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签订前的中日谈判

塘沽停战协定,是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在长城抗战失利后,与日本签订的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塘沽协定的签订,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由妥协到有限的抵抗,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策之前有过犹豫,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在这一期间的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克服了动摇和干扰,抵制了"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确立了战时体制,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     

抗战前蒋廷黻的内政外交主张简述

本对抗日战争爆发前蒋廷黻的内政外交主张进行了初步探讨。内政方面,他主张国家统一,实行中央集权的“开明专制”;外交方面,他在主张对日妥协的同时,积极主张对苏复交。其内政外交主张得到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的赏识,他也因此得到了重用,先后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投身实际的政治。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幕后故事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对日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如何挽救民族危亡,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有着直接关系.     

中共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回溯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即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护建立联合政府的各党派各阶层代表纷纷集会,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中共主张。经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不懈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     

蒋何以邀毛,毛何以应邀?——美苏两强与重庆谈判的关系(下)

中共的妥协、让步和坚持莫斯科要求中共改变对国民党的路线,和国民党合作,在延安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走法国的路",准备和蒋介石"搭伙"。朱德甚至在会上表示,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这些方面表明,中共在总体上大致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在重庆谈判的实际进程中,做了相当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中共有自己的原则和坚持。法共当年将自己的武装全盘交给了戴高乐     

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

在国民党统治北平的起初两年中,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以中下层商入的代表自居,积极推动民众运动,与北平商界上层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国民政府和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双方呈对垒态势。市党部与商民协会由于没有实际权力,其目的常常难以达到。国民党中央对市党部的要求则虚与委蛇。中央、地方各党政机关对这些纠纷的态度和处理手法不同,缘于国民党内存在着新旧之争、党政之争,其根源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路线之争。     

卢沟桥事变前汪精卫对日态度述论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基于对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认识,在“和…‘战”问题上,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对抵抗日本的侵略始终缺乏信心,“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其基本立场。本认为,在长城抗战失利之前,尽管汪精卫主张“抵抗”与“交涉”并重,但他更强调“抵抗”的重要性;此后的汪精卫不仅很少提到“抵抗”,就连理直气壮的“交涉”也从未出现。一味的妥协退让成为其对日态度的基本特征。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几次妥协投降活动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了八年英勇战斗,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的自我牺牲之后取得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消极抗日,动摇妥协。在     

“九·一八”事变与李烈钧“开放政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烈钧“目击时艰,如芒刺背”,慨然主张和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李烈钧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他此时虽被排挤于“中枢”之外,但在国民党内仍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对“开放政权”加以系统考察和剖析,不仅为正确评价李烈钧所必需,对研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不无必要。     

1932—1933年罗文干出长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罗文干1932年1月28日至1933年12月2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担任外长期间,他处理对日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对日本的侵略要坚决抵抗,在此前提务件下再依靠英美等国解决中日冲突,而不是完全依赖他国;同时,由于日本企图通过同中国直接交涉以强迫中国接受其奴役条件,罗坚决反对同日本直接交涉,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就他同蒋介石的主张来说,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由于在依靠西方国家政策上具有相同的一面,蒋任命罗兼任外长;由于在是否坚决抵抗和是否妥协的问题上不同,两人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矛盾．罗因之被免职。     

国难会议略析

国难会议召开了1932年4月,是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中枢的一个反应。 国难会议最初是由1931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当时止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抗日呼声甚高,一些民主人士开始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不抵抗政策,要求改组政府,领导抗战。南京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国难会议     

周恩来与党外人士

周恩来一生善交朋友,在他结交的朋友中,有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有社会各界名流、专家学者和工商界重要人士,以及过去反对我们但是后来改变立场,愿意与我党合作,支持我党主张的人。     

“党”“国”之间:论国青合作之形成(1931-1938)

青年党曾经长期与国民党处于紧张对立状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主动调适,提出"政党休战"的主张,这成为青年党政策调整的起点。1933年,以左舜生为代表的青年党再次妥协并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庐山会谈"开启了两党领袖沟通的渠道,"南京谈判"则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反共基础上实现初步合作。西安事变及曾、左、李奉化之行则使两党关系密切化。此后两党通过国防参议会这些架构在抗战初期形成事实上的合作抗日局面。1938年蒋、左互致信函,国青合作正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国难与反共是两党合作的基础,而"宪政"与"训政"之分则是合作的主要障碍。双方均在自身利益与国族利益之间权衡博弈,最终在"党""国"之间寻获大致平衡,共同步入抗战建国的历史进程中。     

论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期间的态度

长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妥协、求和、动摇、投降、卖国。后来又有学者或者一反传统观点而认为道光帝是抵抗派;或者认为道光帝左右摇摆,应当划阶段来论述,在某一阶段主战,在某一阶段妥协;或者认为道光帝是速胜论者。本文则认为,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     

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

发生在1945年10月的昆明事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当局为争夺省政控制权而多年博弈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强势个性碰撞的产物.事变以龙云解职离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惟衡以实情,龙云解职后,云南仍未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亦不能不表示向现实的妥协,且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故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解决龙云之举,其得失非断然可判,未可一概而论.     

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立场.从蒋介石这一时期日记看:蒋对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主张抵抗,反对妥协退让:蒋积极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为抗日战争从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主张的变化及其影响

反对帝国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之一,同时亦成为国民革命的基本目标。在早期,中共反帝方针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便是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汉口"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的反帝方针发生变化,从主张废约趋向于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变化原因,除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群众斗争的高涨之外,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着密切关系。中共的急进方针扩展了国民革命的反帝斗争,也由此与国民党发生矛盾,对国共合作的格局产生相应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国民党加速分裂进程。为了尽快建立全国政权,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愈益走向妥协。又由于在领导权、工农运动、土地运动等问题上的冲突,先是蒋介石发动政变,继而汪精卫实行"分共",国共两党终于分道扬镳。     

邵力子在莫斯科

１９２６年９月至１９２７年４月,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度过了一段不寻常的日子。 １９２６年６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分别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要求国共两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将在１１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选中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前往出席。蒋介石为何选中邵力子呢？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来邵力子是国民党元老,在党内有一定威信,对苏联的态度…     

11字提案斥逆

正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礼堂,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宣告成立。南洋各地华侨代表180余人,推举陈嘉庚为主席。汪精卫,时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却在散布对日妥协。陈嘉庚殊为不解,"盖日本野心欲灭我国,虽孩童亦晓然明白,前既侵占东四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