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1895-1897)

胶州湾事件之前,中德就港口租借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交涉。德国动用了各方人马,推进公私并进的多线外交。清政府倾向于联俄以自保,对德国的无理诉求一味机械回绝,并未足够重视。德国在所谓“和平外交”与“巴兰德—李鸿章”路线接连受挫后,武力占领港口呼声高涨,又值俾斯麦去职后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对华外交日趋强硬。1897年的胶州湾事件,是这一连串交涉导向的结果。其间还留下了驻德公使许景澄主张德国武力占领港口之说,更由此揭示出德国对华新外交政策的内部博弈以及晚清驻外使馆外籍参赞僭越职权的普遍问题。     

经济视域的在华俄侨

以往,研究者们经常从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移民侵略政策或十月革命后俄国贵族的流亡来考察在华俄侨。抛开意识形态因素后不难发现:俄侨不只是"掠夺者"或"流亡者",他们也是"建设者"。他们对中国,尤其是聚居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和平建设时期,中苏(中俄)贸易中,俄侨及其后代的影响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杨儒拒约”与《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

中俄第一次交收东三省谈判期间,杨儒是清廷对俄交涉此事的特命全权大臣,其所辑之《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较为客观地记录了其间清政府的决策经过,同时也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杨儒在此问题上的真实态度。与后世的普遍看法不同,杨儒的"拒签俄约"并非出于本意,而是种种压力与顾虑之下的无奈之举。杨儒始终认为,签约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后的正确选择。     

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嘉庆十年中俄交涉述论

从17世纪末开始,俄国实施欧化改革,实行重商,鼓励航海,国势渐盛。而古老的中华帝国仍然重农抑商,禁止航海,国势趋衰。到18、19世纪之交,俄国不但开始称霸欧洲,且开始关注远东。嘉庆十年,俄国为了扩大对华贸易、解决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特派遣庞大的戈洛夫金使团访华。然而,由于中俄文化背景有异、双方互知甚少,从一开始中俄双方就在诸如礼仪等问题上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俄国使团访华半途而废。不过,事后中俄双方基于国际国内的局势,相互克制,没有扩大事态,努力维持了外交和局。通过这次外交事件,俄国基本形成了整个19世纪的对华政策,并逐渐获得对华外交优势,而清朝则慢慢丧失了对俄外交的优势,为19世纪中叶丧权失地的外交悲剧埋下了伏笔。在这次外交事件中,俄国失败的只是一个使团,而中国失败的则是整个外交。     

日本政府对清末新政前期的观察与反应

甲午战后,日本外交致力于化解清廷的对日恶感、拆解中俄联盟,构筑日英同盟下"拉华制俄"的东北亚格局以对外扩张。在清廷启动新政之初,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清廷的相关动向,欢迎并期待新政切实推行。新政实施后,日本通过提供规章资料、派遣顾问、接收留学生、出口武器等手段积极配合清政府推行改革,并加紧对北洋的军事合作与扩张,以实现拆解"中俄联盟"的战略与"拉华制俄"的策略目标。然而,日本也观察到清廷权力中枢不愿真正推行改革,故而认定清廷终难逃脱"亡国"命运。这种认知助推日本继续推行侵华政策。     

1855-1858年中俄塔城事件之交涉

19世纪50年代中俄塔城事件之交涉,折射出当时亚洲腹地国际关系格局的微妙变化,以及中国传统边疆观念、外交体制和驭外策略在近代国际形势下的初步遭遇。俄国人积极适应世界形势的变迁,竭力突破既有的俄中外交体制;清政府则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国际关系,试图以不变的旧体制来规制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并一厢情愿地希望对手亦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结果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境地。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

义和团运动初起时,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率先做出反应,联络各国公使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催促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镇压义和团。继而,法国政府也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竭力促成列强联合出兵侵华。7月中旬,法国最先建议列强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以便从根本上削弱清政府的抵抗力量。在谈判签订《辛丑条约》的过程中,法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与他国不同的主张。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法国虽然与俄国存在同盟关系,并在一些问题上与俄国保持一致,但其对华政策并不完全被法俄同盟所左右,而是把维护列强的联合置于对华外交的最优先地位。     

崇厚伊犁交涉失败谁之过

为了收回伊犁,清政府派崇厚以全权大臣身份赴俄交涉,1879年10月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后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处以斩监候.清政府处罚崇厚的主要理由在于:一是其所签条约失权过重.对条约所涉及的割地、赔款、通商和设领事等内容,清政府都表示了不满,尤其对由于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给俄国,导致收回的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形势,表示了极大的愤怒,认为"收还伊犁与不收同,或尚不如不收之为愈".(王彦威等:<清季外交史料>第16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27页)二是崇厚与沙俄签约"多有违训越权"(<清季外交史料>第19卷,第3页)之处.     

《中俄密约》签订真相

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统治阶层流传这样一个论调,说什么沙皇俄国“疆域已广,且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举动阔大磊落,非西洋可比”,转而产生了同沙俄结盟,“联俄以拒日”的幻想,为了换取与俄的军事同盟,竟然不惜将重大国家权益出让给沙俄,清政府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要与沙俄结盟、沙俄从中获取了哪些好处、条约的结果又是如何呢,本文将一一予以介绍。     

“中俄伊犁交涉”研究综述

本文围绕《１８８１年俄中圣·彼得堡条约交涉史》的框架和内容,介绍了俄国学者对有关研究中俄伊犁交涉问题的史料的分类及其评估,介绍了研究俄中关系的视角和方法以及俄中两国学者在俄中关系性质问题上的认识分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文中有些观点不免偏颇,值得注意。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第一次政治大借款的意图与困境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履行《马关条约》先后三次向列强大借外债。其中第一次政治大借款——俄法借款是清政府为回应俄国策动共同对日干涉的外交举动。俄法借款间接体现了战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即平衡列强在华利益矛盾。由于对时局的误判,清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极度的摇摆性,并且自身权益遭到严重损害。     

甲午战争以前日本的对华协调政策——以1876-1894年的朝鲜问题为例

1876年以后日本政府在新的东亚变局下开始摸索对华外交路线的转变,特别是以1882年朝鲜的"壬午兵变"为契机,多种政策构想逐渐向"对清协调"的路线统一.而这一变化又在此后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等人的协商交涉之中,在甲申政变、天津条约、朝俄密约、巨文岛事件等一系列时局背景的影响下得到发展,最终以联清拒俄、承认清廷主导朝鲜事务、默认清军扩大对朝支配的方式具体表现出来.但由于该路线有其背后阴谋,本身是为其对外扩张服务的工具,再加上当时中日之间的根本矛盾难以调和,结果使其政策在1894年前后迎来了重大变动并进一步引发了甲午战争.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17—18世纪清朝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

在理藩院处理的对外事务中,中俄交往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包括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中俄贸易问题不仅与两国间的边界、逃人和准噶尔问题密切相关,还涉及到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这些都体现在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管理实践中。本文以中俄贸易关系中的理藩院地位为中心,以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理为切入点,探讨清政府对俄贸易政策的演变,考察理藩院的外交地位以及在处理对俄贸易过程中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     

试析俾斯麦对俄外交政策的基础

一对于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前的对俄政策,大多数论者认为,是利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后地位衰弱的需求,但对于德国统一后的对俄外交,则颇多歧见。(参见王鹏飞:《俾斯麦是怎样充当俄国外交奴仆的?》,载《世界历史》1982年5期,第26～35页;邱凯淇:《俾斯麦外交再讨论———兼与王鹏飞同志商榷》,载《世界历史》1983年6期,第34～45页)恩格斯曾赞叹马克思预言历史事件结果的惊人才能,在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恩格斯说:“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德国就得要么公开成为俄国的工具,要么在稍经喘息之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马…     

19世纪晚期中俄英在朝鲜半岛的战略角逐——以“巨文岛事件”为中心的分析

巨文岛事件是英俄殖民争夺在东亚的一次交锋,英国占领巨文岛,目的在于牵制俄国兵力,以获得与俄在中亚对峙的优势;俄国抗议英对巨文岛的占领,是为了清除其实现远东政策的障碍;清政府居间调节,充分体现了其"以夷制夷"政策的运用。巨文岛事件始末,暗含了三国在朝鲜半岛各自的战略诉求。     

1840年之前蒙古在中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分几个阶段考察了清俄关系中的蒙古中介作用。清俄发生关系前,俄国势力已渗入西蒙古地区。在喀尔喀诸部归属清朝以前,蒙古人已开始扮演清俄关系中介角色。《尼布楚条约》订立和喀尔喀三部臣服清朝后,虽有俄国人的拉拢利诱,但喀尔喀诸王公作为清朝命官主持对俄交涉事宜;蒙古语文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清朝对俄外交的正式官方语文之一。此外准噶尔汗国的存在曾对清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但俄国并没有为此卷入准部与清朝的军事冲突中去     

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论析

本文运用近年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国内孙中山研究中发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孙中山与腚苏俄关系问题进行一些新的审视和探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的沧桑巨变,进而由外交接触到联俄政策的酝酿,由确立联俄政策再到"以俄为师".他晚期政治理想中有着浓厚的"恋苏"情结.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关系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苏俄在处理与孙中山的关系上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华俄道胜银行及其在新疆发行的金币券——新疆钱币图说（二）

“华俄道胜银行”①系译自俄文“P C-CKO-KИTAЙCKИЙБAHKЪ”,是俄国联合法国趁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为筹措巨额赔款向俄法借款一亿两白银时,以中外合办为名诱骗清政府入股参加而于1895年12月22日成立的,总行设于俄国圣彼得堡。参与创建的有巴黎霍丁格尔公司银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托银行及巴黎国家贴现银行等四家法国银行和圣彼得堡国际银行一家俄国银行。资本总额初为六百万卢布,法国占股份的八分之五,俄国占股份的八分之三。名称上虽冠有“华俄”二字,其实并无中国资本。为了挂上中俄合办的招牌,俄国才于1898年9月8日,诱迫…     

民国初年新疆外交机构的设置及经费

清朝末年,新疆构北部和西部与俄国毗邻,西南部与印度接壤,边界辽阔,外交纷繁。十九世纪后期,俄国加紧侵略新疆,1851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开辟伊犁和塔城为商埠,并在二地设立领事馆,修建贸易圈,清政府被迫在伊犁和塔城设置中俄通商局,主管与俄国的通商事务。接着,俄国又利用《中俄伊犁条约》和《伊犁改订条约》,先后于1881年增辟喀什为商埠;1896年改辟乌鲁木齐（代替吐鲁番）为商埠,并在喀什增设领事馆,在乌鲁木齐增设总领事馆,同时扩建伊犁、塔城的贸易圈,新建喀什和乌鲁木齐的贸易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