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长江防御体系

孙吴长江防线的形成,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局面下的产物。绵延几千里的长江防线,分别以上游的江陵,中游的武昌和下游的建业为中心,划分为三个防区。每个防区内部,又有若干重要的防御据点,这些防御据点,往往驻扎了为数不少的防卫部队,并且,孙吴还常派遣大将镇守。长江防线的构筑,使孙吴在经济、军事实力落后于曹魏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了数十年割据局面。但它的存在,也促成了江东君臣偏安一隅的心理,使他们降低了必要的警惕性,这也是孙吴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六代绮罗成旧梦

南京是“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的一座名城,自“金陵”始,到秣陵、建业、建康,再从白门、白下、集庆到南京,历史变迁中先后八易其名。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太平天国、中华民国都曾在此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全是些短命王朝。长江一条支流旧名淮水,     

唐、五代至北宋江陵长江堤防考

江陵地处号称“天险”的长江荆江段北岸,江堤的 修筑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本文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对唐、五代至 北宋时期江陵长江堤防的历史面貌进行复原,对有关的某些成说 进行辨析,并指出唐、五代至北宋时期,伴随着区域经济的进步, 江陵一带长江堤防的修建获得了显著发展,江堤保护了社会经济 开发的成果,为开发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条件;同时,荆江水患的 问题也开始显现。     

江陵城、南郡城、荆州城辨正——以考古资料为中心

秦将白起拔郢后,在故江北江陵另筑郢城,南郡、江陵县并治于此。西汉中期早、晚段之际,江陵县、南郡治所迁至长江改道后新修的嵠峨山城,郢城为郢县治所。东汉时,郢县废。关羽、桓温、王忱重修之“江陵城”,均为嵠峨山城。自桓温筑江陵城,始见“荆州城”“江陵城”并称。唐武德初,南郡撤。唐天宝十四载前后,长江改道今荆州城南,江陵郡治迁今荆州城,此后,“江陵城”“荆州城”同指今荆州城至今。     

略论吴魏逍遥津之战及其影响

逍遥津之战是三国时期东吴对曹魏发动的一场重要战役,是赤壁之战后东吴为维系孙刘联盟共抗曹魏所采取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逍遥津之战东吴的失败,进一步促使东吴改变联刘抗曹的方针。逍遥津之战后东吴采纳了吕蒙的策略,袭取荆州以巩固长江一线,从而对魏、蜀、吴三方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南宋川陕军事戍防体系考述

由于川陕防区战略地位重要,南宋极为重视对此地的军事经略和戍防体系建设。南宋川陕军事戍防体系具体表现为:以兴州、金州与兴元府为屯驻重心,以阶、成、西和、凤等关外诸州为外部屏障,以关隘与堡寨等为战略据点,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南宋川陕防区军事戍防体系的形成以及将"天险"与"人谋"紧密结合的特点,增强了防区的防御功能,为川陕边防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德之国”（外一篇）

建德县始设于三国孙吴黄武四年（公元225年），是吴大帝孙权从故乡富春县分出一部分土地来设置的。四年后，东吴迁都秣陵（今南京市），改名建业。     

安徽马鞍山寺门口东吴墓发掘简报

马鞍山寺门口东吴墓,墓葬形制为“十字形”多室墓,反映了与长江中游东吴墓葬形制上的承接关系,该墓葬未经扰乱,出土的一些陶瓷器和精美的铜镜,为研究长江下游地区东吴时期的墓葬埋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林则徐的侄孙亲率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起义

1949年初,面对国民党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分化敌人的方式来突破长江防线。因此,争取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起义,成为分化长江防线的一个重要步骤。鲜为人知的是,林遵还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     

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空间分布规律研究

明代海防卫所聚落是明朝为应对严峻的海防形势而建,北起辽东,南至广东,规模宏大。以大规模实地调研为基础,结合海防史料,对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分析。在对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的分布数量、沿海分布线密度、区域面密度和卫所间距做了详细的计算、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海防卫所聚落的分布情况与防区的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区域环境和微观环境等多个因素相关,地理位置越重要、经济水平越发达、区域环境越易于被侵犯、微观环境越易攻难守,卫所聚落分布就越密集。分析表明,浙江防区是明代海防的最核心区域,南直隶、福建、广东防区是重点区域,山东是北方海防的重点地区,辽东其次,北直隶防区由于深入内海而处于更为次要的地位。     

从政区建置看三国时期川江沿线的攻防策略

川江的特殊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在三国时期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围绕川江对峙的双方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经营擘画。由于对峙过程的持久性和地域的复杂性,双方的军事方略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政区建置的调整。本文即从政区建置入手,剖析三国时期两个阶段中峡口东西两个政权,即鼎立时期的蜀国与吴国以及蜀亡以后的司马氏与吴国之间,围绕川江战线的攻防策略。     

刍议六朝瓷器发展之大势

长江下游地区东吴至东晋时期瓷器优势地位的产生是与当时政治背景紧密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繁昌汤家山西周墓的再认识

繁昌汤家山西周墓是一座高等级的吴国墓葬。通过对长江下游西周至春秋时期吴国墓葬的等级规模和出土青铜器的比较研究,汤家山西周墓与丹徒烟墩山、荞麦山西周墓和北山顶、青龙山春秋墓属同一等级的墓葬,皆为吴王之墓;根据汤家山西周墓主身份和墓地位置推测,《左传》记载的"鸠兹"应为西周晚期的吴国都城。     

吴之邗城非干国考辨

一直以来,人们都将《管子.小问》中的"吴干战"与《左传》记载的"吴城邗"联系起来,并因此认定吴王夫差是在干国故都"城邗,沟通江淮"。本文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深入研究与辨析,提出吴干战不在江北之广陵,邗城不是干国,邗王是晋人专称的观点。     

先唐时代之宣城：江南奥壤,山水诗都

唐代以前的宣城,走过了由县邑到郡治、由江南西部的行政中心到江南地区的政治腹地与经济沃壤的历程。其间几个关键节点是:楚国置爰陵邑,西汉置丹杨郡,孙吴丹杨郡迁治建业,西晋分置宣城郡,六朝时代之宣城既为近畿要地、又逐渐成长为文化名邦。以南齐谢朓为标志人物的山水诗的创作与影响,既反映了南朝时代宣城的文化特色,也使得宣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山水诗都"。     

長沙吴簡中的佃客與衣食客——兼談西晉户調式中的“南朝化”問題

本文依據長沙吴簡,從"佃客"與"衣食客"入手,對西晉户調式中的"南朝化"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爲:孫吴建國時期,江南大土地的開發已經打下良好基礎,包括蔭"佃客"與"衣食客"等在内,各項具有地域性特色的建制都基本形成,並反過來對中原産生了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西晉滅吴,統一中國,頒佈的户調式,含有包括蔭"佃客"與"衣食客"等的江南地區的内容,是十分正常的。     

唐代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及相关问题

我国的南北地理分界线,自来被认为在秦岭淮河一线。这条界线包含自然、政治、文化等多重意义,在环境变迁的背景中,这些不同层面的南北界线会发生不同步的推移。本文通过唐代的资料证明:当时行政体系中的南北分界位于秦岭淮河;唐人地理感知中的南北分界,西段仍在秦岭,而东段却在长江。由此可以引发对自然环境变迁的若干检讨。     

从《吏民田家莂》看汉代田税的征收方式

简牍表明,孙吴把国有土地按质量分为“熟田”、“旱田”两类租给农民,征收不同标准的田租,其“熟田”、“旱田”的数额是人为地“定”出来的而非依据土地质量的自然状况而统计出来的数量;东汉自章帝以后把土地“差为三品”而税之,吴简的问世,间接地证明了东汉土地分为三等之后是分别征以不同数额的田税;孙吴的“熟田”、“旱田”之分是东汉田分三等的发展,尽管租、税性质不同,但方式一致。     

论汉藏人文地理分界线——以河洮岷地区为中心的分析

历史时期汉藏人文地理分界线在青藏高原东北缘曾有三次较大的变动。文章论述了三次汉藏人文地理分界线的形成、摆动与稳定及其环境意义。认为,雪山(祁连山)—黄河分界线是唐蕃依据地理条件最有利原则下的一种势力范围划分;六盘山—陇山分界线是地理条件决定下的唐蕃分界线;唐蕃以后汉藏人文地理分界线的缓慢西移并最终稳定在河洮岷一线,汉藏民族的经济理性行为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議走馬樓吴簡中的貨幣

長期以來,學術界普遍認爲魏晉南北朝時期商品貨幣經濟衰頽,自然經濟統治地位加强,穀帛取代了貨幣成爲交换媒介,三國時期尤甚。但是走馬樓吴簡顯示,臨湘即便在物物交换的歲月中,貨幣也没有絶迹。隨着社會經濟生活走向正常,加之吴國許多徵收錢的賦税名目對貨幣經濟的出現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大體在嘉禾年間,貨幣交换媒介和價值尺度的功能終於恢復,社會對貨幣的需求量激增,估計臨湘貨幣的流通量應該過億,甚至更多。新的貨幣——八億錢也出現了,但它並非臨湘流通領域中的主要貨幣。在市場上,貨幣和米布並用,由貨幣肩負價值尺度的功能,大概是吴國統治時期臨湘貨幣經濟的最佳境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