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史前遗址稻作遗存的植物硅酸体判别标准

利用植物硅酸体方法鉴定考古遗址中的栽培稻遗存,关键之一就是确立鉴定标准。通过对野生稻生长的环境背景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在中国北方地区,在全新世时期,特别是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不具备野生稻生长的气候条件;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稻属植物硅酸体可以被看成是栽培稻的遗存。     

考古出土炭化大豆的鉴定标准和方法

考古遗址出土的大豆遗存主要是炭化的大豆粒。本文通过对现生大豆标本形态特征的观察、大豆粒的炭化实验、鱼化寨等重点考古遗址出土炭化大豆的检验,建立了科学的考古出土炭化大豆遗存的鉴定标准和方法,依据豆粒、种皮、子叶(豆瓣)和尺寸四个方面的特征及变化,准确鉴定考古遗址出土大豆遗存。本研究发现,判别考古遗址出土的栽培大豆与野大豆,种皮的特征及其被炭化后的变化最为有效,其次是子叶的特征及变化。而豆粒的尺寸大小仅具参考价值。     

江苏昆山姜里新石器时代遗址植物遗存研究

考古遗址出土的种子、果实等植物遗存,包含丰富的信息,有助于探索古代农业和古代文明发生及发展的过程,并可为古代气候和古代植物研究提供重要线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植物遗存获取的有效方法——浮选法被介绍到国内,90年代以来,经黄其煦[1]和赵志军[2]等学者的推广,在中国考古学界得到迅速普及。关于我国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的探讨,融合了传统考古学[3]、植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4]的研究成果,基本认为崧泽文化以来,长江下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浮选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伴随历年的考古发掘在上山遗址开展了系统的浮选工作,先后采集到浮选样品459份,其中有42份样品出土了可鉴定的炭化植物遗存。浮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包括有水稻、粟和疑似红小豆三种农作物品种,其他有稗草、莹蔺、飘拂草和马唐等杂草种子,以及柿科和葡萄科的植物种子。属于上山文化时期的炭化稻米是目前通过系统的浮选法在层位清晰的考古遗址中所发现的最早的稻米遗存。属于晚期新石器时代的炭化粟粒填补了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粟遗存的空白,并将中国北方旱地作物粟传播到长江以南地区的时间向前推到了距今6500年前后。     

滕家岗遗址鸟类遗存研究——兼述中国鸟类遗存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滕家岗遗址是目前我国东北地区发现鸟类遗存数量较多、种类丰富的遗址之一。本文公布了该遗址鸟类遗存的种属鉴定和量化统计结果;根据这些鸟类的生态和种群特征,在对古环境复原的基础上,对人类捕获鸟类的行为及其季节性进行了探讨。此外,本文从考古遗址中鸟类遗存的鉴定和研究以及家禽起源研究两方面对中国鸟类遗存动物考古学研究进行回顾,总结研究现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建议和展望。     

炭化模拟实验在植物考古研究中的意义——以水稻和小麦为例

考古遗址中炭化植物遗存的保存会受到包括炭化过程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植物考古统计分析中的误差。炭化模拟实验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有着重要意义。该研究对水稻和小麦进行模拟炭化,结合扫描电镜下比较炭化现代样品和考古遗址出土小麦、水稻的显微结构,发现模拟水稻遗存的炭化温度区间为180~210℃,模拟小麦遗存的炭化温度区间为215~315℃。小麦的炭化温度区间范围远远高于水稻,因此它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的几率可能要远高于水稻。     

本期导读

<正>《陕西旬邑枣林河滩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关于周人及先周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已经发表了很多成果,但鲜有学者从植物考古的角度研究周人的生业经济。"古豳地"是周人先祖活动的主要区域,通过对该区域商周时期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的研究,可以从一个角度了解周人的饮食结构、农业生产情况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内容。《陕西旬邑枣林河滩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一文     

北美植物考古学评述

植物考古学在中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学问。虽然自20世纪50年代起考古学家和植物学家已开始关注考古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尤其是水稻等农作物遗存,但真正开展系统的植物考古学研究还是近十几年的事情。随着浮选法的推广,中国植物考古学研究,特别是植物大遗存的研究近年来有了较大的进展"!$#。不过,与欧美植物考古学相比,我国植物考古学目前仍处在初级阶段,     

河姆渡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

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相当多的植物遗存,植物学家、农学家和考古学家已从不同的角度做了许多鉴定工作,本文以植物分类学上的科学叙述单元,对遗址所出的植物遗存作了一定的研究。     

田螺山遗址灵芝遗存的三维重构及鉴定

灵芝在中国古代被誉为仙药,是当代中医药考古研究的重要线索。随着考古遗址陆续发现疑似灵芝遗存,其鉴定工作也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传统灵芝的鉴定依靠子实体外观鉴别和孢子观察,但古代灵芝遗存很难完整保存下来,孢子观察方法需要大量标准样品对比,工作量非常大。为了更加高效地鉴别出灵芝遗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研究利用显微CT成像,以田螺山遗址出土的疑似灵芝为例,对残留遗存进行了三维重构,并与当代标样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鉴别出灵芝子实体,为古代灵芝遗存的鉴别提供了新方法。与传统形貌对比方法不同,三维重构的方法不仅快捷、方便,且不受遗存外观的影响。该方法也可为其他具有特征性结构的古代植株的鉴别提供借鉴。     

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学意义——粟的作物加工实验

我们在一个现代村落进行了一次传统方式的粟的早期作物加工实验,结果显示在收割的粟中含有相当比重的不成熟粟,这些不成熟粟经过脱粒和扬场等加工程序后,与其它作物加工的副产品一起被去除(作为燃料或者禽畜饲料)。类似的作物加工副产品也可以推测存在于黍的加工过程中。这一研究为植物考古样品中不成熟粟、黍的鉴定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不成熟粟、黍是中国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植物考古样品中常见的组成部分,根据此次实验结果,我们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鉴定标准,并用来自山东和河南的植物考古样品举例说明。我们认为种子形态而不是种子大小在粟的鉴定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些整体形状呈圆形,胚区呈窄卵形,胚区长约占种子长5/6的种子,即便很小,很扁,甚至像被"挤压"过,都可以鉴定为粟。尽管不成熟粟根据其成熟程度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别,但由于他们都集中在早期作物加工废弃物内,因此他们在解释作物加工方面的意义是相同的。另外,这一研究还肯定了在植物考古研究中不成熟粟类作物和成熟粟类作物的比例可以用来探讨作物加工对考古遗址中以粟类作物为主的植物遗存的形成过程的影响。     

成都平原史前时期植物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以宝墩古城遗址和高山古城遗址为例

成都平原系统的植物考古工作始于2009年,通过以浮选法为主的植物考古工作方法,从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明代的数十处考古遗址中提取到大量的植物遗存,为讨论成都平原各时期的农业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从宝墩古城遗址和高山古城遗址这两处成都平原早期的典型史前遗址里采集到的大量的植物样品,对认识成都平原最初的农业形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受到来自多个方向上的影响,其构成较为复杂,而植物考古对厘清其中的关系是大有可为的。     

内蒙赤峰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伴随巴彦塔拉辽代遗址的发掘过程进行了植物浮选工作,获得了包括粟、黍、大麦、荞麦、大麻等农作物籽粒,以及禾本科、藜科、豆科、锦葵科等植物种子。通过植物遗存的分类与鉴定及遗址出土相关考古资料综合分析,该遗址辽代先民的生业经济应属于以种植粟、黍、荞麦、大麻为主的北方典型旱作农业,同时兼营牧业。     

昆山绰墩遗址

江苏昆山绰墩遗址的发掘清理了大量马家浜、崧泽、良渚和马桥文化的居住址、墓葬、灰坑、水田、水井、河道等遗迹,出土遗物亦较丰富。此外,还发现了东周时期及少量唐、宋时期的遗迹和遗物。附有16篇附录,介绍了遗址内土壤、植物、动物等遗存的研究情况。本书图文并茂,是绰墩遗址近20年来考古工作的集中展示,对于     

云南植物考古现状

云南的植物考古工作开展的较晚,且早期一直被认为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进入21世纪,云南植物考古的研究方法和获取植物遗存的手段开始发生转变,陆续采用浮选法进行科学采样的遗址有永仁磨盘地遗址、耿马石佛洞遗址、剑川海门口遗址、元谋大墩子遗址、澄江学山遗址、江川光坟头遗址、西双版纳娜咪囡洞穴遗址、元谋磨盘山遗址、东川玉碑地遗址、维西宗咱遗址以及宾川白羊村遗址等。云南的稻作农业可能是由长江中下游地区向西南经成都平原、贵州传播至云南北部及东部;旱作农业应该是受到西北甘青地区民族和北方草原民族的两次南迁的影响,而云南南部则有可能存在依赖于根系作物和块茎作物的原始农业。     

湖北巴东罗坪遗址群动物遗骸研究报告

湖北巴东罗坪遗址群,位于神龙架南坡、神龙溪上游。该遗址群由相关的车口遗址（BLC）、泰山庙遗址（BLT）、猪脑壳包墓地（BLZ）等几个位置相近的文化遗址组成。2001—200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罗坪遗址群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古发掘。遗址群文化内涵以汉文化遗存为主,兼有周、明、清等时代文化遗存。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动物遗骸,发掘工作者按照严格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对这些动物遗骸依其出土单位进行全部搜集。2003年夏秋之际,在对罗坪遗址群的整理研究中,我们对这批动物遗骸也作了种属鉴定和初步研究。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新疆地区的生业研究

本文梳理了新疆地区新石器至先秦时期的动植物考古资料,试图通过考古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解析当时的生业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目前,该时段新疆地区做过动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存共6处,分别做过动物考古或植物考古的遗存各有2处和7处。动、植物资源的利用以青稞、小麦、粟黍,以及羊、牛、马为主,呈现出农牧兼营的生业特点,是因地制宜、中西交流的结果。下一步工作将对新疆生业的历时性变化、局地差异、各类作物、家畜在新疆的具体传播路径做更深入的探索。     

木炭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利用考古发掘出土的木炭可以重建考古遗址周围的环境,重建植物群,探索遗址的居民与自然界植被的关系,寻找有关古人类的信息。该对木炭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取样与鉴定方法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并以研究实例进一步说明木炭的鉴定过程,对拓宽我国科技考古研究方法有一定的意义。     

大遗址保护视角下的金上京考古工作

新时期,"大遗址"的概念和"大遗址保护"的理念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金上京遗址作为一处重要的历史时期的大遗址,是构成黑龙江省文化遗产保护框架体系的重要一环。在上京城周边分布有若干同时期遗存,它们是上京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上京城考古工作、研究现状的分析和梳理,结合大遗址保护的具体实践,提出今后上京城考古工作和研究的方向和意义。     

黍、粟炭化温度研究及其植物考古学意义

在北方旱作农业的研究中,有关黍、粟比例的问题,存在同一遗址或区域植硅体和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结果相矛盾的现象。黍、粟种子在炭化过程中保存下来的概率是否存在不同,进而导致植物考古统计分析出现误差,是解释上述矛盾的关键。通过现代黍、粟种子的炭化模拟实验,发现黍的炭化温度区间(250～325℃)远小于粟的炭化温度区间(270～390℃),说明在考古遗址中黍被炭化保存下来的概率要远低于粟,浮选结果中黍的含量可能会被低估。以炭化植物遗存研究黍、粟旱作种植格局,还需结合植硅体方法加以验证。相比于黍,粟一般具有更多的直链淀粉含量,因此种子颗粒的淀粉晶体结构强度更高,耐热性更好,这可能是粟比黍更耐高温,炭化温度范围大于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