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河书院与新式体育运动

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可“安然入内地传教,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的特权。通州作为联系南北运河及天津的水陆交通枢纽,在1867年(同治六年)美国耶稣教会即进入通州,先后在这里建立教堂、设立学校。     

清代通惠河

北京通惠河自明代嘉靖七年(1528)吴仲修复以后，历明清两代始终通畅不废。公元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随即议立北京为京师以后，通惠河仍承担运输漕粮入京的任务。直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津铁路竣工以后，海运漕粮由天津通过铁路直运北京，不再经过通州，通惠河数百年来转输京师天庾的任务才算告终，转以运送各地商货入京为主。但是通惠     

通州城的传说

通州城的传说○李向阳京畿重镇通州城，自古北由官道至山海关，南顺运河到杭州，系京城水旱两路的交通要冲。清帝乾隆爷曾来到通州，见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舟船如织穿梭，街道上西至东行的客商车水马龙，不由地感叹道：“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他说出了一副对子...     

通州与运河

郭守敬奉诏疏凿通州至大都的运粮河。开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3年)春，告成于至元三十年(1294年)秋，皇帝赐名曰：“通惠河”。通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编篱为城”的。篱城距乐岁、广储等仓甚近，通惠河自通州篱城北到乐岁仓西北，水陆共长500步。可见，元末的通州篱城是依据通惠河和仓储的位置确定的。     

汉初内史考——张家山汉简中所见汉初内史之演变

内史与治粟内史，在汉初经历过较为复杂的演变。汉兴之初，全国财经事务由内史掌管，与战国秦内史的职掌一致，高帝九年后内史兼掌全国财经事务与京师地区，其性质特殊，在治理京师方面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地方行政长官，京畿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吕后二年至吕后八年间始设治粟内史以专掌财经事务，内史则专治京师。     

明清北京通州运河水系变化与码头迁移研究

明清时期,通州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漕运物资悉经通州码头转运至北京。由于通州一带土质松软,水道迁徙频繁,对漕运码头影响巨大。在自然水道自身变化和人力整治的叠加作用下,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屡有变迁,位于通州附近的运河码头分布和功能也随着水系格局改变而迁移和调整。本文从分析明清时期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变迁入手,梳理通州码头兴衰起伏和迁移分布过程,以阐述河道变迁与通州漕运码头之间的依存关系。通州码头变迁实际上是人与自然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     

清代宫中朱批奏折漕粮档案简介

漕粮是旧时历代政府规定由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军食用的粮食,是以实物交纳的田赋。但运输方式也时有变化。由于“漕粮攸关天廋正供”,所以征收的漕米,需源源不断地运至京师。     

明清北京通州古城研究

通州是明清时期运河北端漕运枢纽城市。随着漕运的发展,通州城池自明初以来也日益扩展和完善。本文利用文献档案、古地图、实地考察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通州城垣、护城河以及城内街巷分布和功能区布局,并重点论述了通州城的主要职能。明清通州城的发展演变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城城垣扩展受到仓储职能的较大影响,城池巧妙地利用运河水系集城防与漕运于一体,城市职能随着漕运发展而日渐扩充和完善。明清通州古城集中反映了北京地区的运河文化,是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地,应加以深入研究并实施保护。     

清代刑部与京师细事案件的审理

清代刑部作为天下刑名总汇,却大量审理京师笞杖案件,原因在于旗人尤其是皇族的特殊司法管辖以及清代京师审判制度的内在矛盾。清初,由于旗人特殊司法管辖,内务府和八旗对于旗民交讼之案须送刑部审理;五城察院对于单旗案件,也交刑部。清中期以后,涉及皇族的案件,不论罪之轻重,均由宗人府会同户、刑二部审理。清代京师并不存在逐级审转复核制,京师各衙门送刑部之案均不拟律,这使得刑部大量审理笞杖案件以避免拖累。     

宋"元祐党籍"碑两种重刻本的甄别

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政治斗争,是宋代是也中国历史一件大事。宋崇宁间(公元1102～1106年),划定元祜党人司马光等为奸党,由徽宗和蔡京手书,多次立石,昭告天下,影响重大。崇宁五年(1106年)出现星变,朝野大震,诏令尽毁党人碑。自是,曾立于京师和各州县的党人碑荡然无存。     

书屋

京师梨园丛书刘嵩崑著江西美术出版社2007年5月版全套定价:148元该丛书包括《京师梨园世家》、《京师梨园轶事》、《京师梨园故居》。徽班进京至今已二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二百余年中,京剧从最初的草台班子,演变为现今的"国粹"。京剧走过了怎样的沧桑岁月?又是什么内在的驱     

关于元稹通州任内的几个问题

拜读《元稹年谱》(齐鲁书社一九八○年六月版,以下简称《年谱》),赞佩之余,将自己对元稹通州任内(元和十年三月至十四年三月)的不同意见整理成文,以献疑于师友,乞教于著者。一、元稹赴任通州时无归田之举《年谱》云:由西京赴通州,“快则半月,慢则一月可到。”而元稹元和十年赴任通州时,却“费时三、四个月,这是甚么缘故?”接着列举元稹《归田》诗后认为:“从‘挂绶出都门’的句子,看出此诗是元和十年夏元稹出西京,赴任通州时所作”,“但元稹徘徊了一阵子,最后还是赴任去了。这是元稹三月底即离西京,闰六月才到通州,费时三、四个月的缘故。”并在“辨证”栏内批评陈寅恪先生云:“竟不知元稹‘归田’事。”     

从地方志资料看明清时期通州的漕运

明清时期的通州为北京左辅,是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枢纽,作为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明清两朝中央政府不但在通州设重兵守护粮仓,而且置仓场侍郎、坐粮厅、通惠河郎中、厅汛等官员疏浚通州河道、修筑闸坝、收支税粮,将通州视为畿辅之门户。同时通州政治地位的变迁也与自然地理环境、漕运政策、国家方略密不可分,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通州在明清五百余年中一直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盛名。     

北京市通勤人流的总体特征及典型区分析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从职住分布、通勤流向、距离时耗分布三方面总结北京市通勤空间格局的整体特征,进而划定具有代表性的职住类型区开展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北京的居住或就业密度并非完全由内向外递减,而是以高密度居住环带和点状就业中心呈现;通勤流向上形成“昌平—中关村”和“通州—CBD”两条长距离通勤带;由通州、大兴、昌平三个新城流向中心城区的通勤人数较高,而亦庄、通州和顺义也吸引了一部分中心城区居民反向通勤;西五环内和北五环外的的居民单位通勤距离耗时更多,表明此地居民面临更为严峻的通勤交通状况。此外,通过对比五种居住区与四种就业区中的人口通勤特征,亦发现了不同职住类型区域的通勤分布模式差异。     

明代京师富户之役考论——以徽州文献为中心

洪武、永乐年间曾经两次大规模迁徙富户到京师,这是明初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依据新发现的徽州文献,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此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明初的京师富户之役是为修建新都而针对特定富民群体设定的一种极为严苛的徭役,被强迁的富户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明中期以后,京城的大规模建设业已完成,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措施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对京师富户役进行了多次宽免。在明代中期的役法改革中,京师富户役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原籍地摊派征收的银差,明初强迁至京师的富户之役则逐步消亡。     

满族与通州

通州是运河的北端,谈运河,必须谈通州;谈通州,也得谈运河。因此,谈满族与运河,也就是谈满族与通州。运河的北端点是通州,但此河还有一段延伸河体,最顶点应说是朝阳门外。这一段延伸河虽比主河较狭较浅,但数百年来始终畅通无阻。老北京人皆知游二闸,皆知郎家园的枣等等,均与运河这段延伸河体有     

日本教习与京师警务学堂

1901年创立的京师警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警察教育机构,也是清末最大的警察教育基地。虽然京师警务学堂聘用了一批日本教习承担大部分的教学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并由川岛浪速担任监督(校长),但其主权仍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作为中国最早的近代警察教育机构,京师警务学堂为清末各地警察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对中国近代警察教育和警政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清代漕运对天津的影响

清代,天津处于漕运枢纽地位,是漕粮进入京师、通州以及边防粮仓的必经之地。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从天津经过,或者在此停留,对天津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漕船带运的大量南方货物涌入天津,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二是漕运带动的商业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寓居天津,从而对天津人口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三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天津人不仅能听懂而且学会了多种南方语言;四是随着漕船北来,南方沿海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和演变,备受尊崇。     

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

1982年12月底,潞城县西流公社潞河大队社员在院内修建水井时,发现了一座战国墓。1983年1月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晋东南地区文化局组成联合发掘队,对墓葬所在的潞河村及邻近的古城村进行了调查、钻探,并对墓葬进行了发掘。     

《玉堂嘉话》指谬一则

《玉堂嘉话》第41则相当于小序的文字"圣上御极十有八年,当至元十一年丙子春正月,江左平。冬十二月,图书、礼器并送京师"的时间有误,"江左平"指的是伯颜平宋一事,"图书、礼器并送京师"指的是将宋室的图书和礼器运回大都一事。根据史书记载,两件事都发生在至元十三年,不是至元十一年。至元十三年是忽必烈即位的第十七年,不是第十八年。所以,《玉堂嘉话》此则首句当为:"圣上御极十有七年,当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江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