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孙中山北上的几个问题

1924年孙中山北上是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的历史发展与延伸。那么,除了应皖奉军阀邀请之外,孙中山本人对北上是否有深刻的思想动机?他的思想动机与国民党人实现中央革命的设想、与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与谋求建立中日俄东方同盟各有什么关系?孙中山北上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史实真相如何?以及孙中山北上之得失又如何评价?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孙中山与香港

孙中山一生的革命事业与香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香港曾是孙中山早年求学之地;是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创建革命机关、创办革命报刊、策划武装起义的大本营;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平息陈炯明叛乱、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以及孙中山晚年北上等重大事件,都与香港有着直接关系。《孙中山与香港》一文详细地介绍了孙中山与香港不可分割的关系。     

孙中山最后的日子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北上。长期的艰苦斗争使孙中山积劳成疾,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病逝。孙中山逝世前后的情况是怎样的?他与病魔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又留下了怎样的遗嘱?作者将通过本文向读者一一讲述。     

从邵元冲日记看孙中山的病逝

80年前的3月12日,一代伟人孙中山溘然谢世。关于孙中山北上及病逝北京的情况,曾任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并且是孙中山签署遗嘱的九位证明人之一的邵元冲,在其日记中,几乎逐日都有较为具体的记载,可补有关史籍记述之未备。现主要依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邵元冲日记》,并参酌其他有关书籍,将孙中山北上及病逝的情况,扼要介绍如下。冯玉祥在1924年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倒直系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之后,一再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于10月27日致电冯玉祥等:“……建设大计,亟须决定,拟即日…     

冯玉祥将军二三事

说起冯玉祥,没人不知道他是一位"爱国将军"、 "抗日英雄"和"民主斗士",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许多大事都有冯玉祥将军的影响存在,从1911年滦州起义,到推翻袁世凯,挫败张勋复辟,驱出末代皇帝,誓师北伐,邀请孙中山北上等等.……     

孙中山北上及病逝北京前后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以大无畏的超人胆识,真诚的爱国精神,置生命于不顾,利用局势的变化,在宋庆龄陪同下再一次北上“谋求中国之统一”。自广州启程途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抵天津。一路强调“北上力求和平统一”,“废除不平等条约”。12月31日扶病入北京,翌年3月12日病逝。孙中山逝世灵堂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古都哀悼,全城临吊,肃穆悲壮的时刻,留下永恒的纪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国民党改组,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成立,革命军队重新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积极投入革命热潮。孙中山把革命的基…     

日本右翼的侵华权谋与孙中山对日观的变迁——孙中山与内田良平关系述评

1894年10月,孙中山由上海经日本去檀香山,这大概是他首次到日本。他最后一次到日本,则是1924年11月北上天津、北京途中。在前后这三十年中,孙中山一次又一次来到日本,并曾多次较长时     

宋庆龄故居——后海北沿46号

宋庆龄（1893—1981）,海南文昌人,生于上海。少年赴美求学。1915年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投身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她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49年,宋庆龄应邀北上参与筹建新中国成立,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妇女运动的历史文献——介绍宋庆龄在日本的一次讲演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等的电邀北上共商国是,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乘日本邮船“上海丸”,取道日本赴天津,于二十四日下午到达神户,受到日本有关人士、中国留学生以及旅日华侨共数百人的热烈欢迎。二十八日下午,宋庆龄应邀     

疾病、政治与医疗——疾病视野下的孙中山临终研究

患病是1924年孙中山北上过程中的意外。特殊的政治局势给孙中山的疾病染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借口疾病完成了几次政治决策;但疾病带给国民党更多的是危机,及考验其应对危机的能力。由于政治身份,孙中山获得了普通人鲜有的优良的医疗资源,但其癌症的确诊、公开和诊疗方式也因此受到医疗之外的多方因素干扰。癌症在20世纪20年代的诊疗手段落后,是孙中山癌症诊疗困难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过程中,选择西医为主的治疗方式,既是孙中山的主观选择,也是国民党为打造崇尚科学的孙中山形象所做的努力。而中医的逐渐式微,也通过孙中山患病后各方对待中医的态度展现无遗。一次医疗事件,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生态。     

国民党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做了很多工作,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为五卅运动进行了重要的准备。 1924年11月,为了实现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孙中山抱病北上。17日到达上海,他针对帝国主义分子公     

《总理遗嘱》签字纪实

孙中山毕生为革命奔走，几十年艰苦的革命工作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早已患有肝癌。1924年冬，为了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带病北上的。11月13日，孙中山离开广东北上。这次的路线是，从广州乘船经过香港、上海，取道日本到北京。由于长途跋涉，几度转换车船，再加上一路上天气不好，不仅雨雪交加，过东海渡黑水洋时，又突遇大风巨浪，他受颠簸之苦。孙中山沿途在上海、长崎、神户等地停留时，还要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参加欢迎会，发表演讲和谈话，等等，更使他疲惫不堪，渐感不支。…     

胡汉民被禁始末

胡汉民是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之一,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后随孙中山讨袁护法。孙中山北伐及北上时,把党政军权都交付给他,让他代行大元帅职权并兼广东省省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胡汉民大力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当上了国民党中央     

袁世凯不愿加入国民党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7月份后,北京的政局屡现危机,为了调停党争并稳定当时的局势,袁世凯认为必须利用民国革命元勋孙中山和黄兴两人的威望,共渡时艰,便邀请已经下野的孙、黄前来北京晤谈,共商国家大计。为了防止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同盟会决定让孙中山先行,而黄兴称病暂缓北上,视情况而定。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袁世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张学良二三事

孙中山题字 1929年,张学良将军毅然易帜后,社会各界对张学良备加赞誉,报刊上醒目地登出了孙中山对张学良的一幅题字:“天下为公”。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那么,这一题字是何时写的? 原来在1921年的直奉战争之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以执政的名义约请孙中山共商治国大计。孙中山在宋庆龄等人的陪同下,抱病北上,乘轮船抵达天津时,正随父张作霖驻守天津的张学良,率领天津各界人士前往迎接。 孙中山为了感谢张家父子,决定往晤张作霖。随行人员唯恐张作霖设置鸿门宴,于是让汪精卫、邵元冲、孙科和李烈钧四人陪同。进入…     

冯玉祥没有会晤过孙中山、斯大林吗?

长期以来,在有关冯玉祥的研究著作、论文、传记以及冯的口述自传《我的生活》中,都有个共同的说法:冯玉祥一生从未和孙中山先生见过面。冯玉祥在1924年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后,虽打电报到广州,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到北京共商国是,但是当孙中山于1925年初扶病到达北京时,冯玉祥已因宣布引退,避居到北京远郊天台山,因此未能在北京迎候孙中山。同时,为避免被政敌们攻击为“赤化”,冯也一直未去探望孙中山。孙中山在北京期间,冯仅派其夫人李德全与部将鹿钟麟去看望与侍候卧病的孙中山,直到孙中山病逝。另外,冯玉祥于1926年春在和奉系军阀斗争中失败后去访问苏联,上述著作多认为冯在苏联期间未会晤斯大林。上述两种说法,几乎已成为历史学界的定论。     

孙中山先生1924年北上的经过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政府,随即驱逐傅仪出宫,推黄郛为看守内阁,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欲以倾向革命之名助长他自己的声威。此时奉系军阀已进入华北,北京政权实际上是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三派的联合政府。吴佩孚战败后,直系军阀的主力退到长江流域。旧军阀的政权倒了,新军阀的政权还没有巩固起来,段祺瑞、张作霖企图收买人心,巩固其统治,借口共商国策,也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在广东国民党内部,亦由汪精卫首倡“孙段联合”,意在造革命舆论加强革命声势。经过段祺瑞派许世英跑广州、汪精卫跑天津,最后商定孙段会于北…     

同盟会中的武林人士

<正>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有很多怀抱为国捐躯理想的江湖武林人士。孙中山推崇武术,武术在现代又称为"国术",这一名字的命名者正是孙中山。在孙中山的倡导下,民国武风极盛,"国术馆"林立,     

1912年孙中山北上的追求

1912年孙中山辞去大总统后的北上,是民国史上引人注目的问题。他北上,是必要呢,还是失策之举?就其个人来说,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对于一个政治家,特别是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来说,都有研究的必要。这里先从他北上的缘起来探索。他的北上是应袁世凯的邀请,袁迫使他辞去大总统,抢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是他的劲敌。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他为之奋斗了16年才实现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新鲜事物。他是第一位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正想施展宏图,把中国     

“盖棺论定,尚有待于千载下焉”——孙中山逝世后的舆论反应

孙中山逝世所引起的舆论界关注为近代中国罕见。舆论反应重点有二:一是对孙中山其人其事进行评价,褒之者为舆论主流,肯定孙中山之功绩,对其为人处事、革命精神、道德品质等大加赞赏,誉之为一伟大杰出人物,贬之者作为"另类的声音",从与孙中山不同政治立场出发,述说孙中山自身弊病,揭露其错误,描绘其失败者形象,甚至有目孙中山为"罪人"者;二是报道孙中山逝世对未来政局发展的影响,于国民党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于北京政府亦复如此,不过消极影响为舆论着力关注。所以欲达盖棺论定,只能强人所难,国民党经过一番努力与型塑,建构孙中山崇拜直到尊其为"国父",可算"盖棺论定",但亦不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