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的诞生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号之一。自刘邦首用汉国号以后,“汉”为后世诸多汉族与非汉族建国者反复沿用。汉国号所具有的特殊象征意义,又使得“汉”成为域外对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并逐渐演化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面对耳熟能详的“汉”国号,它的确切涵义是什么？汉字、汉族、汉子等称谓又与“汉”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布素情”拾遗《大风歌》探析

“布素情”是刘邦青少年时期的爱情故事简称,使《大风歌》丢失一句,自汉以来,历代文人用诗颂扬“布素情”,也为《大风歌》拾遗,却与三句《大风歌》英雄本色难以相配。《大风歌》遗失一句正恰到好处。     

细说“四房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西方称中国为秦。只可惜秦的寿命太短,否则我们的民族也许会被称为“秦族”;汉朝兴盛600年,我们的民族被称为“汉”。到了唐朝,中国进入鼎盛,“西罗马,东长安”,是当时的实情。至今在国外,华人居住的街称“唐人街”,可见盛唐影响的久远。     

韩信的“昏着”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个被世人津津乐道的成语出自韩信和刘邦的一次谈话。如果你当时在现场或者看完他们的对话后,你就知道韩信的话是多么愚蠢多么要命了。在中国军事史上,能称得上大神级别的军事家,韩信无疑是其中之一。韩信身兼几个头衔,不但与刘邦的首席参谋张良和后勤部长萧何同立汉初三杰之列,而且还是汉初三大名将之一,另外两个是猛将英布和游击战始祖彭越。在帮助刘邦夺取天下的这5个关键人物当中,韩信的名气自然是最大的,不但盖过功居第一的萧何,甚至连身居殿堂的刘邦也稍显逊色。     

两汉文化传承对打造徐州城市文脉的影响与思考

<正>徐州,古称彭城,历史上为华夏九州之一,距今已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素有“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之称,两汉文化遗存资源丰富,“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被称为中国汉文化“三绝”,而其中汉画像石与南京六朝石刻、苏州园林又并称“江苏三宝”。优秀的两汉文化成为徐州城市社会文化发展的金色名片,在国内外广泛享有“两汉文化看徐州”的美誉,构筑了江苏“南有吴韵、北有汉风”的鲜明资源禀赋和文化发展版图。     

陆贾与汉初政治

一在人才济济的刘邦统治集团中,陆贾(约公元前240年—公元前170年)以其出类拔萃的才能,为西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愧为汉初杰出的政治家。“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陆贾是较早地参加秦末农民战争行列中的知识分子。公元前207年,刘邦率起义军由武关入陕,进军咸阳,子婴派重兵拒于峣关。刘邦用张良之计,“‘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口妥)以利’,秦将果欲连和”。于是,秦军设防懈怠,士气大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陆贾在农民起义军中崭露头角。秦王朝被推翻以后,陆贾继续跟随刘邦参加楚汉战争,成为刘邦重要的亲随谋士之一。     

汉族族称的出现与定型

汉代与周边民族对举时出现的“汉人”,因蕴含强烈的政治意义,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成为魏晋时期“中国人”的称号。两晋十六国时期,“晋人”成为“中国人”的通称。北魏初年,出于否定“晋人”的需要,将较早置于统治下的“中州”人称作“汉人”。南北朝时期,“汉”一直是对“中州”人的他称,而非人们欣然接受的族称。至唐代,因应西域诸国在汉代以后长期将内地称为“汉地”等背景,律令中正式称唐民为“汉”,称周边各族为“蕃”。随着唐朝边疆的拓展,“蕃汉”使用日广,高、武时期以后,汉族族称定型。     

刘邦晚年重读书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二千多年前,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刘邦、项羽不读书是出了名的。尤其是汉高帝刘邦,不仅自己不读书,还反对读书,讨厌读书人,甚至拿儒生的帽子撒尿。这些史实久为人知,但他晚年欣然悔改却不大为人注意。《史记·陆贾列传》云：“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高帝不怿而有惭色”。刘邦终于接受了陆贾的建议,开始读书了。刘邦让陆贾撰写文章送…     

素灵告丰居龙源考

汉高祖刘邦青少年时期的爱情故事叫"布素情"。《史记索引述赞》曾记述为:素灵告丰。此后历代文人多有诗文赞颂。龙源是素灵居住旧址,华山有其为刘邦敬献斩蛇剑处。自汉以来,龙源成为教育圣地,不断为社会培养人才。     

刘邦两破开荒：小民做天子，文盲当皇帝

一、第一个底层小民做天子公元前202年,刘邦借韩信之力在垓下灭了项羽,又立马搞突然袭击夺了韩信兵权,实力稳操一人之手,“老子天下第一”,于是急不可待地由汉王改称汉皇帝,汉王朝由此开局。     

汉代契约研究

契约在我国古已有之,至汉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事交往的深入,契约的发展已相当完备。其种类之多、效应之强反映出契约的订立遍及民法债权的各个领域。汉代契约法学一社会学范畴,不仅具有严格的法律意义——体现在成立之时的必备要素、极强的法律效应和各种情况下契约的终止,而且它作为重要的社会现象,还蕴涵着极其深刻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全息性地体现了汉代社会内部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     

贵州安顺宁谷龙滩汉墓清理简报

1994～2007年,先后在安顺宁谷龙滩清理了东汉晚期墓葬4座,其中2座石室墓(M29、M31),2座砖室墓(M30、M32),皆为带甬道的单室券顶结构,被盗严重,墓内残存少量随葬品。M31墓道内发现祭祀遗迹。     

徐州东洞山三号汉墓的发掘及对东洞山汉墓的再认识

东洞山三号墓为横穴式崖洞墓,墓葬未最终完工,仅有墓道、甬道两部分,随葬品亦较少,通过发掘推断一号墓墓主为西汉中后期曾有谋反行为的楚王刘延寿,二、三号墓墓主先后成为其王后。     

中华民族精神在汉代的发展

中华民族精神既有其核心的内容,又有在不同历史阶段多样的表现,研究者应当从历史进程中深入探讨民族精神的提升和发展.在中华民族进化史上,汉朝是一个富有活力的重要时期,中国的民族精神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大发展,研究这个问题内涵丰富,意义深刻.其中较为突出的三项是:一,汉代社会呈现出蓬勃的创造力,显著地表现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各方面有作为的人物大量涌现.二,汉代政论家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引义慷慨",勇于建言,毫无忌讳地对重大问题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三,汉代人物如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人建构的学说体系,撰写的宏文典册,为推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卓著贡献.     

对徐州龟山和狮子山汉墓结构的几点认识

本文主要通过对徐州地区发现的两座楚王墓--龟山汉墓和狮子山汉墓结构设计、建造以及陪葬品等方面的讨论,进一步说明徐州地区楚王陵的结构形制特点,使我们对西汉葬制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汉代古玉纹饰的演变及其影响

汉玉纹饰以几何纹与动物纹为主体并逐浙摆脱了概念化的古风,发展出新的写实风格,对后世玉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代旱涝疫灾害在汉画中的反映

汉画中雩祭、攻社、曝巫、河伯理水、驱魔逐疫、羽人针灸等内容是对当时的旱涝、疫病灾害的记录。各地汉画侧重的内容及表现形式不同,是与各地的文化背景和自然灾害背景有关。     

徐州新征集的汉画像石研究

徐州汉画像石馆新征集到一批画像石,包括扳手腕、出行、舂米、宴饮杂技等图像,有的图像在本地区是首次发现。这批画像石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汉代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与汉代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汉武帝早期的南郡人口

在分析汉代免老、新傅、罷癃等制度后,认为在南郡的人口结构中:新傅、免老人数均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各侯国人口的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据木牍,《秩律》各县的排名隐约遵循口数原则。     

新乡火电厂汉墓群出土九件铁制容器

2003年底至2004年初,在新乡火电厂抢救性发掘汉代墓葬200余座,出土9件鼎、壶、釜等铁制容器.墓葬时代应为西汉早、中期.特别是出土的两件大型铁壶属河南省内首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