗災历史记载初步整理》(同上)。现在再将我省风、雹、雪、霜災害的资料整理出来,提供气象台、站以及有关建设事业部门参考。本文所取资料,是公元982年至1949年的将近千年的历史记载,但由于资料来源只限于本省旧的志书,所以内容很不完备,特别是早期卽10世纪至15世纪初这一段时期的资料更少,请有关方面在研究此项问题时加以注意。     

忻口战役日军究竟有多少?

1985年是“七·七事变”50周年,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纪念文章,其中介绍忻口战役的,我们看到的亦有数篇.这些文章对于日军究竟在忻口投入多少兵力,各有各的说法,而且悬殊很大.一些不恰当的说法,一直流传到1995年的纪念文章里.为了使读者比较准确地了解历史真相,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一、各种不同说法1985年4月20日在太原出版的《党史文汇》创刊号,刊登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典型战例——忻口战役剪影》一文,此文说:“日军精锐部队坂垣第五师团和关东军第一、第十二师团等部约5万人逼近忻口.”又说日军“伤亡5万多人(疑为笔误或错排)不得不三易指挥官.”1985年7月20日,《山西日报》发表了《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战事略述》.此文说:忻口战役“日军投入兵力约5万人,伤亡3万左右.”1985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党德信写的《太原会战》.此文说:“(10月)11日,日军第五师团和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等部共约两万余人”,向忻口前进.     

《历史研究》的片断历史

“这是《历史研究》对年轻作者的态度” 《历史研究》与新中国历史学及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一起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先生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就发表在1955年第2期《历史研究》上,那时刊物刚满一周岁,最近的文章是2005年第4期发表的《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前后整整50年。这在刊物作者队伍中是不多见的。     

段祺瑞“三造共和”述评——兼与单宝同志商榷

近日拜读单宝同志《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议》(见《安徽史学》一九八四年第五期,以下简称《平议》)一文,单宝同志在《平议》一文中提出:对段氏“三造共和”问题应依据史料,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历史的分析,才能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     

关于南昌起义评价中两个问题的商榷

发表在一九八○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冯建辉同志的文章《我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考察》(以下简称《冯文》)和五月六日《光明日报》史学栏上金再及、刘志强同志的文章《关于南昌起义和实行土地革命》(以下简称《金文》),对南昌起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对于扫除林彪、“四人邦”涂抹在南昌起义史页上的污秽,恢复南昌起义的历史面貌     

乡官朱陆与舒城一河堤

在1961年1月15日的《安徽日报》上,晓舒同志发表了题为《太平军在舒城的几件事》的文章。文章谈到了舒城的监军(太平军驻州、县的军政负责人)朱陆动员、组织群众参建方家岗河堤一事,晓文写道:“太平军在连年战争的情况下,是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朱陆驻守舒城时就曾发动和组织     

两则史料辨正

《南疆和田区的丝玉》一文错误百出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出版的第二十二卷第二期《旅行杂志》,刊登过陈澄之撰写的《南疆和田区的丝玉》一文,这篇张冠李戴、胡话连篇的文章发表于五十年前,本可置之不顾。但近年有人摘录推荐,认为“考证了和田所属各县的地名”,有“独到之处”。(苏浩发:《民国时期一篇有关和田地名的文章》,载1985年第3期《新疆地名通讯》)因此,笔者对其主要“独到之处”要予以辨正,以免以讹传讹。     

《菲律宾华侨抗日斗争历史概述》的补充一点

拙文《菲律宾华侨抗日斗争历史概述》(《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5年第3期)发表后,其中关于“迫击三九九团”一段,接到厦门市侨办副主任王顺流同志来信有所补充:     

吴赞诚并未“中举”

1985年第5期《安徽史学》的《李鸿章致吴赞诚的书札》一稿中介绍吴赞诚的简历有误,兹举如下:     

评刘节先生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刘节先生近年来发表的文章里,自称是:“我是学习历史的,”并自廉为“我的马列主义水平有限。”骤看起来,好像刘节先生企图用马列主义来研究历史的,但细看文章的内容,是用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社会发展事实。难怪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学术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二期)对历史科学中一些根本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论点之后,更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和批判。我认为刘节先生的史学现点和方法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现在我只就他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学术研究》一九六二年     

史学批评还是历史批评——与雷戈先生商榷

史学批评还是历史批评——与雷戈先生商榷陈新雷戈先生继《历史现象学论纲》之后,又在《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发表了《史学批评学论纲》（下文中简称《批评》）。从文章的内容上看,可以说雷先生的文章多为其著作《哲学主义的历史》之系统表述。正如《批评》中...     

家园记

方江的《家园记》七卷,系未刊抄本。现经整理,剔除重复、空疏之处,得六卷,约四万五千字。方江,安徽桐城人,原名奎璜,字彤甫,又字山甫,号海云,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死于同治六年(1867年),生年不到五十。1852—1853年,太平军出广西、跨湖南、沿江东下且回师西征时,他正在家乡,与闻桐城的团练活动。《家园记》正写成于此时。《家园记》运用日记的形式,环绕家园桐城,记录了太平军在安庆一带的战况和政治、经济措施,暴露了清皖中官绅、尤其是桐城“四凶”、“六獒”“十鼠”的罪恶,透露出广大群众“欲贼速来”的心情,从而补充了已有资料的不足。更为难得的是,《家园记》所记并不局限于桐城一隅,对太平军北伐、西征以及天京城外的战斗,均有详载。就中对北伐怀庆之役、稍子口战斗、西征南昌战役、田家镇战斗的记载尤为翔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资料系安庆市图书馆古籍组提供,抄录、整理者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昌华、徐川一。“〔〕”内的文字为整理者所加。     

关于金圆券发行日期的探讨

2007年第4期《安徽钱币》发表了雷晴波先生《有关改法币为金圆券日期的质疑》一文（以下简称《雷文》）,对我发表在同年第2期《安徽钱币》上《从一张巨额支票看旧中国法币的崩溃》一文中提到的金圆券发行日期等问题提出质疑。关于金圆券的出笼和发行情况,我曾写过一篇《昙花一现的金圆券》发表在是年第3期《安徽钱币》上。现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对金圆券的发行情况再作如下补充介绍。     

怎样看待李文彩的反清活动——兼与周载章同志商榷

1984年第一期《贵州大学》学报,刊载了周载章同志《坚持反清斗争的最后一支太平军》①一文(以下简称《周文》)。该文在全面介绍清代咸同时期李文彩部在贵州的活动及其失败过程后提出:“李文彩部是坚持反清斗争的最后一支太平军,太平军余部的反清斗争亦应终止于一八七二年五月”。对此,编者更在所加按语中说:“作者通过对贵州地方志的考察,依据史实,将过去学术界公认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下限向后推了四年……,在学术界已得到重视”。《周文》和编者的上述论断,难于使人信服,本文试就太平天国运动的下限和怎样看待李文彩部与太平军的关系等问题,依据史实,略陈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