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

<正>1949年以来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改革与建设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国家行政权力达至郡县的制度结构。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了旧的保甲制度,建立了新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街道办     

漫谈士、农、工、商

中国自古以来,除统治外,社会分工是士、农、工、商四大类。这四大类,大抵农、工是以有形的产品贡献给社会和换取本身的生活资料;士、商是以无形的才智贡献给社会和换取本身的生活资料。在几千年的历史行程中,都各有其险阻与坦途。试述如下：     

银雀山汉简中的官社经济体制

战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支配形态是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 ,通过国家授田 ,建立起强制性的份地农分耕定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种官社或官公社经济体制。官社经济体制是在土地国有制下 ,以国家行政系统为统绪 ,以农为本 ,寓兵于农的新的政、农、军合一的社会经济体制。其首要特点是政社合一 ,政治、社会、经济、军事 ,乃至精神文化生活等在国家政权支配下的一体化。这种经济体制下 ,由于实行份地授田 ,政治经济关系主要是在政府与民之间发生的统治剥削关系 ,所谓阶级关系也都表现在官民对立之中。传统的战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说有违于历史真实。     

试论先秦国家边界的形态

夏、商、周时期是中原地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 ,国家组织逐步取代了氏族部落组织 ,以地缘为主体的社会关系逐步取代了以血缘为主体的社会关系 ,直接统治的方式逐步取代了间接统治的方式。与国家组织形态的变革相适应 ,国家的疆界形态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村落围沟、都邑封疆 ,发展为诸侯国的大型界墙 ,最终形成了统一国家的界墙。这是新的国家制度取代旧的分封制度的必然结果。先秦疆界形态的变革直接反映了先秦国家组织形态的变革 ,折射了先秦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     

东方朔仕进小考

东方朔一生仕宦虽官秩不高,但却属于汉武帝核心决策层次的人物。东方朔仕宦不显,主要原因在他个人身上的游士风格,也有其政绩缺乏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战国以来的游士风格与秦汉大一统国家间的政治矛盾、制度矛盾。从东方朔身上,既可以看到大一统背景下游士的处境与心态,又可以窥见战国到秦汉间,士从游到不能游的历史变化过程及原因。     

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

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有一句名言:“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我国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正是这样粘合起来的庞大的建筑物。为适应大一统国家的需要,我国自秦汉以来产生了堪称完备的交通通讯体系——馆驿制度。至唐代,我国封建社会达到了鼎盛时期,与此相适应的馆驿制度也发展到了空前的完善程度。而馆驿制度中最活跃也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以马匹为主的交通通讯工具的管理,在唐代也更进一步制度化。     

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力量替嬗与国家应对

中国中古时期经历了工商业为代表的财富力量兴起、式微和再兴,以及士族势力的起落。社会力量这一替嬗是社会经济的自然力量和国家的制度设计交互影响的结果。汉武帝新政通过打击和疏导双管齐下,消除了春秋战国以来日益膨胀的工商业力量,但其作为疏导财富力量的不限民名田政策成为士族阶层兴起的滥觞。唐朝在此前历代消解士族努力的基础上,通过科举制等制度将士族吸纳到统治秩序之中,转化为国家统治力量,完成了消解士族的过程。宋代建立了与财富力量共利分利的机制,与财富力量确立了相互依存而非对立争利的关系。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处理与社会力量关系的良策就是因势利导。     

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综述

秦汉时期,为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局面,加强各地区之间尤其是中央和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的联系,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较为严格完善的邮驿制度。但是,由于文献记载零散不足,给这一课题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本世纪以来,随着大量秦汉简牍、封泥和碑刻等的发现,为秦...     

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看孙权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

由于现存文献缺乏关于孙吴时期实行了秦汉以来长期实行的口钱、算赋制度的明确记载,以致史学界大都认为孙吴政权也同曹魏政权一样实行户调制,取代了秦汉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这种看法未必准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所载确证,孙权统治时期的东吴仍在实行汉代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孙吴时期的口钱、算赋征收制度,也是口钱与算赋同时存在和按大小口分别征收,也是算赋为每个成年人每年的征收量为“一算”,这些都是同秦汉时期相同的。孙吴的“更赋”的征收也有与汉制相同的情况。孙吴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有某些较汉制的不同之处,由以现金缴纳变成了以实物缴纳的变化,这说明口算赋制度之转变成户调制只是时间问题了。     

河池土司史话

土司统治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中央王朝在无力进行直接统治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通过让地方首领世袭自治以统治地方的一种政治制度。在推动西南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和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起过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世袭专制自治制度的落后性逐步暴露出来,最后崩溃消亡。宋、元、明、清以来,河池历史与土司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的发展变化随着土司制度的出现、发展、全盛、衰落而起着相应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秦汉边郡研究

在秦汉地方行政结构中,内郡与边郡在行政职能、吏员设置、民族构成、法律制度上存在着诸多差别。研究秦汉边郡,对于探索秦汉时期边地制度与内地制度相互影响融合的规律、秦汉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秦汉国家结构发展变化、地方行政机制的运作规律等有重要的意义。本世纪初,西北简帛的发现,极大推动了边郡研究。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外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分别从秦汉中央政府分层次、差别化治理,边郡防御系统,边郡职官设置,屯戍,文书运行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秦汉边郡的情况。笔者根据搜集到的相关论著,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秦汉边郡研究做一简要综述,以期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疏漏之处,祈望方家指正。     

清代中期官府力量在藏区社会的进入——以治理青海贵德地方抢掠案件为例

清代中期,清政府在青海农业地区社会统治秩序渐趋稳定。但从乾隆后期开始,贵德地方牧区藏族社会抢掠蒙古地方乃至侵扰内地社会的案件时有发生,官府通过在地方社会调整行政建制、以僧治番和设立千百户制度等方式来加强对抢掠案件的治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力量也随之进入贵德牧区藏族社会,并最终在道光年间完成了王朝国家在牧区藏族社会统治秩序的建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学界的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的非洲史学界在反思20世纪60至7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殖民地国家的性质与基本特征、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关系、非洲社会变迁与非殖民化的内在关联等重要问题。这些研究表明,殖民统治时期是非洲社会发生急遽变迁的时代,族群、习惯法、间接统治和强制经济制度极大改变了非洲社会结构。与此同时,非洲社会变迁塑造着欧洲殖民者对于殖民地的认知与政策,这是理解非殖民化的重要社会背景。     

清代边疆民族政策浅谈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开始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大国,不仅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而且民族众多,在国土一半以上的边疆地区里,居住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因此,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必须制定出相应的、行之有效的边疆民族统治政策,否则就难以达到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统治目的。作为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的清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上,无疑是从维护以满洲贵族为首的封建阶级统治利益出发的,因而具有明显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特性。特别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析论

本文通过考察政治与血缘以及国家与宗族的关系,从宗族的视角将中国古代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四个时期,每两个时期之间有过渡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国家维护统治所倚重的社会中坚力量不同,贵族社会和豪族社会阶段,国家中存在一个稳定的中坚力量,承担部分国家任务,降低了国家统治成本,但容易形成对君主权力的制衡;平民化宗族社会中,社会中坚力量由国家分割资源建立和维护,对君主有依附性,因此君主权力日益加强,但建立和维护社会中坚力量的成本高昂,导致国家财政负担不断加重。     

《物权法》: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助力器

由于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等,一切都源于物质财富的支撑。因此,用于规范物权关系,促进财富积累的物权制度就成为一国经济制度中的核心制度,物权法律就成为一国法律体系中起骨架作用的基本法律。对此,2007年10月,我国《物权法》的生效实施,必将对推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产生巨大作用。     

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

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巨变,战国秦汉时期的农官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在官吏择任上,传统的世卿世禄制渐次被官僚制度取代;在体制方面,国家重农体制确立并逐步消;在体系构建上,则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业管理体系。农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既是秦汉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与秦汉农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     

读陈宁的《秦汉马政研究》

正马政是中国古代国家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政研究遂成为历代治史者关注的一个热点,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历代马政研究的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陈宁的《秦汉马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尤其值得关注。第一,该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马政的源流、发展及与国家盛衰的关系;揭示出秦汉马政与当时世界历史     

辛亥革命前后的福州金融业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摆脱政治压迫和经济束缚而发动的一场民主革命运动。它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并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福州金融业仍旧延续了鸦片战争以来金融业发展的格局,依然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     

略论贵州“改土归流”的特点

土司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宋元以来,开始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土官。明代对土司的承袭、进贡、赋税、均徭、差发、供输、征调、奖惩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制度。土司制是当时封建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又是统治少数民族的特殊地方政权。封建王朝建立土司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文化习俗有很大差异,又存在着民族矛盾和隔阂,而且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封建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