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学之争与异代祖国之恋——纪念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80周年(之三)

1924年9月,正在北京求学、经受五四运动洗礼的张我军寄来《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在《台湾民报》2卷7期上。他指出世界各地“新道德、新思想、新制度的萌芽”,呼吁台湾青年以“团结、毅力、牺牲”为武器,改造台湾的旧道德、旧文化与旧制度,“与其要坐而待毙,不若死于改造运动”。同年11月,张我军在《台湾民报》2卷24期上又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方面,他介绍了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日本文坛与中国文坛的革新,呼吁台湾文坛能借鉴祖国、日本文学改革的经验,把台湾“陈腐颓丧的文学界洗刷一新”;另一方面针对台湾文坛击钵吟,指出:“台湾的一班文士都恋着垄地的骷髅,情愿做个守墓之犬,在那里     

战前日本鲁迅研究概观

战前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的文字早于中国;五四时期日本文化人也较早地从文学的角度发现了鲁迅的价值;30年代日本的鲁迅研究完成了从“旧文人”到“文坛泰斗”的认识转变;鲁迅逝世时日本出版了世界第一部《大鲁迅全集》;中日全面战争期间,日本还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鲁迅传》。     

试论开高健小说艺术

五十年代,日本文坛出现了一位极富艺术个性的作家——开高健(1930—今)。他1953年毕业于大阪市立大学法律系,在大学读书期间,为了生计,从事过多种工作。大学毕业后,还曾一度任职于一家洋酒公司宣传科,负责发行广告杂志。开高健的文学活动开始于大学时代,除积极参加文学同人活动外,还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尝试。1957年在《新日本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恐慌》,使他名声雀起,紧接着,1958年,他的     

走向“近代”与“文学”——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的再思考

大众文学是20世纪日本文坛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学形态,因此日本学界对其理论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论争不断。本文从其中的一个问题即产生的源流出发,在梳理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大众文学与日本的“近代”、“文学”等概念确立的内在关联。日本近代社会促成了大众文学的发生,而大众文学也起到了塑造日本国民精神与素质的重要作用;日本文学的近代性孕育于大众文学,而大众文学也承载了日本近代文学独特的生命力。至少在源流上,在日本是不存在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之分的,二者的对峙图式只是其发生的一种建构而已。     

野间宏小说的战争认知

野间宏是日本“战后派”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在日本战后文坛上,他的战争文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日本战后文学的开始可以说是以他的创作为标志的,“真正称得上‘战后文学’的第一部作品的,就是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哦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对野间宏的评价也非常高,赞扬他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带着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意识”,“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战争文学观”。     

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与文坛复兴

1976年1月《人民文学》复刊，但刊物仍然被“四人帮”所控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文学》通过改组夺回了刊物的领导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代行作协的职能，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文学体制的重建，走在了文坛拨乱反正的前列，成为文坛复兴的重要力量。     

《中国研究月报》评介《日本文学年刊》

由日本的中国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研究月报》,一九八四年六月号上发表文章,评介了我校外研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编辑的《日本文学年刊·1982》。该文认为,一九七九年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和介绍工作,出现了一个繁盛局面;但学术性研究似乎还嫌冷清。东北师大外国问题研究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的《日本文学年刊·1982》,却是研究领域的成果之一。文中指出:“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过去也是由这个研究所编辑的,现在已改变情况、成为发表包括文学作品翻译在内的综合性杂志。《日本文学年刊》登载的,大都是研究论文,内容方面不是停留在简单介绍上,而是对日本文学做了学术性探讨。”     

芥川奖述微

1935年10月28日,永载日本文坛史,是日新进作家石川达三以小说《苍氓》登上龙门,首摘日本文学大奖——芥川奖。     

《枕草子》浅说

在日本文学史上,《枕草子》与《源氏物语》齐名,被称作平安文学的双壁。《枕草子》是平安时期唯一的随笔文学,它的出现为日本文学在形式上开辟了新的领域。作为最早的随笔文学,《枕草子》以其独有的文学特色,给后世文学如《徒然草》等以巨大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雏雁劲飞,父母助你翱翔

正当素质教育的呼声一阵高过一阵之际,上海松江二中高一学生韩寒,作为80年代出生的文学新人,以一部《三重门》令文坛大哗;继他之后,郑州大学三年级学生南飞雁的一本《冰蓝世界》又在文坛上掀起轩然大波。这部书被誉为“文学豫军新人工程”的一个重要收获,也是郑州大学建校40多年来在校生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么,这个青年才子是如何成长的呢?     

幸田露伴的《水浒传》研究

幸田露伴既是日本近代文坛的巨匠,同时也是一名汉学家。他将《水浒传》进行注释,并翻译成汉文训读体,出版了《国译忠义水浒全书》,对《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又撰写了多篇《水浒传》的评论,推动了《水浒传》在日本的受容与研究。     

幸田露伴的《水浒传》研究CSSCI

幸田露伴既是日本近代文坛的巨匠,同时也是一名汉学家。他将《水浒传》进行注释,并翻译成汉文训读体,出版了《国译忠义水浒全书》,对《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又撰写了多篇《水浒传》的评论,推动了《水浒传》在日本的受容与研究。     

尹丽川 诗坛女将拍电影

1999年6月,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葛红兵在《芙蓉》杂志发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引起文坛纷纷争议……很快,尹丽川在《芙蓉》上发表了《爱国、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从葛红兵的标题,直至该文结尾,层层质疑,一路驳斥。该文"在主流文学圈子和非主流艺术圈子掀起波澜",尹丽川也因为这篇重磅文字,成为《芙蓉》推出的"重塑70年后"栏目的中坚作家     

傅芸子、傅惜华主编的"平字号"《俗文学》周刊

一、引言中国俗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得到划时代的发展的,它是由清末敦煌石窟文物被发现,大批久已湮没的唐五代俗文学作品展示在人们眼前,遂使这一文学传统的源流因革昭然若揭。“俗文学”一词据说是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博士(1868-1947)最早提出的,他在1916年《艺文》第7卷第1、3期上发表的《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一文中说“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     

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的小林多喜二认识

1933年2月,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反动政权虐杀后,在中国文坛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鲁迅、郁达夫、夏衍、楼适夷等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们纷纷著文,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行径。同时,又满怀国际主义深情为小林多喜二的遗属募捐。由此,在中国文坛上,一大批留日归来的左翼文学者以小林多喜二等进步日本作家的作品为“火种”,进一步掀起了中日文学的交流高潮。     

武田泰淳的文学发端

武田泰淳不仅是一位热衷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是日本文坛“战后派”卓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本文旨在通过对武田特殊人生历程的分析,客观审视其第一次战时体验和评传《司马迁》的创作背景,以期更加清晰地阐释武田文学的发端及其现实意义。     

上田秋成与《剪灯新话》

江户时代以《水讲传》、《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小说大量传入日本,与日本传统文学融会贯通,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文坛。据统计仅1652年一年间,运去日本的船载书籍就多达219箱。特别是18世纪以后,因为将军吉宗对汉诗文的偏爱,中国文献古籍的输入量大大增加①。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儒学家如林罗山、获生姐妹等人纷纷开始学习汉语,掀起一股汉语热,为白话小说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流行的通俗读物如“假名草子”“浮世草子”等多以启蒙、教化、娱乐为目的,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无法与中国白话小说相比,因此引发了日本文人…     

高长虹与“狂飙社”

狂飙社是五四运动后,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一个文学团体,是“五四”以后山西省向中国文坛提供的第一个作家群。它最早是由山西省盂县人高长虹、高歌、高远征三兄弟,武乡县人高沐鸿和段复生、籍雨农、荫雨等文学青年共同成立的,其第一种刊物《狂飙》月刊在太原出版。     

日本纪行文学的兴隆成因及其演变

日本的纪行文学义称旅行记,道之记。它是记叙旅行见闻与感受的一种文学,是日本古典文学的最主要的形式和题材之一,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发展功绩颇大。在中国,在西欧,行记、游记之类的文章俯拾皆是。但很难以找到某一时代,此种形式能成为该国文坛的霸主,或是作为一种题材能主宰文坛的事例。日本的情况则不同,纪行形式的文学不仅充斥于平安王朝中后期,而且也左右了鎌仓室町时期四百余年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全方位思考

纵观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行程,我们发现它是在积极效法西方近代文学与顽固承继本民族传统的民族审美意识这一横纵的双向逆反运动中发展确立下来的。而作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的审美意识影响下所产生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盛行于十世纪初叶。自《破戒》《棉被》发表之后,形成一股强大的文艺思潮,席卷着整个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