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俗学

美国民俗学从社会学、神学的研究开始,受到英国民俗学、人类学的影响,以原始民族印第安人等为研究对象,进行文化遗留物的研究。其早期阶段,为进化学派的民俗学。代表人物为神学家森纳尔(William·G·Sumner)。森纳尔由人类学扩展至民俗研究,开始了美国民俗学的研究史。他所出版的《民俗学》(1960),树立了狭义民俗学的概念,他指出“民俗是由人们某些不断重复的、经常的小动作,以及人们之间按其同一方式、     

西藏民俗学在腾飞

中国民俗学运动,自1918年初刘半农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北大歌谣征集处到现在,已有76年的历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顾颉刚,钟敬文等先后在广州、杭州等地,成立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等数十个大小民俗学组织,进行过民族民俗调查,出版过《民俗周刊》和民俗学书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活动主要是在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俗学运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活动遍及全国,西藏民俗学活动的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记忆论与民俗学

“记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得到关注。在民俗学研究中,记忆论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民俗学以口头传承和身体传承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访谈记录为主要方法,这些特点都和记忆论有亲和性。将记忆概念引入民俗学研究,不但可以为我们分析民间传承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方法,而且能够将民俗学研究与当下的社会文化现象结合起来,如战争记忆、灾害记忆的研究等。为民俗学重新成为“当下之学”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

只有从实践科学的立场才能看出,非遗保护和公共民俗学都从内部彰显出民俗学本身的实践属性,都是民俗学内在实践目的的部分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仅重新激活了民俗学的实践意识和自由意志,也给我们重拾学科求民主、争自由的古典理想并且回归德国浪漫派为民俗学设定的实践理性起点或自由意志提供了契机。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实际上就是返回民俗学的自由意志或实践理性起点,重建实践民俗学。这是学科整体的应然,是学科本然的、客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迫切的客观需求。     

日本民俗学的至今为止和从今以后

与19世纪偏向于起源论不同,20世纪的民俗学是以变迁过程为中心的民俗学。将变迁过程定为目标的正是柳田国男。柳田排除了起源论,但是他将重点放在了过去的变迁上。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是在野的学问,柳田等研究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投身民俗学,方法论尚未确立,潜藏着种种可能性。1958年,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开始进入大学,学院派民俗学成立。这是在以大学为中心的公共研究机构中再生产的民俗学,形式上得以完善,对柳田国男的方法也进行了恰当的整理并继承下来。但是,研究者没有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融入其中。20世纪的民俗学包括前半期的柳田国男民俗学和后半期的后柳田国男民俗学两个部分。这两者之间,作为在野的学问的民俗学和学院派民俗学虽然互相对应,但是都受到柳田国男的制约。尤其是后柳田国男时代的民俗学,虽然以从柳田独立开来为目标,结果却变成强调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的无缪性,以向柳田民俗学回归为目标。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成为从柳田国男那里解放出来的新的民俗学,也就是超越一国民俗学的民俗学。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应用民俗学》

《应用民俗学》是由东南大学教授陶思炎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的一部民俗学专著。该书是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分绪论、应用对象论、应用功能论、应用资源论、移风易俗论、当代应用概说、应用前景论、结语几个部分,系统地探讨了应用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并在一些问题的探讨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让民俗学更加发展壮大

绝大部分民俗学者还是以民俗学为出发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的,但值得警惕的是也有人欲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取代“民俗学”,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     

重温钟敬文的民俗学时代

正钟敬文先生(1903—2002)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散文家,被誉为现代中国民俗学之父。董晓萍在《跨文化民俗学:钟敬文留日个案研究之一》和《跨文化民俗志:钟敬文留日个案研究之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两书中集中呈现了钟敬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日本前后从事民俗学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为我们重温其民俗学时代的知识创造和影响力提供了难得的学术史图景。     

城市民俗学的方法

近年来经常听到这样的呼声,认为城市也应该被列入到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中去。由此可以看出在以往的民俗学研究中很少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对历史较浅的城市,几乎没有进行过民俗学的综合调查和研究。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     

民俗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

我国民俗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是一个历史概念,由五四文化模式和经济文化模式发展而来。钟敬文将五四文化模式引入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在高校中文系的格局中,创建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同时在高校社会学的格局中,创建了民俗学,并从这里发展、成型和辐射,使之成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当代我国民俗学面临着五四文化模式所不能解决的世界文化多样性问题,也面临着经济文化模式不能取代的精神文化建设问题,因而要在以上所述两个模式的基础上,转向国家文化模式,促进我国优秀民俗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使其成为保持国家文化主体性的特色要素。     

考古学与民俗学

(一) 考古学与民俗学,乍一看来是两门互不相关,各有独自规范的学科领域;考古学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与发掘,并运用地层学、类型学以及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专门研究古代人类物质遗存的内涵性质及时空关系,并进而探讨古代人类行为与社会文化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过程的一门人文科学;而民俗学则是以人们在日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通过语言与行为所世代传承的各种民俗文化事象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人文科学。就此而论,在考古学与民俗学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系列基本的差别,除了研究对象领域的差异之外,在研究方法与技术上,在各自学术传统的背景上以及在理论分析的框架上,也都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一般地说,考古学只对     

英国早期的民俗学研究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而科学地研究民俗学的国家之一。folklore(民俗学)一词就起源于英语。民俗学的内容来自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反映了他们的信仰和对大自然的依赖,也反映了人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他们对善恶美丑的爱憎态度。民俗学涉及传统信仰、风俗、民间故事、民间歌曲和俗语。最为人们熟悉的形式是民间故事和民间歌曲。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英国古文化研究者就对民间文学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约翰·奥布里在1696年出版的《杂录》一书,里面充满荒诞离奇的故事,是英格兰早期收     

新时期民俗学研究范围与方法的探索

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一样都经历了一个发生、形成和发展过程。早期人文学派的民俗学主要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开拓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历代民俗学家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不断创新,从而形成了人文学派、人类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神话学派、语言学派以及结构学派等等。诸种学派林立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民俗学的发展、     

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学新课题

当代中国由于全球化、现代化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大规模城市化等社会变迁,整个国民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正在普遍形成都市型的现代生活方式,这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也进一步导向了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之路。另一方面,都市民俗学曾备受期待,但由于缺乏新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止步不前;而定位于都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民俗学研究,或有建构新的都市民俗学的可能。     

现代社会与民俗学

前言:民俗学的定义 今天的话题,应该从澄清民俗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开始。对一门学问下定义,多少有点冒险。但即便是面对很小的问题,我们也时不时会感到有必要明确地意识到其问题所属的学问领域的属性。我们今天将要谈到的话题,特别是在这一点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给民俗学下一个定义:“民俗学乃是系统地研究和揭示民众之生活文化的传统形态的一门学问。”这当然并不是一个特别崭新的定义,它只是大体上勾勒出了围绕着民俗学的常识性的印象而已。这个定义并无多少新意,也许倒可能被批评为有点陈旧。     

民俗学的哥白尼范式

现代民俗学起源于对已经丧失现实功能的传统民俗的抢救、保护,而随着全球化的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侵蚀,现在连功能正健的民俗也在加速转换乃至消亡,当民俗学更深切地感受到将彻底丧失全部传统对象的危机,"拯救对象",就成了民俗学者明确的集体纲领.也正是在此集体纲领的推动下,才有了"城市民俗学"等议题的出现.但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农村旧传统中的旧民俗,抑或应该是城市新技术下的新民俗?是传统的风习、现代的时尚,还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传承"?我认为这个问题20年前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就已经解决了,亦即,"民俗是日常生活的普遍模式"的命题已经共时性地涵盖了农村民俗和城市民俗,乃至传统民俗、现代民俗以及二者之间的传承,只要专家之外、专业知识之前的日常生活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们共时性的生存基础.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