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民国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价值观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与传统经世致用观有较复杂的离合关系,在中国现代史家中最具典型性。顾颉刚早年接受传统经世观和梁启超等今文家的经世思想,赋予经世致用论诸多新内涵;后受章太炎等古文家学术价值观影响,主张为学只当求真而不问致用,其学术价值观具有二元性。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接受实用主义价值观,既强调学术旨在求真而非致用,主张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又认为学术有间接之用和无用之用,对史学的社会功用多有阐述。三四十年代,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使顾颉刚回归经世致用之学,他致力边疆史地研究和大众文化普及,以服务救亡图存的抗日大业。可见,顾颉刚不同时期对传统经世致用观,或是继承中有批判,或是批判中有继承,却始终没有悖离它。究其根源,在于儒家经国济世传统和实践理性精神在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历史阐释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三次研究高潮

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特点与学科优势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幅员辽阔的边疆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领土与政治、国家经略与治理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边疆地区研究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代以来,在边疆政局的动荡之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曾有过两次经世致用的研究兴盛时期。第一次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清朝边疆地区积贫积弱与西方列强对于中国边疆的蚕食和侵略激起了抵御外侮、巩固边疆的社会舆情,一批爱国志士仁人以自己掌握的学识,     

沈曾植与晚清西北史地学

西北史地研究,是我国近代经世史学的重点关怀之一。作为清末民初该学术传统的代表人物,沈曾植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对蒙古早期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以及西北、西南边疆史地和南海交通史的开拓性探索上。其治学理念和方法,既透露出光绪间部分士大夫对边疆和外交危机的关怀,也反映了国内史学开始与国际"东方学"研究展开交流互动的趋势,在我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上实具上承清学、下开新域的意义。     

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热潮中的史书编纂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史书编纂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 ,主要表现在 :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对域外史地的研究 ;史地学者能够根据社会变动的需要 ,灵活变通地运用史书体裁、体例 ,撰述了一批具有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的史地著作。这是对章学诚寻求史学变革之道的有力回应 ,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变化。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美边疆历史研究比较

19世纪末到 2 0世纪 30年代 ,以佛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FrederickJacksonTurner )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学派与中国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群体 ,在各自的领域内进行学术上的探索和社会现实中的实践 ,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两种研究有共同之处 ,又因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呈现许多不同 ,甚至导致了本质的区别。一、1 9世纪末到 2 0世纪 30年代的中国西北边疆研究1 9世纪末至 2 0世纪 30年代 ,中国的边疆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高潮 ,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向现代边缘学科演进。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1 )鸦片战争后 :“经世致用”的…     

从边缘到中心: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边疆研究

关注边疆、研究边疆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之前,关注与研究边疆者大多为社会人士或者学生,而主流学界的研究人员并不多见。抗战爆发后,主流学界的传统史地以及新兴的民族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之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边疆,并掀起了一轮边疆研究的热潮。抗战前后对比,边疆研究之内容及其重点,从概述性的边地交通、资源、物产与边疆对外关系转到了边疆史地、民族、社会和语言为主的边疆学术综合性研究,并直接导致了"边政学"理论的提出与构建。边疆研究的这一转向,表明其已经从学术的边缘而进入了学术的中心。     

1992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索引

一、综论: 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 邢玉林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 马大正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中国边疆研究的意义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使命 林甘泉等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 二十年来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展望 吕一燃 《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1991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 木子、晓民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     

李文田与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

中国近代史学有着强烈的"经世"色彩,西北史地研究的勃兴便是突出表现之一。晚清西北史地学后劲李文田(1834─1895),撰述有《元秘史注》、《双溪醉隐集笺》、《朔方备乘札记》等行世,一生著作颇丰,其首先注解《元朝秘史》更受到学林瞩目。李文田与当时史地学者过从甚密,其在西北史地学上的成就是晚清经世思潮和乾嘉朴学方法的融贯,是清代学术的逻辑发展。在西学东渐和学术转型的浪潮下,以李文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也随分科治学而走向终结,同时亦为近代史学和地理学留下了丰厚遗产。     

魏源的边疆史地研究述略

魏源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有许多独到建树,他对边疆地理沿革的考辨继承了乾嘉学者的考据风格,是史学家的缜密品质和经世致用精神的良好结合。魏源在边疆民族问题上有鲜明的“多民族凝聚倾向”,其研究着眼于巩固边疆的群众基础,他就如何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经验总结对现实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魏源的边疆史地研究把边疆的防卫与开发建设结合起来,将边疆的防卫、开发建设同解决国家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完全超出了传统的战略地理的讨论范围,是难能可贵的。     

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鸦片战争后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当代史撰述等趋向,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新史学"之后,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胡适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史学"新潮流",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论清初理学的政治影响

(五),拓展域外史地学。洋务派发挥史学经世思想,为挽救民族危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的史地之学。由域内史地的研究拓展到域外(主要是西方与日本)史地学的研究。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郭嵩焘深受湖湘学派和王夫之的思想影响,极为推崇“经世之学”。他在英国、法国任职期间,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西方所以强大“其本在朝廷其末在商贾、造船、选器,相辅以益其强”,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不应着眼于“造     

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顾颉刚等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继承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传统和清季西北史地学派之余韵,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组织“禹贡学会”,创办刊物,编辑丛书,整理旧籍,致力于边疆史地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在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禹贡学会的工作不仅在当时具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积极意义,而且造就了一大批历史地理学、民族学人才。     

嘉道之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

时局变动与经学变动,是对嘉道之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兴起原因的简要概括。该研究的兴起,首先与国际局势重大变动密切相关。其次就国内社会环境变化来说,一是社会矛盾的激化促使士人关注边疆问题;二是清政府的边疆政策失误激发了这类研究;三是清政府在边疆问题上麻木昏聩与无知,促使有为的士大夫更为关注边疆的研究。再次,在学术根源上,主要有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潮与边疆史地的学术积累。此外,西学东传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学术因素,对嘉道之际的边疆史地研究也产生了尤为明显的影响。     

关于海洋史与海疆史学术界定的思考——兼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出刊百期

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创刊,似乎转眼间功夫就迎来正式出刊一百期了,这的确是可喜可贺之事。在25年间,它实现了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过渡,见证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向中国边疆研究所的转型,承载了边疆史地研究学科建构渐趋明晰、逐步拓展、蒸蒸日上的成长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不只是边疆研究者重要的学术园地,更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孵化器和助推器。     

论《十七史商榷》的“经世”意识

清初倡导的实学仍为多数乾嘉学者所继承,但其内涵以及分析视角则有所变化。由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乾嘉学者已不可能像清初那样高扬"经世致用"旗帜,但其著作中不乏"经世"内容。王鸣盛代表作《十七史商榷》虽以考史为重点,但并未放弃史学的基本功用,其考据注重涉及国计民生方面的内容,评论历史人物、事件也从社会现实出发,折射出强烈的"经世"意识。     

近代历史研究与民族文化认同

<正>晚清以来,对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形成高涨之势。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直接缘于边疆危机的严重状况,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反映了时人的民族忧患意识,而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要求,也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得到体现。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輏纪行》等边疆史地研究著述,均体现出要通过严谨的边疆史地研究以贯彻其经世之学的意图,使人们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总目录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稿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三次研究高潮厉声(4.1)边政研究东汉治羌政策之检讨王伟(1.28)论朱元璋治滇的意义陈碧芬(1.37)民国新疆地方政府对游牧民族的统治政策娜拉(1.48)建国初期统一内蒙古行政区     

贝格曼与中国西北考古

20世纪初是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兴盛期,大批探险家、学者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地理、考古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充分利用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其三次西北腹地考察,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有不少创新。他对西北历史、地理中的诸多问题,诸如中国史前史、额济纳地区汉代边防遗址、丝绸之路等方面的研究考证,为西北史地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鸦片战争前后形成研究热潮并发展成专门的学问。其在鸦片战争前后的风气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深层次的总结 ;二是研究中开掘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因素 ;三是在社会变动的时代背景下对国家前途命运和民族史学发展方向的思考。这一时期的边疆史地学研究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环节 ,客观上为近代史学的萌发提供了新的契机。     

元代史学的世界性意识

元代中外交通的频繁,大大开阔了史学家的眼界,域外史地述数量增多,记载范围比前代扩大,史学世界性意识得到发展。元代史学的世界性意识表现在：第一,通过考信边疆、域外史地,越来越清晰的边疆、史地概念及世界观念不断增强;第二,通过对中外化交流的历史记载,进一步认识中华明在世界范围的重要地位和中外历史发展的联系性。元代史学开阔的世界性意识对明清两代的思想观念和学术研究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