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人簋铭文补释

宗人簋乃新见的一对西周中期晚段的重要青铜器,两簋底部和盖内均刻有内容相同的长篇铭文,其中关于燕礼的记载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燕飨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铭文中伯氏、■伯和宗人三人的人物关系进行梳理,考释铭文中"飤""召"等重要字词的意义,进而对整篇铭文的内容做新的理解和解读。     

臣谏簋铭文补释

臣谏簋铭文中的一些字,旧没有得到很好的释读,如"处于軝"后面一字,旧或误释作"从",或误释作""。本文根据不其簋、不其簋盖、引簋铭文等相关金文资料指出它应释作"■"而读为"同",意思是聚合,并讨论了甲骨文中与之用法相同的一些"同"字。"引又"下一字,或释作"■(忘)",或认为是"闻"字之省,或释作"长",本文赞同最后一种意见。"灷",旧或读为"■(媵)",或读为"告",或读为"朕",本文认为它可读作"遵"或"顺"、"训"。"灷皇辟侯"下一字,或释作"令",或释作"余",本文赞同前一种意见。"侯令"下一字,或释作"■",或释作"!",本文赞同前一种意见,指出它仍是虚词。"■"下一字,或认为是"服"字稍残,或释作"■",或隶作"■",本文赞同最后一种意见,又根据铭文文义,指出它应该是一个虚词,并且讨论了金文中与之相关的一些内容。     

柞伯簋铭文新释

自柞伯簋铭文公布以来,"两派"学者对柞伯世代、"小子"称谓问题争讼不已,其症结在于双方据以立论的前提(即都认为柞伯可以被王称作"小子",王讲话的对象中有柞伯)不可靠。重新审视这个前提,并系联静簋、令鼎等铭文后不难发现:王口中的"小子""小臣"很可能与静簋铭文中的"小子""小臣"身份相当,"小子"应是初学射艺的年轻贵族,"小臣"则是学射于学宫的王之近侍,王的讲话是专门对他们的叮嘱、激励之词,而非对所有参加射礼人员而言,更与柞伯无涉。     

利簋所见右史考

利簋器主人身份为"又事",对此"又事"学界历来看法不一。本文结合甲骨金文及文献材料,考证此"又事"为"右史"。并根据简帛等资料考证"右史"为军中之史。利簋铭文中"岁鼎"体现了右史的司天之职。     

利簋制作年代补考

关于利簋的制作年代,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周武王时期说和周成王时期说。本文从珷字的性质、用字习惯以及征字的文化内涵等角度进行了重新考释,证明利簋的制作年代当为成王统治时期。     

伯■(歼)父簋铭文试释

伯歼父簋铭文记载伯歼父跟随西周某王从成周出发南征,有所俘获,因作宝簋祭祀文祖考事。伯歼父簋的制作时代,说者或以为属于西周厉王时期。本文结合宗周钟等铭文研究认为应该属于西周昭王时。     

利簋铭文再认识

利簋,作为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自其发现之日,即为世所重;其铭文更因印证了古书中关于武王于甲子日伐纣的记载,而倍受学人青睐。前辈大师郭沫若、唐兰、于省吾、徐中舒及张政、黄盛璋等一批著名学者,都曾对之作过考释,但对铭文中一些关键性的字词及...     

贤簋新释

贤簋是非常重要的西周青铜器 ,其铭文对于研究西周土地制度及相关问题是不可多得的资料。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铭文重新进行了考释 ,以期有助于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     

霸伯簋铭文校议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霸伯簋铭文涉及西周时期盐卤和丹砂的物流交换,对铭文的研究揭示了西周时期晋南地区各种势力对当地重要资源的控制情况,有利于了解西周王周内部诸侯、邦伯的关系。     

应国兽簋铭文及相关问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来入藏的兽簋为应国器物,可能是从平顶山应国墓地流出。兽簋铭文中的"应侯"是指应侯见工,"兽"是应国公族成员,后者曾服事应侯爯和应侯见工两代应侯。在应侯见工统治时期,兽负责管理应国的走马和驭人,其职司与《周礼》校人相似。兽簋铭文中的走马、驭人属于诸侯国职官性质,填补了应国官制乃至西周诸侯国官制史料的不足。     

试说青铜器铭文的吕王

<正>1924年,王国维先生作《散氏盘考释》,文中论及盘铭"夨王",说:夨僭王号亦见他器。……当宗周中叶,边裔大国往往称王。《史记·秦本纪》有丰王,彝器有邵王鼎,有吕王鬲、吕王壶,而录伯(?)敦云:"作     

青铜器铭文中的食官考

食官系掌管皇帝或百官饮食的官职。本文对成阳博物馆馆藏及香港与国内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所涉及的"大官"、"中官"、"私官"、"中私官"、"汤官"、"下官"、"上官"、"食官"等进行了研究和考证,认为他们都与饮食有关,只是在隶属、称谓、地位和职掌范围有所不同。同时也印证了"古代‘食官'从秦朝开始设置,汉代及以后各朝代也都沿袭,元代以后废止"的文献记载。     

宋代学者对族氏铭文的整理与研究

族氏铭文是金文的重要构成部分,其见于商周铜器,大多为作器者的族氏名号.族氏铭文构形奇特,考释困难,至今仍是金文研究领域中的一大难题.自北宋嘉祐年间,有关族氏铭文的搜集、著录、考释就已经开始.毫无疑问,这是研究族氏铭文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宋人筚路蓝缕取得的成果值得珍视.然而,在今人有关论著中,除对宋代金石学评价较高外,学者们对此多以随意猜测论之.宋代学者的族氏铭文研究是否真的乏善可陈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究的问题.     

西周金文语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金文语言文字的研究始于宋代,集中于对金文的著录。清人尤其晚清学者开始注重对铭文文字的考释和研究。民国时期,学者研究的范围和深度进一步扩展。对金文语法进行系统研究,尤其是作为一个语言系统进行研究的,是在解放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才开始的,研究方向集中于五个方面：一、金文语法研究。二、词类研究。三、句法与语序研究。四、语法史研究。五、金文字典及文选类书籍。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制作工艺和西周颂鼎复制

考古出土实物研究表明,商周青铜器铭文制作,通常是先雕刻正阴字铭文模,然后翻制反阳字铭文活块泥芯,镶嵌于主体泥芯合适位置组成复合泥芯,最后在浇铸青铜器时一并铸成于器物内壁上。复制具有151字铭文的西周晚期青铜颂鼎,整体采用失蜡铸造工艺,铭文制作借鉴商周青铜器陶范铸造的相关工艺,多次翻制制作一块铭文蜡片,嵌入模具型腔后翻制整体硅橡胶泥芯,获得了理想的效果。     

柿蒂夔凤佛兽镜定名刍议

我国古代铜镜,以它精湛的工艺,丰富的图纹和铭记而闻名于世,它既是文物与考古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也是收藏家的珍藏之物。然而,众多的数量和种类又使人们对铜镜的称呼各不相同,即使是相同的一类铜镜,人们的称呼也不一致。如唐代的“海兽葡萄镜”,有学者称为“瑞兽葡萄镜”或“海马葡萄镜”或“禽兽葡萄镜”等等。此类现象,有的是历史上首先定名不妥而导致后来将错就错,有的是约定俗成的称呼,有的是当时研究者根据自己熟悉的某一图纹内容而定的名称,有的则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名称而以图纹内容的说明来代替名称等等。我们认…     

论甲骨文的部首——中国最早的一批象形字

本通过检视甲骨字中独休象形而具备部属字关系的部首,归纳出126个理论上是甲中最早发生的部首字。     

山东青铜镜金相分析──兼论我国古镜的组织特征

对12件山东古代青铜镜进行了金相分析,其中6件为铸态,6件为热处理态,热处理的基本特征是：观察面上可看到许多明晃的交叉状物和不太明显的晶界状、环链状物。这与我国古镜的特征组织是一种“两端尖锐的长条状及针状”物之说是不相符的。     

A re-assessment of bronze age wool

Measurements of twelve new samples of Danish Bronze Age wool showed them to be hairy medium fleeces. Supporting evidence was obtained that a high proportion of fine fibres in a yarn results from the plucking of wool during the moult before the hairy fibres have been released from the skin. The fine fibres were closer in diameter to the underwool of the wild ancestor than to those of the Soay sheep (supposedly a Bronze Age survivor), indicating a more primitive fleece. The samples described include the first white Bronze Age wool. Those with natural pigmentation in every fibre could be black or brown, while those with pigmented and white fibres are thought to be a mixture of brown and white (by analogy with the Soay) rather than grey, which is unknown in the So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