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民族学在考古学中的运用

0民族学在考古学中的运用,就是借鉴民族志的一些材料与考古学中相应的一些遗存进行类比,研究和解决考古学的问题;也就是从现存的民族志中找到对考古学一些遗存可能的、生动形象的解释.它有可能解决考古遗存中所涉及到的物质文化(如生产技术、居住、服饰、饮食、交通等)、社会文化(如家庭、村落、社会结构、婚礼、丧葬等)和精神文化(如宗教信仰、禁忌、礼仪等)等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其理论依据就是相信人类的文化不仅有个性,也有共性,文化因素不仅有更新,也有继承;世界各民族都经     

民族考古学三题──关于名实问题、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探讨

在各学科之间进行交叉渗透,从事跨学科研究是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民族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产物,因其对于推动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正日益受到人类学家特别是考古学家的重视。在国外,考古学诞生的初期（19世纪中期）,人们就开始引用民族志材料来解释考古发现。本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新考古学的兴起,民族考古学正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学者虽然早在五、六十年代就综合运用民族志资料和考古材料研究历史问题,但对民族考古学进行自觉的理论探讨,则是从80年代初才开…     

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

近些年来,许多同志都在努力探索鄂西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本文也试图就分布于宜都——秭归长江干流沿岸(不包括支流),这一特定空间内,相当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到安阳商文化这一时期的考古文化遗存作一初步的探讨。一、文化遗存面貌概述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化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是由自身独特背景和学术环境所决定的,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复原考古学材料。从民族考古发展到民族考古学形成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强烈特色。     

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中世纪考古文化族属问题的探讨

在远东历史的诸问题中争论最激烈的是阿穆尔河(译者按:即黑龙江)中、下游沿岸地区中世纪部落的族属问题。在研究考古发掘出的8～13世纪的某些民族遗存时,中世纪史的史家们至今未能形成一致意见。 关于古代阿穆尔地区居民的族属问题,史家们虽依据同一个材料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甚至对一种考古文化,史家们也提出了不同的名称,如阿穆尔女真文化又称波克罗夫斯卡文化。 笔者认为:“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昔日人类活动的客观画卷,以及对人类历史(指考古文化)作出科学、准确的阐述。若考古学仅从形式上对考古文化进行判断,就意味着失去了科学的方法论,而停留在物质形     

再论苏秉琦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

苏秉琦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演进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理论,是当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工作中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学说之一。此前有学者就三历程理论的逻辑结构与概念内涵等方面的疏漏之处进行了极具反思性的批驳。然而,从苏秉琦考古学实践本身来看,三历程理论最初实际是作为考古学中实践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被提出。从内涵来看,古文化古城古国并非严格意义上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而是既有先后、又有包含,其本质是连接考古学遗存与人类社会的“桥梁”。三历程理论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共同作为方法论,与古国一方国一帝国“三部曲”;裂变、撞击、熔合三模式等一起,构成了苏秉琦全部的文明起源理论体系。尽管这一理论当前已被解构为更多更细致的相关研究与理论方法,但其研究思路仍有可供当前学者借鉴的地方。     

鬼方文化及相关问题初探

鬼方大约是盘据在今陕北、晋西北及内蒙古中部地区的一个强悍民族。从有关史料看,它大约崛起于商代晚期,衰落于西周中期。古籍中对鬼方的史迹记载甚少,其历史不可考知,关于鬼方族的考古文化,一直是学术界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建国前至今在陕晋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出土了不少具有地方特征的商代青铜器,已有学者认为它是与鬼方先民有关的文化遗存。我们赞同此说。自1983年以来,我们在陕北清涧县高杰乡李家崖村西的无定河东岸台地上发掘了一座古城址,古城及文化遗存的时代上限约相当于商代晚期,下限不晚于西周中期。该古城址的文化遗存在其面貌上具有明显的地方风格     

一部从现代看过去的民族考古学著述——伊思·荷德《从现代看过去》读后

随着本世纪60年代新考古学的兴起,在考古学领域里,欧美的研究者不断地开拓民族考古学这一分支研究.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家伊思·荷德(Ian Hodder)就是其中富有声誉的一位.据统计,近十年来,荷德先后出版了专著三本,与他人合著二本,负责主编专书五本.这本《从现代看过去》的专著(The Present past)是1982年继《在活动中的符号》(Symbols inAction-Ethonoarchaeolo-gyical Studies of Material Culture)之后的力作,其副标题是《考古人类学导论》(An Introductionto Anthropology for Archacologists).全书由十章组成,内含类比的使用、民族考古学、考古人类学原理以及研讨了应用于比较考古的材料之中的有关考古遗存的形成、技术与生产、生计策略、社会组织、礼仪、艺术等等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略谈考古学文化与史前社会研究

在有关社会历史的考古学研究中,考古学文化集中揭示的是以物质形态为核心的地域文化,而构成特定人类共同体及其文化的核心却在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精神文化方面.考古学文化中的聚落遗存虽是探讨人类共同体的有效途径,但也无法完全克服考古资料的模糊性特征,尤其是民族考古学研究还需密切关注文献资料的模糊性与局限性.相对而言,考古资料的物质性、客观性和全面性特点,使得考古学文化在社会历史的宏观性和长时段性(过程)研究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作用.     

新世纪陕西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下)

正七、新石器时代末期随着我国考古学的发展,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考古学文化(或遗存)30多个。这些考古学文化(或遗存)大多是在当地较早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存在有相邻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些考古学文化(或遗存)为研究各自文化发展序列、区系类型的划分、经济及社会复杂化程度等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我国新石器末期的年代大体界定在距今5000—4000年左右,从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征来     

试谈辽宁地区的商周文化

辽宁省以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商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引起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广泛注意。六十年代以来,辽宁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以及有关资料的刊布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遗址的科学发掘,为我们深入地进行综合研究,提供了较坚实的基础。本文拟以此为依据,对辽宁地区商周时代的诸考古文化和遗存谈一下自己不成熟的见解。当然,就目前的条件而言,许多问题还不能给予十分准确的答     

CONTEXT方法浅谈

ＣＯＮＴＥＸＴ方法所体现的考古遗存只能在其特定的环境中被解释的原则、从遗存中尽量获取更多信息的种种手段、以广阔的思路去判断材料的价值以及规范化的记录体系都对当前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启示。     

成都地区战国考古学遗存初步研究

四川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一般称为晚期巴、蜀文化①。就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的晚期蜀文化来说,它是相对于约当商至春秋时期的早期蜀文化②而言的。它们都是以族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成都地区的战国考古遗存发现较早③,独特的器物组合构成了一个特征鲜明的区域考古学文化。有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④,本文运用考古材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就成都地区战国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貌与内涵、文化期别、年代及与周邻关系探讨等问题略抒管见。一、典型遗存分析与研究本地区战国考古遗存分遗址和墓葬两类形式,其中以墓葬发现的数量较多。（一）…     

湖南宁乡花草坪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发掘简报

湖南宁乡花草坪遗址分别于2001年和2014年度进行了发掘,获得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遗存主体属于"堆子岭文化",年代相当于大溪文化三、四期或略晚.这批遗存的发掘和整理为研究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谈“ethnoarchaeology”的译法及内涵

关于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近一时期争论一直较为激烈,译介性的和讨论性的文章发表的都不少,这反映了部分考古工作者对考古学在理论发展方面的关注和探索,但是我觉得不少人在有关概念的使用以及理解上还存在着混乱,因此我愿意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各位同仁并希望将这样的探讨推向深入.首先谈谈“ethnoarchaeology”一词的译法.目前较流行的有两种:一是“民族考古学”,二是“民族志考古学”.无论是“民族考古学”还是“民族志考古学”,实际上均来自英语中“ethnoarchaeology”一词,“ethno”表示“人种”,“种族”、“民族”,因此,从词源学角度讲,“ethnoarchaeology”译为“民族考古学”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根据英语的构同法,“ethno”在“ethnoarchaeology”一词中至少可以表达三种意思:(1)“nation”的(民族的)或“race”的(种族的);(2)“ethnoarchaeology”(民族志的);(3)“ethnological”(民族学的),因此,“民族考古学”和“民族志考古学”究竟哪一种说法更为妥当,在此仅据词面意思是难以妄下断语的.笔者曾与俞伟超先生就“ethnoarchaeology一词的译法交换过意见.俞先生根据该词在英文著述中使用的具体语义背景以及他自己在工作、研究当中的心得,认为将“ethnoarchaeology”译为“民族学的     

松嫩平原战国两汉时期文化遗存研究

本文根据江河流域将松嫩平原划分为三个自然地理区.区分出各区的文化遗存的类型,探讨同一区域内文化遗存、不同区域内文化遗存关系及松嫩平原诸文化遗存与周邻地区考古文化遗存的关系.考察各区诸文化遗存的渊源及成因,验证出按江河流域划分的自然地理区与按文化遗存的渊源关系划分的考古学文化区是基本吻合的.并根据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指出松嫩平原是面向太平洋和面向欧亚大陆两大板块的结合部.嫩江中下游地区的西部文化系统是面向欧亚大陆的板块,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东部文化系统是面向太平洋的板块.东、西两大系统在松嫩平原并立存在,相互交往和影响,不断冲突和纠葛,在不同时段内,彼此进退、消长,构成了战国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格局.     

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

在黄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及其表述的历史进程中,空三足器的兴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谷水河遗址“三期”遗存的讨论谷水河遗址三期遗存,是借用《简报》的概念①。这遗址在今禹州市（原禹县）境,位于淮河流域支流颖水上游,隔嵩山而与黄河流域相邻,洛阳、郑州今均有公路南下在此过境,且这里的“三期”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同于主要分布于伊洛一郑州地区的秦王寨文化,当可归入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讨论。“三期”的YI出土了大汉口文化特有的鸟形,H2出秦王寨文化的鼎。前者,从目前的资料看,可认为是黄河流域中游考…     

狩猎采集者的原初农业实践——一个跨文化的观察

在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假说,包括人口压力、气候、社会复杂化等各个方面,并且认为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人类对动植物的利用强度增大,进而促进了农业的产生。在验证这些假说时,许多学者选择使用民族志的例子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但是在选择民族志材料的过程中,多数有所侧重,经常选择那些支持他们观点的材料,而无视与自己理论有冲突的材料。正是基于这些不足,劳伦斯·基利试图将民族志材料加以统计学的分析,来全面验证农业起源的各种假说是否正确。他的分析所选择的材料主要是中美洲和近东民族志中大量狩猎采集者例子,研究中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统计学的渐进回归法。该方法是要研究能解释特定因变量的特定自变量的最佳组合。通过计算不同自变量及其组合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作者发现纬度、降雨量和人口压力能较多解释人类对植物性食物的依赖。狩猎采集者生活在低纬度、干旱地区以及具有较高的人口压力会更倾向于依赖植物性食物。这些在解释单独变量时具有重要作用的自变量,同样在解释组合变量时具有重要作用。过去认为的社会需求对农业的出现会有重要作用,研究却表明,它无论是作为单独解释变量还是作为组合解释变量,都与原初农业实践无关,所以作者认为,社会需求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这个变量本身仅能导致社会经济的复杂化,而不是原初农业。人口压力只是一个次要条件,但也是重要的,只有在纬度、降雨量和生态这些相对限制的条件下,人口压力才与原初农业实践有相关性。开启原初农业的人口压力远远低于导致社会复杂化的人口压力,全新世初期,环境还未发生大的变化时,人口压力已经达到了产生原初农业的下限。作者对美洲的大盆地地区具体案例的研究表明,社会复杂化或社会需求与狩猎采集者中最初的栽培没有什么联系。被栽培的物种通常是首要的或第二位的主食,而不是某种美味佳肴;用来栽培的野生作物通常很少直接与公众宴享或大型社会集会有关;低纬度或中纬度地区降雨多变且稀少,存在着中等到较高的人口压力,这样高风险的环境促进了原初农业的产生。当然,这些变量中单独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充分条件,他们每个只有在某种水平上的联合才能解释最初的农业栽培。综观这项研究,作者使用的最核心的方法是统计学中的相关分析,这一概念是十九世纪由英国遗传学家高尔顿首先提出的,并在其1889年出版的《自然遗传》一书中对该思想进行了总结。相关分析虽然在描述变量间相互关联程度方面效果非常好,但在具体研究中也要了解其适用范围,需要加以注意。相关系数只表明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它不能说明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即使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当大,我们也不能据此推断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因和果之间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虚假相关的误导,它指的是变量之间实质上没有内在联系,只是存在着表象的联系。但该文在研究时,对上面提到的有关问题并没有作具体说明,而是仅根据纬度降低、降雨量减少、人口压力增加等因素与对植物利用强度的增加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便得出结论,认为是前者导致了农业的产生。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我们认为仅进行相关分析是不够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相关联系是内在的联系还是表象的联系,通过相关分析也是难以确知的。这项研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民族考古学本身的局限性,民族考古学的假设前提是以今证古,但近代还存在的原始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否真的与外界隔绝,保持其原始面貌?其制度和生产生活是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代民族志所记载的原始民族情况是否与一万余年前农业起源时的情况相同?基利在研究中使用的原始数据是否可靠准确,也是个问题。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使我们在使用民族志材料证明早期人类行为时,一定要谨慎。但总的说来,基利在这篇文中,利用民族志材料,使用统计学方法,对已有的各种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进行全面验证,并对一些过去认为正确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些都为我们在农业起源研究上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将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贵州省贞丰县孔明河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与意义

孔明河遗址位于贵州省贞丰县境内的北盘江畔.发掘证实,该遗址的文化遗存分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战国秦汉等不同时期.其中,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内涵丰富,存在大型石器制造场,是北盘江流域同类遗存的典型代表.该遗址的发掘,为深入研究北盘江流域史前时期的石器加工技术及过程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对于深入认识北盘江流域的古文化面貌、构建该地区古文化的年代序列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提取环境信息 阐释人地关系──评《驻马店杨庄》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驻马店市杨庄遗址地处淮河上游,面积为40000平方米。主要遗存属于石家河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1992年冬,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进行发掘,揭露面积近500平方米。获得的主要成果,一是淮河上游的古文化遗存;一是同时期的环境信息,以后者更具特色。驻马店杨庄遗址从选点、发掘到整理研究,都是在考古学。地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同时参与、随时切磋下进行的。所获取的环境信息,充分反映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驻马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