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司法官群体的分流与重组——兼论辛亥鼎革后的人事嬗变

经由辛亥革命,中国实现了从清朝到民国的政权更迭。一般认为,"革命"更多的是妥协,故两个政权之间的承续性显而易见,人事系统尤为显著。事实上,并不尽然。在司法等强调专业性的领域,在承续的面相之下,隐性的"革命"悄然发生。民国初年司法改组主要在许世英任上推行,司法官任用资格为"法政三年毕业且有经验者",导致大批旧式司法官离职,大量法政新人成为司法官,人事变动甚巨。司法本为讲求实践经验之职业,由初出校门的法政青年掌理司法事务,问题丛生。为解决这一问题,许氏继任者梁启超、章宗祥等推行司法官甄别,意在拔用"合格而能胜任之人才",并取得一定成效。无疑,许世英改组举措有利于推进司法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也符合鼎革后不"除旧"似难"布新"的时代语境。问题是,在新旧过渡年代,不宜操之过急。时代变迁对"旧人"自有其淘汰机制与转化办法,及至民国十年左右,司法"旧人"几无踪影,可见司法人事新陈代谢之速。考察辛亥鼎革后的人事问题,除关注"承续"与"断裂"面相外,尚需留意"专业"与"层级"因素。     

朦胧的新旧易位:民国初年太炎弟子入职北大与“旧派”之动向——以朱希祖为中心

在民初北大的人事变动中,朱希祖作为正牌章太严弟子先于他人入职,颇充当了排头兵的角色。其入职并未引起旧派人士的强烈反应,旧派众人其后渐次离开北大,与朱希祖并无直接关系,原因亦各自不同,但均对校长何燏时主政下北大未来的趋向怀有背离之感。虽然后来更多太炎门生进入北大,代替桐城派等旧派人士居于核心地位,但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评判,此番新旧更替实有"以旧易旧"的意味。这说明在民初数年里,新旧世界虽已有移形换位之势,但"新"、"旧"之间的关系还有些朦胧,其清晰的标准尚在确立与制定之中。     

曹陆章是卖国贼吗?——三个海归的不归路

"由今想来,章宗祥、曹汝霖是否卖国颇有问题,以当时中国之弱,遇到野心勃勃之日本,外交上的折冲不甚容易。他们两人只求中日两国能够维持和平,未必真正卖国"     

“无有力之反证”与“发现真相”——试析民国时期北京地方法院与最高法院的审判理念冲突

近代司法史研究,偏重于全国及理论层面,缺少具体生动的案例来展现地方形势各异的司法运行实态。档案显示,民国时期北京地方法院存在一种重故事轻证据的审判倾向,与最高法院以证据为中心的真相发现原则相对立。这种倾向并不局限于北京,各地法院为此甚至遭到司法行政部的严厉斥责。其原因除了司法体系不完善和法官人才缺乏外,更在于本土社会的缓慢变迁与法律的疾速移植之间不对应,多数法官们的思想转变跟不上司法知识的更新速度,导致其在实践中与最高法院出现司法理念上的断裂。在法律移植初期,这是正常的现象,需要法律精英们有预见、有计划、有策略地应对。     

亲历清末官制改革:一位刑官的观察与因应

《唐烜日记》(丙午、丁未年)记述了晚清京官唐烜对丙午官制改革前后时局的观察与感受。身为刑官,唐烜亲身经历了大理院与法部的筹设过程及部院之争,在此过程中,唐氏也完成了从刑官到推事的转变。面对伴随官制改革而来的司法变革,唐烜除有意识了解些许新式法政知识外,主动因应这场变革的意识与举动并不多。官制改革后,身为推事的唐烜,总体上仍属刑官之范畴,其知识主体依旧是传统律学,司法推理、审案方式也变化无多,可谓身已新而心依旧。这或多或少体现了现代中国首批"新式"司法官的共性。     

清季民初法系知识的东学背景及其传衍

“法系”一词是20世纪初从日本引入的和制汉语新词汇。受欧洲比较学派影响的明治日本学者穗积陈重,首创“法族”“法系”等新语汇和概念,开创东洋文化视域下“法系别”比较法学派。作为“近代语言”之一种,被章宗祥、曹汝霖等留日学生引入汉语世界,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将其定型为中国法政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概念和表述工具。立足于“欧洲中心论”的法律文化价值观,亦以东洋化知识形态隐性植入,充作沈家本派借径日本、效法大陆法派,进行法律制度变革之重要凭借。民国肇造,东学整体趋于式微,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改弦易辙,国民党人士、英美法派以及“反沈派”兴起,加速了沈家本一脉分裂,清季所尊奉的日本模式大陆法派取径根基摇动,表征了英美法派与大陆法派彼此地位升降变化,以及中国文化价值借势回归的错综复杂政治与文化态势。     

君相关系的终曲——清季内阁与军机处改革

清末预备立宪之初提出的责任内阁,一定程度上与前代宰相制度吻合,这正是清朝祖制力图防范的权臣之弊,故难以得到朝野广泛的认同,成为丙午改革中责任内阁方案搁浅的原因之一。在宣统帝继位后的监国摄政王体制下,军机大臣副署上谕、部院衙门议覆资政院已决事项的做法,引发了资政院对司法、行政两类权力是否并行,军机处是否负行政责任的疑问,进而无意中促成责任内阁在短期内筹组完毕,然重大人事任命、奏折程序、政务流程与原制度并无太大区别。武昌起义之后实行的第二次责任内阁制,则完全改变了原有的政务处理模式,内阁总理大臣由资政院推举,日常政务均由阁令发出,已具备了君主立宪制下责任内阁的主要特征。     

从“直督之争”透视民初直隶地方议会的权能与地位

辛亥革命后,直督之争始终是直隶地方议会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重要政争之一。直督之争的实质是在由集权政制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直隶地方议会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政治博弈。直督之争的结果说明,民初传统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格局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议会也未取得应有的权力,作用也十分有限。     

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的争论谈起

就地正法是在晚清引起广泛争议的重大司法问题。但就地正法之制并非始于晚清,而是清代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就地正法是相对于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所做的特殊制度安排,主要适用于紧急情况下,从重从快处理谋反、叛乱和聚众抗官等严重危及统治秩序的案件。而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是死刑审判的基本制度,适用于平时。两共同构成清代的死刑审判制度。从清代刑事法律制度运行看,施行就地正法不可避免,但这项失去有效司法监督的应急性死刑审判制度,存在随意性和扩大化等诸多弊端,尤其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持续施行,引起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与就地正法制度之争,及中央与地方司法审判和监督的权力之争。争论的结果是,尽管最终限制了就地正法的实施范围,但直到清末法律制度根本变革前,这一问题并未解决。     

唐代司法制度述论

唐代中央政府的司法机构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个机关组成,地方的司法工作由州县的行政长官兼任。唐代司法的一般程序分为起诉、审判、复审、执行四个阶段。从法律上建立了比较完整、严密的司法制度,其中规定的诬告罪、法官审判责任制、御史台官员监督参与司法、会审制度、上诉制度、复审制度、死刑复核复奏制度等,都起到了慎刑的作用。唐代司法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实行公开的不平等。皇亲国戚、官员犯法,有上议、上请、官当等特殊规定,从而保障封建的等级特权。     

瓯江草堂明清红金扇面精品展选集——文徵明《楷书胡笳十八拍》赏析

正《胡笳十八拍》为中国古琴名曲,一章为一拍,共18章,故有此名,反映的主题是"文姬归汉"的历史故事:汉末南匈奴入侵中原,名儒蔡邕之女蔡文姬在逃难中被南匈奴左贤王掳入匈奴。其后文姬被左贤王纳为妃,并生二子。汉丞相曹操曾经与蔡邕交好,并知文姬颇有文才,当得知文姬遭遇后,乃派使者至匈奴面见单于,以重金赎回蔡文姬。蔡文姬托付侍女侍琴留下照顾其二子,自己单人毅然归汉。     

革命与司法:17世纪英国普通法法院的独立

普通法法院自13世纪逐渐成为英国司法体系的主体。中世纪普通法法院拥有一种相对独立的地位,国王很少干涉法院的司法活动。但在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历任君主不断加强对普通法法院的控制,力图将之驯服为王权的政治工具。在17世纪英国革命的推动下,法官的遴选与任职保障、固定高薪制和司法豁免权等制度相继建立,同时君主的法律特权受到严格限制。由此,普通法法院得以独立于王权。在此基础上,一套具有英国特色的司法独立模式得以成型,其最大特点在于:法院司法权的独立与"议会主权"原则的有机结合。这种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基于"权力分立"原则的司法独立模式存在明显差异。作为世界上最早实现司法独立的国家,英国的道路与经验对18世纪以后西方各国的司法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代十国制度研究》读后杂感

杜文玉先生新著《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1月出版。全书44万字,除序言和后记外共有十一章,分别是第一章贡举制度,第二章选官制度,第三章考课制度,第四章职官制度,第五章殿阁制度,第六章起居制度,第七章史馆制度,第八章俸禄制度,第九章军事制度,第十章立法成就与司法制度的变化,第十一章助礼钱与诸司礼钱。内容涵盖政治、司法、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一部深入研究五代十国制度史,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综合性制度史专著。以下就谈几点粗读《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之后的杂感。首先,《五代十国制度研究》的出版,适应…     

权与法之辩——詹姆士一世与柯克之争的历史解读

詹姆士一世与普通法院法官柯克争论的焦点是,国王是否有权干涉司法审判。争论的起因是教会法院与普通法院有关什一税诉讼案件的管辖权之争,詹姆士一世是苏格兰人,不了解英格兰的传统,他以君权神授的理念执政,认为国王有最高司法权。柯克以中世纪的观念坚持"王在法下"。但这场争论发生在英国社会转型时期,因此具有现代社会的宪政意义。     

关于法律职业道德的一点想法

描述和分析当代法律职业伦理所遭遇的困境,法律职业道德为什么重要?这是在法律业内进行道德教育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目前在道德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某种强烈的社会政治氛围,就使得人们在开展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时,在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认识上,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政策倾向。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司法公正,这不仅需要反映人类理性和良知的优秀法律和健全的司法体制,同时要有一个高素质、高效率的司法群体去执行法律。只有维护法官职业的高尚性、法官的高素质性,才能够保障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顺利进行。如何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怎样摆脱时政对司法的过多影响。     

成渝之争 较劲两千年

世上有不少对"冤家"城市,比如里约热内卢与圣保罗、马赛与巴黎、洛杉矶与旧金山、墨尔本与悉尼。而在中国,颇有历史的"成渝之争"可算作一对。     

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

1904年科举减额缓停至1905年立停之间,科举改革的走向、方式及时间,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议修京师贡院为其中重要关节.在京多数部院官员主修贡院,表明缓停定议可能节外生枝,废科举的取向变数极大.张百熙、端方、袁世凯等人采取断然之策,改缓停为立停;张之洞于此虽一度犹豫,但最终附和.疆臣与枢机相互沟通联络,促成军机处和政务处的人事调整,并说服当政绕开部院会议,直接宣布立停科举.制度变革进程充满玄机,从或然到必然,相关人物的主观努力相当重要.只是精心谋略与强行干预虽可排除障碍,促成科举终结,却难以消除隐患,化解矛盾,避免急行效应带来的社会震荡.     

能否简单取消助理审判员制度之辨析

本文立足于我国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实践,通过从法理层面对助理法官和法官助理在职贵内容和性质上的区分,从司法实践层面对造成我国法官数量过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目前简单取消助理审判员制度既不利于司法分工的科学性,也不利于推动我国法官职业化的进程。     

论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各有其特点,两者不完全相同,在证据真实、合法、充分,法官素养高和有科学的诉讼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法律事实就能接近客观事实。     

论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各有其特点,两者不完全相同,在证据真实、合法、充分,法官素养高和有科学的诉讼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法律事实就能接近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