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磁县下七垣出土殷代青铜器

1966年12月,邯郸地区在开挖民有渠南干渠的工程中,在磁县下七垣村南挖出一批殷代青铜器。当时,民工同志们把铜器的一部分送到邯郸市赵王城保管所,另一部分现存河北省博物馆。现将保存在省博物馆的11件铜器介绍于下。夔龙蝉纹鼎高24.4、口径11.8、腹深11.5厘米。口微敛,折沿,直耳,圆腹,圜底,柱形足。腹部有烟熏痕迹(图四)。纹饰:颈腹部有云雷纹地,上饰夔龙纹与蝉纹,足部有蝉纹和卷云纹,两耳外侧有变形夔龙     

蝉饰与蝉意——河北博物院展蝉饰文物初探

中华民族对蝉的认识和喜爱由来已久,这从目前出土的文物,特别是玉器和青铜器上的蝉纹和蝉饰就可见一斑: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左右红山文化遗址就出土过几件造型抽象、线条简单的玉蝉。商周以来,青铜器成为重要的礼器和日常使用器具,蝉纹即是器物上雕刻的各色图纹中较为常见的装饰之一。汉代是中国玉雕艺术的极盛时代,玉蝉出土数量众多,雕琢工艺较前代更为精巧,主要特征是线条简单,棱角分明,刀刀见锋,有"汉八刀"之称。     

商周象纹青铜器初探

象纹青铜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装饰风格别致,主要在簋、鬲、壶等几类固定的器形上出现,且出土地域较为集中。本文在象纹青铜器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试对其进行分期、分区研究,并探讨象纹装饰铜器的起源、发展及其衰落的原因,同时对青铜器装饰象纹的思想内涵作以探讨。     

青铜器的动物纹样刍议

一、青铜器的动物纹样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始于夏代晚期,据现在所知,最早出现在容器上的是实心的连珠纹。关于这些纹饰的起源,最主要还是来自于陶器的影响。青铜器的纹饰,在商代中期以前,多是直接雕在模的壁上,后来的往往在模壁上外加泥片,再进行雕刻,这样能产生浅浮雕的效果,同时产生了装饰上的主纹和地纹之分。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主要分为三大类：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其中动物纹,又可以分为怪兽纹和一般自然界的动物纹两类。     

涟源市出土一件商代铜卣

1995年8月,湖南省涟源市桥头河镇水洞村村民在该村石山上平整土地时,于一土坑中发现一件铜卣。涟源市文化局、文物管理所闻讯后迅速赶往现场,使这件青铜器得到很好的保护。卣为扁圆体,直口,斜肩,宽垂腹,纵向提梁,平底,圈足。盖与身锈死,通体蓝锈,略有浅绿。器盖由二个兽面组成,纹饰直通盖口,上有四道扉棱,纽顶做六瓣形,每瓣有蝉纹图案,两耳呈纽形,上翘。提梁做绳索状,两端为     

郑州大学收藏的带铭文青铜器

郑州大学收藏的带铭文青铜器翁小云许俊平图一铜簋郑州大学文博学院文物陈列室收藏的青铜器中,有些铸有铭文,现将其中四件分别介绍如下：铜簋（图一）敞口,圈足,下腹外鼓,上腹和圈足上分别有带状纹饰,纹饰为云雷纹布底的夔纹。上腹的带状纹上,均匀分布着三个浮雕的...     

试论商代金文的装饰图案特征

商代金文特别是族徽文字表现形式独特,构形近同图画,与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十分接近,若混于装饰图案中,则难于分辨。附于文字左右的装饰图案主要有三类:兽面纹、夔龙纹及鸟纹,而易与文字混淆的的装饰图案主要有目雷纹、双目纹、龟纹、蝉纹、火纹等等。     

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所见仿古纹饰试析

<正>东周青铜器经历了从典型的周文化风格向列国风格发展的过程。大体而言,春秋早期阶段延续了西周晚期以来的铜器风格;到春秋中期阶段,铜器的形制、纹饰乃至铸造方式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铜器造型愈加规整,开始出现耳、足分铸的现象,同时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也进一步拉大;到春秋晚期阶段,形成了秦、楚、晋系等列国风格青铜器。晋系青铜器是列国铜器中的典型代表,除了造型具有自身特征外,在纹饰上也有自己的突出特征。除了大量的蟠螭纹、蟠虺纹外,     

鹤壁市辛村出土四件西周青铜器

1984年10月,鹤壁市鹿楼乡辛村农民刘昌在耕地时,发现四件青铜器。这四件青铜器分别为尊、觯、削、凿。尊侈口,腹微鼓,圜底圈足,口颈无纹,颈与腹相交处隐现弦纹两道;腹部铸有两组饕餮纹,每组两侧饰以对称的夔纹,并以细密的云雷纹作地纹(图版七:4)。腹下有     

略论中国北部长城地带发现的动物纹青铜饰牌

<正> 北方式青铜饰牌主要是指发现在我国北方长城内外铸有动物纹的青铜饰牌而言。由于最早发现于内蒙鄂尔多斯草原以及河套地区附近,所以又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种动物纹在国外称之为“野兽纹”。具有动物纹和动物立体造型的青铜器,其出现时间很早,至少在商代中期以前就把动物立体造型运用在武器之上了。北方青铜器上的动物纹,一直延续到西汉或更晚的时间。青铜短剑、刀子、马具、带具、饰牌等,都包含在这一类器物中。就北方式青铜器整体而言,青铜短剑、青铜刀子和动物纹饰牌,是北方式青铜器构成的三要素。而青铜饰牌则是这三个要素之一。     

西周早期圆形尊的范铸模拟实验研究

在商周的青铜器中,许多都铸有扉棱,但最早出现扉棱的青铜器,应该是商中期的圆形尊,而商早期所有的青铜器都没有扉棱.在西周的圆形尊中,除了没有铸扉棱的尊外,其余多是铸有三段扉棱.青铜器上为什么要铸造扉棱?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西周一些圆形尊的表面纹饰中,常出现翘起的牛角纹饰.这些纹饰是怎么制作的?这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范铸模拟实验,使得上述两个问题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晚商时期商民族文化特性分析

晚商时期商民族文化特性的确定,对于厘清商人自身文化发展脉络,辨识夏商周三个不同民族文化基因的异同至为重要.本文结合历年来的考古资料,从建筑、墓葬、青铜器、陶器、祭祀、占卜等六个方面对晚商时期商民族文化的特性进行剖析.     

论西周时期人兽母题青铜器

本文对西周时期人兽母题青铜器进行归纳、梳理,并通过与商代人兽母题青铜器的比较研究,认为商代人兽母题纹样发展到西周时期,已明显发生了变化,即已由完全宗教含义转变为单一的军队威猛的象征,是炫耀战功的一种形式。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批商周青铜器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一批商周青铜器,包括鼎、簋、爵、斝、觚等,来源不一。本文对其中15件礼器作了初步整理与分析,认为它们在器型、纹饰、铭文等方面皆具有较为明确的时代特征。     

中国早期失蜡铸造问题的考察与思考

就先秦时期青铜器中四类无法按分块陶范铸造工艺解释的纹饰或附件——器物通体饰难于整体脱范的纹饰,纹饰凹槽内宽外窄,形成倒勾纹饰,纹饰边缘上翘,形成翻边的纹饰以及无范线绞股绳索状附件进行了技术分析或模拟试验,认为中国失蜡铸造技术起源于焚失法;焚失法最早见于商代中晚期:焚失法铸造技术在无范线失蜡法技术出现之后逐渐消亡;至春秋中晚期,无范线失蜡铸造技术已相当成熟。所谓中国青铜时代“没有失蜡法铸造器例”之说实属无稽之谈。     

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从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看二里头四期的文化性质

对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学术界已进行了数十年的讨论,然而直到目前,共识却仍未能达成。本文首次从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入手,对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予以探讨。经过对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黄陂盘龙城、安阳殷墟等遗址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数据的分析与讨论,我们支持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属夏文化、第四期遗存则已进入了商代纪年的观点。     

商代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十三号墓清理简报

商代盘龙城遗址杨家湾13号墓于2001年下半年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虽然该墓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仍出土了精美的青铜器、玉器、板灰痕、松绿石饰,发现了头坑和足坑并各坑殉狗一只。它是目前盘龙城遗址发掘清理的大型墓葬之一,对研究盘龙城遗址商代墓葬的分布情况、形制与结构、等级制度等提供了重要佐证,对于研究长江流域的商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失蜡铸造起源问题的思考

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期失蜡铸件,属春秋晚期器,技术已相当复杂。早期的、技术较原始的失蜡铸件并未发现。中国失蜡法的起始年代和原始技术仍是一个学术悬案。近年来发现了一批早至商晚期的中原和长江中下游青铜器,其纹饰或附件的成形无法按陶范法解释。按技术特征分类,计有通体为难于脱范的模纹;模纹内宽外窄;模纹边缘上翘和绳索状附件缺少范线等4种。对4种现象进行了讨论,并作了部份模拟试验,据此提出：中国失蜡法起源于“焚失法”;焚失法最早见于商晚期;这种技术在无范线失蜡法出现之后逐渐消亡;至春秋中晚期,无范线失蜡法已相当成熟。     

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

本对盘龙城青铜容器提出了一些看法。章对青铜器的一些特征进行了分析,对兽面纹的演变作出了轮廓形描述,并强调了铸造工艺对于器形特征的影响,如加厚容器唇部、鼎鬲的一足对一耳的特征皆出于工艺的需要。认为盘龙城铜器已经在器形、纹饰及铸造方面存在一些与郑州青铜器不同的因素,它们为殷墟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青铜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郑州商代大方鼎拼铸技术试析

早在传说的黄帝与夏禹时期,鼎就被作为重器而地位最尊,具有国祚、国运的象征。郑州商代大方鼎、殷墟商代司母戊大鼎,是这种重器的代表作。郑州方鼎大小两种,小者高81cm,重52kg.大者高87cm,重75kg。司母戊鼎高133cm,重875kg。郑州大圆鼎高77．3cm,重33kg。殷商晚期的铸造技术已发展到很高水平,铸造司母戊鼎这样的重器,是没有太大难题的。然而在郑州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虽比安阳殷墟仅早百多年左右,铜鼎的形制和缺陷,所呈现的技术确实显得原始得多。就同是郑州商代二里岗上层的食品厂同一个窖藏之内两方鼎,在考察铸造技术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