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与田中义一密约述实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与田中义一密约述实周颂伦一１９２７年蒋介石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举行秘密会谈并达成密约。这一重要事件长期为人们所忽略,即使有所论述,由于资料的限制,亦未能揭示其全貌。本文试图依据现有的中日文档案资料,考察蒋介石与田中义一密约的内...     

论1927年蒋介石的访日问题

1927年8月12日,因宁汉合流、北伐失利等事,蒋介石不得不下野,辞去北伐总司令一职.返乡后,蒋介石仍未停歇,不断接见党内人士,并赴日游历,拜访日本朝野要人,尤其与日本总理大臣田中义一的会谈,最为重要.透过《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外务省记录》等资料的比对,可纠正过去对1927年蒋介石游历日本的误解,并理解蒋介石坚持北伐、回避满蒙问题的做法,实出于中日力量悬殊的现实.     

打动美国：胡适在抗战初期的民间外交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适于7月12日飞赴庐山。刚一上山,便被蒋介石邀去会谈。面对蒋介石在华北问题上的犹豫态度,胡适慷慨陈词,力促蒋下决心派兵迎敌。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曾说,胡适的这番力谏和随后冯玉祥的痛陈对蒋介石坚定抗战信心、明确抗战态度起到了决定作用。     

黄群：拆散日汪密约的幕后策划者

1959年12月50日,日伪双方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简称日汪密约。密约签订不到一个月,这一卖国条约就全文披露在香港《大公报》上,揭露这一阴谋的就是汪精卫集团的重要角色高宗武、陶希圣,史称“高陶事件”。“高陶事件”是国民政府隐蔽战线的杰作。而帮助和劝说高、陶脱离汪精卫集团,返回蒋介石阵营的关键人物,就是黄群。[编者按]     

简明中国银行史（四）

简明中国银行史（四）王一成,达津（三）日伪银行的活动日本帝国主义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在东北公开发动了侵华战争,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扶植起伪“满洲国”。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寇又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把侵华战争扩大到中国关内...     

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本文着重探讨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对日议和的立场,认为：日本在以亡华为总战略的全面侵华战争中进行政治诱降,蒋介石对日议和具有两重性,既有运用策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又有为摆脱军事失利困境而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两者相互渗透。文章揭示1938—1940年三次“和平交涉”,蒋介石及其代理人许诺日本向伪满“派公使或大使”;同意签订“讨共”密约;承认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这些事实证明,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重大退让谋求妥协,是军事上严重失利后政治上的动摇。同时,也指出其拒绝“汪蒋合流”正确立场方面。文章论证了近些年某些论点肯定蒋介石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对日妥协为“恰当”、“有基本原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最会炒股的国民政府高官

高宗武(1905-1994)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本是国民政府的高官,青年时期,曾留学日本,深谙日本政情、国情,对日本问题的分析有着独到见解.后来逐渐受到蒋介石的青睐,进入外交界工作,成为当时国民政府里面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 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特别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但后来他追随汪精卫,并随汪赴上海参与“汪日密约”.     

1933年“中美航空密约说”的由来及其本质评析

《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发表了郑会欣先生的《“中美航空密约”辨析》一,通过对中、美档案记载,时人回忆录以及密约内容进行剖析,认为1933年7、8月问的“中美航空密约”是日本方面虚构的。但对日本方面为什么要编造这一谎言?其根本原因何在?将达到何种目的?由于缺乏日方资料而未加以诠释。本人有幸接触到了日本外务档案,且辅以中日报刊等资料,试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蒋介石父子招抚廖文毅始末(下)

正分化、策反、招抚岛外的台独力量,封堵其国际活动空间1951年,台湾调查局在东京设立日本工作组,其工作重点为对中共斗争。1956年2月,廖文毅在日本成立"流亡政府"。调查局负责人季原溥于三四月之间召集会议,指令日本工作组设法搜集"台湾民主独立党"在日本的活动情报,汇总研析。当时,蒋介石每周主持"情报会谈",出席者有"五院"院长及"内政"、"国防"、"司法"等部长,国民党中央第二(敌后)、第三     

“中日密约”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

"中日密约"是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中日争执的焦点。和会前夕北京政府外交政策方针由"亲日"转向"亲日联美",陆征祥到达巴黎后经与北京政府商议,确立"联美制日"方针。中日代表围绕山东问题展开正面交锋,中国决定将所有战时密约交由和会裁判。日本坚持1915及1918年的中日条约有效,美国不承认所有战时"中日密约",中国主张1915年中日"民四条约"不能作为日本取得德国山东权益的依据。中国代表团事先不知1918年"中日密约"详情,在和会期间方逐步获知密约全部内容。中国向和会要求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日本则主张由其继承这份权益后,再有条件转交中国。随着和会形势变化,美日妥协,不谈"中日密约"是否有效,决定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权利,日本作出口头声明,从速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中国拒签对德和约后,代表团建议北京政府坚持不承认密约、由国际调停山东问题的立场,拒绝与日本开议。山东问题由此转入新的处理渠道。     

日本投降序幕：中日芷江洽降

日本投降序幕：中日芷江洽降文／（江苏南京）庄淑玉（湖南芷江）张剑图／鲁平张剑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同一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名义电告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日军６项投降原则,并电令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处理中国战...     

九·一八事变的预谋和经过

“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 月25日写给日皇的一个秘密奏折(田中奏折)中称:“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外蒙古也”,“较我日本帝国领土大逾三倍,其人口仅有我国王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无其匹敌”。“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个奏折还详细提出了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田中义一是日本最有侵略性的内阁之一,满洲的关东军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急先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制造的,是日本侵略者要把东北从中国分离…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综述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周佛海等人由重庆出逃河内,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诱降声明,发表“和平建议”,公开背弃国民政府,以后又与日本签订“密约”出卖中国利权,至１９４０年３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傀儡,彻底走到了民族敌人的立场上...     

让汪精卫认栽的“乡下女人”

“高陶事件”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和汪伪政府宣传部部长的陶希圣,在跟随汪精卫的过程中认识到其真实面目,于1940年1月3日,在杜月笙的秘密协助下乘船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后,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公开披露了《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从而以第一手的铁证擦亮了中国军民的眼睛。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可歌可泣的,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     

蒋介石与新疆三区革命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三区革命首先爆发于伊犁,至次年９月发展到塔城、阿山（今阿勒泰）。蒋介石对新疆三区革命的发生、发展采取各种不同手法对付之。本文从蒋介石这一视角对新疆三区革命进行研究,认为蒋介石以打、谈、抚的手法抵制新疆三区革命。     

从日本皇宫获取的侵华机密

１９２７年底,抱着灭亡中国野心的日本政府秘密制订了全盘侵华计划,由首相田中义一上奏天皇。这是当时日本的最高核心机密,被密藏于戒备森严的日本皇宫。由于一位旅日华侨的爱国壮举与机智行动,方使日本这份见不得天日的阴谋计划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一、东京华侨蔡智...     

1886年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与中、俄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宁静的东北亚开始演变为中、日、俄三角及其他列强介入的复杂局面,朝鲜被迫对外通商开放并由此引起内部政治力量分裂为亲日、亲俄、亲华等政治派别,且与当时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局势相呼应。通过“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日本的势力暂时蛰伏,然俄国势力却趁机介入,相继发生“韩俄密约”和“巨文岛事件”,挑战中朝宗藩关系体制。为了解燃眉之急,也为了长远协调中、俄朝鲜政策,1886年9月,李鸿章邀请俄国驻华代办拉德仁至天津进行了五次会谈,最后双方达成了具有实效的口头“君子协定”,不但杜绝了“韩俄密约”、迫使英国退出了“巨文岛”,且双方都承诺“不占朝鲜领土”、（有条件地）“不改变朝鲜现状”,中、俄两国从战略上建构和协调了彼此的朝鲜政策,对维持甲午战前东北亚局势的相对稳定起了一定作用。     

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庐山会谈

1937年抗战爆发前,周恩来和蒋介石秘密在杭州举行了国共两党的高级会晤。6月和7月,周恩来二上庐山与蒋介石就国共合作抗日举行了会谈,达成了《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都显示了相同的民族精神: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庐山会谈》一文对此作了介绍。     

纐纈厚《田中义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始作俑者》评介

<正>2017年7月,纐纈厚著,顾令仪译的《田中义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始作俑者》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纐纈厚是日本总体战和政军关系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本书是作者20多年田中义一研究的集大成,利用陆军、海军、官僚、政党、宫中等史料,对"总体战国家构想的起源"和"军队现代化的必要性""扩军目标的实现"和"日本的对华政策""日本的西伯利亚出兵"以及"政党与军部的政治动向"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作者通过解读当时各方势力之间不同的立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