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县主簿初探

唐代县主簿是县级行政制度中的重要官职。其设置在唐代前期比较稳定,而后期则体现出了不确定性; 县主簿具有勾检、监印及部分司法职能;县主簿的出身有科举、门荫、流外入流等途径,而他们的迁转去向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为县政官员及言官、御史等。     

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

五等丁产簿制度从宋政权建立初年起,就作为主户的户籍制度而存在。丁籍是地方州县催科征税依据的簿书,亦是宋代客户的归属户籍;丁帐则是指依据丁籍制成的报呈丁口统计文书。宋太祖乾德元年诏书始规定成丁年龄界限,旨在更改《宋刑统》的相关法律条款,其规定仅适用于每年所奏户帐统计。上报户部的丁帐只统计户数及成丁数,是全国每年户口统计数据最基本的来源。县造税租簿是具有预算性质的用来推收税租的文书。税租帐则是汇总统计帐。宋代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籍帐统计申报体系。     

魏晋南朝的军府管理与地方变乱

魏晋南朝地方军政官的频繁变乱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军府长官在获得财富方面具有先天之利,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地方财富常常会被越轨的军政长官挪作私用。当时以“节”为发兵符信,但是诏书与尚书符都很容易被伪造,朝廷无法防止地方军政官擅自募兵、兴兵。中央也曾对军府内部士兵、府僚、属州刺史与军府长官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进行干预,并且加以种种规定。但这些规定具有矛盾性,而且这种矛盾性又总是向有利于军府长官的方向转化。中央一直向军府派驻有各种监察性质的官员,但这种官员在身份和地位上又从属于府主,有听命于府主的义务。     

“苏东坡之问”与司马光的困局

正苏轼(号东坡居士)以自拟策试考题的形式,提出了选官制度中如何做到人与法并重的问题,题为《私试策问·人与法并用》。概括说,就是选官用人过程中如何化解人情干扰与规则约束二者的矛盾,既要保证用人部门长官具有自主选官权,又要防止标准不统一和规则不严密而导致的恣擅与徇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然而苏轼概括得最为到位,故可称之为"苏东坡之问"。在苏轼的理解中,唐朝及以前的选官制度,既无礼部"糊名易书之法",亦未有吏部"长守不     

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百官志》体例与汉唐行政体制变迁研究

汉、唐正史《百官志》官制记载体例有显著不同,《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记官而不及机构,以长官、佐贰、属官代表各自府署,可称作"以官存司";两唐书《百官志》则皆"以司存官",即在各机构名下记其长官、佐贰及所属官吏,将之一概视为机构成员。记载体例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规范官制的法令及行政体制的演化,汉代官制记载依据以官员管理为中心而不及机构状态的官簿、秩律等文档、法令,唐代官制记载主要取本规范各机构官吏设置的职员令。汉唐官制记载体例及其来源的不同,体现了魏晋以来官制和对应法令形态的变迁,这一变化的转折点约在南北朝后期。由此达成的机构行政一体化,是汉唐间强化集权秩序和防止长官大权独揽的结果。     

从国图藏BD11178等文书看唐代公文钤印流程

唐代公文钤盖官文书印后才能生效,钤印由勾检部门负责。利用BD11178等文书,可对唐代四等官制下公文钤印的一般流程进行复原:曹司将待钤印的公文逐条登记,制成以印目为主体的请印文书,并将两者同时递送至勾检部门。勾检系统的负责人先对请印公文行判,之后由所属官府的长官完成终判。对批准钤印的公文,由小吏在监印官的监督下按照印目勘印,同时置有勘印簿对此进行记录。勘印簿逐日而作,按月汇总为印历存档。勾检与钤印两个环节互相嵌合,构成严密的公文审核体系,保证唐代的日常政务运作可以得到有效监管。     

《里耶秦简》(壹)所见作徒管理问题探讨

秦代编制作徒簿的机构有授予方的司空和仓,但二者分工不同;接收方包括库、田官、畜官、少内、属乡等。作徒簿分为临时付受与月度统计两种。秦代各级地方机构对刑徒管理的分工为:郡提出指导原则,县掌握本县刑徒的数据,县属机构负责具体管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徒隶是一个阶层的泛称,但在司法行政文书中则有特定的内涵,司寇不包括在内。     

走马楼吴简“隐核波田簿”复原整理与研究

走马楼吴简“隐核波田簿”中,原释文“兼”当释作“芜”,“毁”即“败”。从利用揭剥位置示意图、文书书式和笔迹等初步复原整理出的“隐核波田簿”来看,该筒册由上行文书和诸乡两份对应的陂田簿籍构成,是郡县下敕令由劝农掾隐核诸乡陂田而制作的册书,其目的可能是为了兴复陂田。文书交代了隐核陂塘田亩的行政过程,陂田簿籍则详细登录了陂塘废败或完好的情况,灌溉陂田的数量,陂田的垦食者,因陂塘废败导致陂田枯芜以及重修开发所需的人功数等具体情况。     

天地会《会簿》考

天地会《会簿》是会内秘籍,持有侩簿》即可纠人结会并充当会内首领,向来秘不示人,故鲜有流传。《会簿》是研究天地会起源的重要史料,颇受学者关注。以往研究者多限于考查《会簿》之流传顺序。本文通过对档案史料及多种《会簿》抄本之考察,认为《会簿》乃出自下层社会草根文人之手,乾隆末年嘉庆初始见雏形,内容简陋,其后经不断增删修改,情节逐渐丰富繁衍,成同年间始告定型。     

唐代差科簿制作过程——从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役制文书谈起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区61号墓所出一组文书,与唐代籍帐类文书中的差科簿制作相关。通过对该组文书及敦煌、吐鲁番所出有关文书的梳理分析,可探究差科簿的制作过程、方式、地点等问题,并解释出土文书中所见不同形制差科簿的形成原因,有助于深化对于该类文书性质及其运行实际的认识。     

王国维抄校《录鬼簿》考

1908至1910年,王国维曾先后抄录、批校过三种版本的《录鬼簿》,所涉底本有明抄本、清尤贞起钞本和清《楝亭十二种》刻本。而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前两种抄本在大陆已不可获见,故关于王国维抄校《录鬼簿》及《录鬼簿》版本相关的研究均未能细论其详。本文结合前人对王国维校勘《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的研究成果,另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明抄本、尤抄本及国家图书馆藏影抄尤本、日本东洋文库藏王国维据明抄本所作的过录本四种纳入综合考察,在对王国维抄校《录鬼簿》的始末进行细致梳理过程中,发现王氏起初措意于抄校的目的乃是为其正在编纂的戏曲著作《曲录》作参考。但王氏在得到影抄尤本后虽收齐了三种版本《录鬼簿》,却最终放弃当初的刊刻打算,乃是因为刘世珩主持的《暖红室汇刻传奇》计划中早已纳入《录鬼簿》。藉此不仅可明晰王国维早年戏曲研究脉路,而且对《录鬼簿》的版本研究亦可提供新的参考。     

走馬樓吴簡“隱核波田簿”復原整理與研究

走馬樓吴簡"隱核波田簿"中,原釋文"兼"當釋作"蕪","■"即"敗"。從利用揭剥位置示意圖、文書書式和筆迹等初步復原整理出的"隱核波田簿"來看,該簡册由上行文書和諸鄉兩份對應的陂田簿籍構成,是郡縣下敕令由勸農掾隱核諸鄉陂田而製作的册書,其目的可能是爲了興復陂田。文書交代了隱核陂塘田畝的行政過程,陂田簿籍則詳細登録了陂塘廢敗或完好的情況,灌溉陂田的數量,陂田的墾食者,因陂塘廢敗導致陂田枯蕪以及重修開發所需的人功數等具體情況。     

南宋砧基簿与鱼鳞图册的关系

鱼鳞图册源于南宋初的砧基簿,因限于史料,一般多将砧基簿与鱼鳞图册等同起来。实际上,设计之初的砧基簿基本上依旧属于户籍系统,随后才逐渐从中演化出了属于独立的专门地籍性质的鱼鳞图册。鱼鳞图册出现的前提是在田亩登记在砧基簿土地绘图的基础上,对田段采用字号编排以脱离户名,从而使分散的土地绘图通过分级简化方式制成都保以上合图。这一过渡完成于南宋中期。     

宋代明州地方官制述略——以地方志文本记载为中心

宋代明州属上州、节度州,南宋宁宗后又升为“府”,地方长官有节度使判、知州(府)之称,地方长官的称谓又因职官制度的改革和行政地位的提升而有所变化;明州由于其濒海的地理特征,重要的战略地位,曾于此设立沿海制置使司和市舶司等机构,其长官一般由知州兼任。     

“洪门”考源

本以明清南城地方史志诗、清宫秘档朝章以及天地会簿等为中心,对“洪门”起源及其相关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得出明清鼎革之际反清复明宗社党秘密组织“洪门”始作俑于江西建昌府南城县明益藩“洪门”墓城祖茔的结论。     

高丽王朝身份制度对其政治制度形成之制约——兼与唐、宋比较

受慕华思想影响,朝鲜高丽王朝初期效法、模仿了中国唐、宋的政治制度,然其实际效果多为形式上似于唐、宋之制,本质上则保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原因在于高丽王朝施行的身份制度对其效法唐、宋政治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制约作用,突出表现在中央制度中的贵族政治特征、地方制度的"其人制"、选官制度的科举制和荫叙制、中央军制的军班制等方面。     

簿上的宗族,礼下的过法:基于华北丧礼簿的微观分析

宗族仪式团体的形成依赖于亲属关系的网络化机制及其运作过程。礼簿是宗族仪式团体的重要载体,形成了一种基于"五服"原则的"簿上宗族"。这种仪式兼经济团体与宗族谱系和墓祭仪式既相通,又有别,它既超越个人和家庭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观念,又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构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之一。     

清代州县佐贰官研究综述

佐贰官是相对正官而言,其意在于辅助。清代州县佐贰官主要包括州同、州判、县丞和主簿。自秦汉设官以来,在地方权力结构中刻意构建交错和制约的关系是统治者强化政府内部监督的重要途径。正佐之间相互监督机制的推行在历史上确实也曾发挥过相当的效能。明清以降,随着主官负责制的不断强化,     

陈济棠：“新海南”惆怅落幕

“特区长官”四易其主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已经做好放弃大陆、撤退台湾的各项准备。“准备”之一,就是把海南岛建成重要的反共基地。“配合国际情势之演变,而恢复本党之基业也。”     

清末民初闽东乡民的人情往来及其人际网络——以永泰漈头林家为例

在福建永泰县漈头村发现的人情簿资料,记录了清末民初一个普通农户从1886年到1938年的半个世纪中,所举办的8场人生礼仪活动的来客礼金与礼物清单,呈现出丰富的人际网络信息。结合当地收集到的族谱、阄书、契约等资料对人情簿进行考察,还原林家人际关系总和,探讨其中记载的几类人群与林家进行人情往来的动机,有助于深入理解乡村社会中的"差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