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国维先生的两通手札

王先生这两通手札,大概是一九一七年夏季(据札中今日热至九十度语推知。前一札署十五日,后一札署廿七日,同在一个月内)发出的。札中主要内容是提他写殷周制度论的开始和完成。他本想写续三代地理小记,动笔之后,思想忽变,遂以论周制和殷制的异同,写成了一篇殷周制度论。殷周递嬗,但远在孔子的时代,     

林则徐手札五通

致郭尚先札(道光二年三月三日) 兰石老前辈大人阁下:日前奉到手翰并法书四帧,珍荷无似。濒行忽忽,未及裁谢,滋为歉念也。比维动定绥适,仰奉慈娱,当如心颂。鹭门想当一行,秋间还朝,幸自依期勿迟为妙。侍循例报痊,已于月之二日北上,出山小草,不是初心,就中无可     

上海图书馆藏钱大昕手札九通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嘉定钱大昕全集>十册,主编陈文和先生辑有<潜研堂文集补编>,学者称善.今师其意,再为补苴,以臻美备.兹将上海图书馆所藏之手札集为一编,略加案识.另辑钱氏友朋书札五首,作为附录.不当之处,敬希赐正.     

柯劭忞致罗振玉手札廿三通

旅顺博物馆藏有一批近代重要学人的信札,已陆续在<文献>杂志刊发了王国维、劳乃宣的部分书信,今将柯劭忞致罗振玉信札23通整理刊布.     

潘景郑致文禄堂手札九通释读

<正>潘景郑(1907~2003年),原名承弼,字良甫,号寄沤。江苏吴县人。目录学家、版本鉴定家、藏书家。曾任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顾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特聘教授。潘景郑一生淡泊名利,惟好收藏,累计藏书30万卷,金石墨本一万余种,此外还蓄有古砚数十方,中以宋代王著砚最为珍贵,因名其斋为"著砚楼"。晚年将所藏善本书先后捐赠给上     

记戴葆庭先生的一通手札

记戴葆庭先生的一通手札王贵忱戴葆庭先生（１８９５－１９７６年）是钱币学界名宿,我开始接触古钱币便闻其名,但至１９５６年夏,才承北京骆泽民先生介绍,得与戴老通信请教泉学。后数年,至上海方始获亲言教,订交成为我初涉泉学的业师。算来奉手问学之始,已是近四十...     

李鸿章、曾国荃、李瀚章手札六通

河南省图书馆现收藏一册汇集有34位晚清朝臣的手札集,全部是以手札原件粘贴而成,其中不乏当时的朝廷重臣如李鸿章、曾国荃、李瀚章、彭玉麟、倭仁、沈葆桢等人的手迹.现在按照手札集中的原有排列顺序,将其中李鸿章、曾国荃、李瀚章的六通手札整理如下:     

王国维先生之《竹书纪年》研究平议

《竹书纪年》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由魏人所编纂的通代编年体史书,叙事上起夏商,下迄魏襄王二十年(-299),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原书西晋初年出土,经过多次整理,曾有多种不同的整理本。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其书或隐或显;前人引用,文字也颇多异同。清代以后,学者们开始怀疑世传《竹书纪年》已非汲冢原书,而是明人伪造。清道光中,朱右曾开始从古书中辑录《竹书纪年》文字,编为《汲冢纪年存真》,以与世传之本相区别,后人称之为“古本《竹书纪年》”,而世传之本,则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1917年,王国维先生对朱书进行校证,出版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同时,为了证明世传之本为伪书,又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先生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古籍辨伪的典型案例,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大影响。重新梳理《竹书纪年》的整理与流传情况以及对王国维先生的研究进行讨论,是一件颇具文献学意义的工作。     

关于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和唐兰先生的《序》

本文认为 ,王国维的讲义名称还是《古史新证》 ,此由来薰阁手稿影印本可资证明。文后附有唐兰先生为手稿影印本写的序。     

关于陶行知先生评价问题的两点意见

关于陶行知先生的评价问题,我只看到《安徽史学通讯》总第二号內邓初民先生的文章《陶行知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和该刊总第三号內乐喜先生的文章《试谈陶行知先生的评价问题》.其余刊载在《人民教育》里的十几篇文章,我都没有看到.我对邓、乐两位先生文章的绝大部分都是同意的;现在仅就两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第一个问题是:是否要"将原属陶行知先生革命派时期的1931年——1935年,改划为改良主义时期".把陶先生一生三十年的奋斗史,从1916年由美回国,到     

缪荃孙、丁丙等有关地志族谱文献的手札六通

笔者在整理国家图书馆馆藏方志家谱文献时,得观书中夹附或粘贴的几通函札便笺原件,分别是:缪荃孙致章钰、丁丙致沈阆崐、许同莘致傅增湘、王祖彝致陈垣、郑恒谦致张涛卿、[]端致朱启钤.     

曾宪通先生学术成就述略

曾宪通先生学术成就述略陈伟武一曾师宪通先生，号经法，著名古文字学家，迄今有专书八种，论文五十多篇，正如苍松千尺，经霜弥茂，丽日南天，风正帆悬。１９３５年１月５日，先生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彩塘镇骊塘乡。１９５５年７月从汕头市金山中学毕业，即考入广州中山大学...     

关于王国维给胡适的一封书信

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提到王国继给他有两封谈词的信。而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却没有收录王氏给胡适的信。1994年12月,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了职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合书信》,其中收录了王氏给胡适的一封谈词的书馆（据原件影印）。这封信是回答胡适1924年7月4日的请教。胡适原信如下：群庵先生：顷偶读后村同中“席上闻政有尿”一首《贺新郎》,有云：那人人间校按曲,绣帘初卷;道是华里荒管唱,笑杀鸡坊拍变。“鸡访拍衰”是什么？四日唐、宋史的《乐志》,皆不详“拍变”之义。先生曾浩燕乐史,使中能见…     

陈叔通先生早年生活二三事

陈叔通先生(1876—1966年)原名敬第,号云湄(一作糜),行三,辛亥后以字行.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清末壬寅(1902年)举人,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4年东渡日本,习法政.1908年回国后任清政府资政院议员.他积极支持戊戌变法,与革命党人亦有联系.人民国,任国会议员兼《北京日报》经理.1914年因与梁启超等密谋反袁事泄,在北京难以立足.其时他的老友张元济先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经其仲兄陈仲恕与张联系,由     

徐中舒先生遗札十三通笺释

本文系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1933年至1945年间致古文字学家、青铜器研究专家容庚先生十三通信札的笺释。信札中除徐中舒与容庚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外,还特别提到了三十年代中期著名的民间学术团体"考古学社"的活动,以及徐中舒先生代表史语所请容庚先生帮助购买二件商代印玺和刘体智善斋青铜器等事,对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史研究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汪穰卿师友手札》中关于强学会的史料

强学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年发起的政治团体,是在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成立的。有关这方面史料,过去主要根据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氵苙)北京大学堂欢迎会演说辞》、《三十自述》等。康、梁的这些著作都是事后追忆,不但资料零星,记述有误,并且迥护矛盾,掩饰真相,以致有些问題,稽索不易。《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以下简称《手札》)存有当年人物信札,为研究戊戌变法史提供了许多原始素材。     

新发现的两通陈介祺书信

陈介祺(1813年～1884年)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字寿卿,又字酉生,号伯潜。因平生所藏有“曾伯(雨采)簠”一器,故更名其室为“宝簠斋”,后即以簠斋为号。晚年则别署海滨病史。山东潍县(今山东省潍坊市)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乙巳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四年后因父丧而弃官还乡,终其生未再出仕。毕生富于收藏。     

陈嘉庚先生两祭黄帝陵

陈嘉庚先生(1874—1961)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的一个华侨世家。他17岁到南洋谋生,经过多年艰苦奋斗,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实业家。陈先生又是著名的爱国侨领,曾为孙中山先生筹款资助辛亥革命。民国期间,他捐资助学,回国筹办厦门大学等数十所院校。七七事变后,他在国外被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主席,领导南洋800万华侨,以财力、人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毛泽东主席曾题词称赞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关于苏秉琦先生的两件事

2019年10月12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于北京大学举行。会议以纪念苏秉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为契机,诸多学者就苏秉琦先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展开交流,其中笔者针对苏先生提出的考古学“中国学派”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讨论。考古学“中国学派”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中国已有一批较系统的、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经验和原始材料的积累;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第三,已培养出专业人才队伍。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是多元的;中华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具有其独特性;对文明要素的认定要有自己的独特看法;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需要系统地研究遗迹遗物组合;文字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十分重要。总之,中国文明起源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应当下大力气探索,这也是“中国学派”的重要内容。     

关于谢国桢先生的籍贯

关于谢国桢先生的籍贯李健武谢国桢（１９０１－１９８２）,字刚主,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明清史专家,版本目录学家。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关于其籍贯,史学界都熟知,他是河南安阳人;谢老在自己的藏书题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