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育与管控型治理：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

传统中国的宗族自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体制和现行的＂乡政村治＂,在内在逻辑上都把普通民众看作被管制的对象,认为他们没有实现自我管理的素养和能力,必须借助于宗法权力或国家权力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才能保证社会的秩序。这与基层民主的要义是相违背的。随着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民权意识的彰显及民主能力的提高,他们对自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这时国家权力还没有从村域退出的迹象,依然习惯于按照传统治理模式对村庄实行行政控制。因而,控制的惯性与对自治的期盼之间便发生了矛盾,这也给村庄治理结构转型造成一定的困难。     

村志编修琐谈

村志记述一村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其内容包括该村的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等方面,只要是在村域中发生的事都要记述。每部村志通过记述该村的历史与现状,挖掘历史内涵,展现当代风貌,以达到"存史、资政、育人"的目的。它不仅能填补村庄的历史空白,为村庄发展增添蓬勃生机,而且对于介绍、宣传村庄的历史文化,了解、挖掘村庄的文化资源,导引广大读者全面观察、认知村庄,都具有重要意义。     

侨乡社会公民参与要素研究——以福建C村G炼油厂事件为例

论文通过对福建省著名侨乡C村G厂污染事件解决过程的详细调查与回顾,对其中所反映的公民参与要素进行了分析。认为村民、海外华侨华人、民间组织和新闻媒体等四方面要素在公民参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于中国其他农村来说,侨乡的公民参与更加具有主动性和行动力,这源于侨乡社会独特的地位及其相对稳定且强大的华侨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现代通信技术和日益廉价方便的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海外移民借助于社团或民间组织,通过募资、捐赠、信息发布和新闻媒体等方式来影响家乡的公共管理活动将成为一种常态。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镇政府作用研究

面对农村治理新形势,＂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在基层治理中显现出极大的优势和适应性。当然,作为＂乡政村治＂模式中的一环,乡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与村民自治的互动是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必要保障,也是推动村民自治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山西义村“三官大帝”供奉之考察

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是传统乡村治理中的两股重要力量,二者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二者却一度呈现出张力、冲突乃至断裂的迹象;近年来,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及其民俗宗教在乡村社会中的复苏与兴盛,民俗宗教又开始与乡村政治形成一种交叉重叠的互构力量。藉此,通过山西义村的"三官大帝"供奉之考察,揭示出当前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呈现的逻辑关系:民俗宗教政治化、村庄政治民俗化、村庄政治与民俗宗教混合化等。     

关于加强公民社会的主体建设的思考

民间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建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加强民间组织的建设,就需要健全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保障;需要挖掘中国民间组织的特殊优势资源,发挥工会、共青团与妇联等群团组织在建构公民社会中的特殊作用;还需要理顺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及结构分析

政府失败理论、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协同理论为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多元主体结构中,政府是公共危机治理的主导力量,也是核心主体;民间组织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是联系政府与公民的纽带;企业和公民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媒体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媒介,也是政府与其他主体合作互助信息平台的主要搭建者。     

编修村志要突出三大特色

一部村志是否优劣和有无价值,关键是看其有无特色,没有特色的村志就会黯然失色。村志的特色包括时代特色、村庄特色和专业特色三个方面。在村志中突出反映具有村庄特色的事物,就能更好地突出重点,增强村志的可读性、实用性,使村志更好地服务于村庄各项建设。     

华北抗日根据地村庄管理组织的隐性经济职能——以太行山文书为中心

太行山文书所见全面抗战时期文献中包含大量田房交易契约、田房补契、物件交易契约和解纷契约,这些契约为深入研究抗日村公所和村农救会等村庄管理组织的“隐性经济职能”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通过系统研究这些契约可知,大致在1942年之后,在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村公所和村农救会等村庄管理组织接手了监证田房交易、监管田房确权、监证物件交易、处理经济纠纷等农村日常经济事务的监管权,使这一部分公权力在阶级属性上实现了由属于地主阶级的乡绅向由贫雇农和中农组成的底层农民转移,在政治属性上实现了由属于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乡绅向开拓新政治秩序的先锋中共党员转移。抗日根据地的村庄管理组织监管农村日常经济事务,就是其“隐性经济职能”,这些职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缔造的乡村治理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禾木 喀纳斯湖畔的人间净土

<正>禾木村是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也是我国仅存的3个图瓦人村落(禾木村、喀纳斯村和白哈巴村)中最大的村庄,总面积3040平方公里。这里的房子全是用原木搭成的,充满了原始的味道。最美日出和晨雾美丽小巧的禾木村,坐落在新疆喀纳斯湖畔,它素有"中国第一村"的美称。原木搭起的木屋散布村中,小桥流水,炊烟袅袅……古朴的塞外山村景致,如诗如画。在群山环抱的开阔地上,禾木村静静地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史志功能探析

以健全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村史志在其中可以大有作为。具有存史、育人、资政功能的村史志是乡村治理专属的文化资源。编修村史志,可培育村民自觉,激发村民自治意识;善用村史志和村规民约,夯实乡村法治基础;挖掘村史志中的多元文化资源,以德治促进乡村和谐。用心编好村史志,充分用好村史志,尊重乡村文化之魂,促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治理体系真正植根于乡村,成为国家治理的稳定基础。     

我那愈变愈美的村庄

正谈到祖国惊人的巨变时,怎能不联想到我们村庄的变化呢?我的村庄在黄河北岸、中条山下的山西省芮城县南卫乡,名字叫东岩西村。这个名字里有"东"字,还有"西"字,太令人费解了。村中的老年人说,"先有龙岩寺,后有岩西村"。意思是说,龙岩寺建立在前,岩西村成立在后。那座颇有名     

河南农村的仪式性人情及其村庄社会基础——深化理解村庄社会性质的新视域

村庄社会基础是理解仪式性人情的根本。在河南一村,仪式性人情是镶嵌在血缘关系所组织的社会秩序中的,人情的背后是道德伦理规范及其秩序状态,而人情也在不断表达和再造着这种规范和秩序。这启示我们要不断深化对村庄社会性质的理解。     

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

本文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特别是利用形成于光绪早期的《青县村图》、《深州村图》中的丰富资料,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较详尽的研究。本文认为,华北各州县集市数量参差不一,甚至差距很大,集市数与州县人口数、村庄数及土地面积的关系,亦无有规则的比率。集市圈即集市与赶集村庄的空间构成,所包含的村庄多至近百村,少则二三村,甚至一村。本文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公式提出了质疑。     

协商民主在少数民族聚居村庄治理中的运用与发展研究——以四川省A村为例

协商民主在四川西部少数民族聚居村庄治理中不仅有着现实的生存土壤,而且对于实现村庄发展与破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协商民主既有特殊的存在形式——家族议事会,而且还有自身显著的特点。但它也存在一些不足。要提升少数民族聚居村庄治理的水平,既要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还要合理引导协商民主的发展,并培育协商民主健康生长的土壤。     

“法国最美丽村庄”的评选启示

作为高度城市化的法国,乡村发展在其国家发展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村庄保护与发展的历史由来已久。1982年成立的"法国最美丽村庄"协会,成员已扩展到156个村庄,遍布法国的21个大区和69个省。其庞大的村庄网络系统,存储并分享着大量村庄实践的优秀经验。协会不断致力于避免使村庄沦为毫无灵魂的博物馆或与此相反的"主题公园";旨在协调村庄传统与未来发展,使生活重新回归喷泉旁或百年历史石灰墙和法国梧桐掩映下的广场上。作为一个自下而上发起的村庄保护行动的成功案例,"法国最美丽村庄"协会对于正处在乡村保护与发展起步阶段的中国来说,有许多值得借鉴与学习的地方。     

“中国近代民问组织与国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民间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无论在实证研究方面还是在理论探索方面,都有着令人瞩目的学术积累。为了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于2013年9月13—14日在武汉联合举办了"中国近代史论坛"第3期"中国近代民间组织与国家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湖     

民国乡村税收中的村庄领导阶层及其权力变迁——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西村长副为个案

民国时期,传统的村庄领导阶层的类型范围、社会角色与功能都发生着重要变化。在山西乡村,由于政府控制基层社会的需要,村庄的作用和地位得到史无前例的提高,村长副的权力也相对较大,因此地主士绅大都主动担任了村庄的领导职务。但随着山西"村政"建设实施之下农村事务的繁多,再加上后来农村田赋等税负日益繁重,农民陷入了广泛的贫困中,村庄的赋税征收往往成为一种无法圆满完成的任务,这导致村长副等村庄领导阶层的权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多时候,村长副不得不垫付村里上交的赋税,有的为此倾家荡产或丧失性命。因此,不要说地主富农,就是一般的农户也不愿担任村长副这一职务。     

市场资本驱动下的乡村空间生产与治理重构——对婺源县Y村的实证观察

乡村振兴不能回避资本，然而资本下乡会改变乡村内部治理结构，如何善用资本以实现乡村善治成为一个难题。文章以江西省婺源县Y村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深度剖析资本介入后村庄治理主体的关系转换和资本运行的内在机制，并揭示资本介入后乡村善治面临的难题。文章认为，市场资本介入乡村重构了空间生产主体，并倾向于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新空间形态。新空间形态进一步形成了新社会关系网络，新社会关系网络在市场资本的助推下稳固，并逐步将村民主体排挤出村庄，导致资本下乡后空间非正义等问题凸显。未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发挥资本的触媒作用；维持政府公正性角色，保持乡村空间正义；明确村民主体地位，鼓励村民作为村庄营建的主体；强化集体力量，保持村集体对空间的有效控制权。     

清代冕宁的村庙组织、村治实践与村落内生秩序

清代雍正年间以来,四川冕宁各村修建庙宇之风大兴,围绕修庙、祭祀而形成的村庙组织应运而生。这一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在村落管理和秩序维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村庙组织每年定期举办庙会,组织村民(会众)轮流祭祀,强化了村落内部关系,形成了稳定的村落共同体。另一方面,村庙组织在日常生活中还承担调解内部纠纷、山林管理等治理职能,对村内行为起到规范作用。村庙组织"非常"与"日常"的村治实践,推动了村落内生秩序的形成与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