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民间信仰源流初探

僻处东南一隅的福建自古以来民间信仰就特别发达。闽都福州的民间信仰与整个福建民间信仰形成"同中见异"的关系。福州民间信仰在土著—闽越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汉唐以来不断吸收融入中原汉族宗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闽越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产物。尽管在中原宗教文化的浸润下,中华汉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日深,然而在融合重构中本土化地域特色愈见鲜明,由此勾勒出闽都福州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多彩风貌。     

南京城墙监测方法初探

监测作为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体系内的一项重要工作,其监测方法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当前所使用的各类监测手段的有效性也有待论证。南京城墙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存在裂隙、空鼓、风化等病害。在南京城墙进行的测绘监测、传感器监测、信息化支撑监测等多手段融合监测技术方法实践中,使用了全站仪和三维激光扫描两种测绘手段,多维度变形测量装置、振弦式裂缝计、静力水准系统等多种自动化监测设备以及人工巡查APP软件系统。经过长时间实践运行,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信息,由此利用数学分析方法和数字信息比对方法,探索南京城墙保护现状和病害发育规律。根据数据实证分析,南京城墙裂缝宽度会周期性变化;城墙裂缝病害宽度变化值与温度为负相关关系。利用信息化巡查手段进行病害信息的历史对比采集,也提升了人工巡查的工作效率和数据规范性。     

桂南“跳岭头”源流初探

本文在文献和田野资料的基础上,从人类学、历史学等视角,追溯桂南“跳岭头”源流。认为：桂南“跳岭头”本质上是傩,可定性为含有军傩成分的民间傩,又是一种傩戏。自汉唐由秦中至楚荆、至桂林、广东,向桂南流布,因傩的传播衍生“跳岭头”,明清时期在桂南普及、兴盛,其传播过程是壮、汉文化互相融合、互相吸收的过程。     

明南京城和西安城建城比较

明南京城和西安城都是中国古代城垣建筑史上的典范之作,它们综合利用了历史上城墙构建的特点,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由于它们在建城地理环境、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二者又具有各自的独特性。     

北齐佛教造像“青州样式”源流初探

青州地区自古就处于南北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的位置,在南北朝末期更是处于政权交界之地,同时也是对外海路交通的一个重要关口,再加之北齐统治者的政治文化倾向,使得青州地区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呈现出与北方其他地区既有联系又迥然不同的风格。青州样式作为北齐佛教造像的突出代表,上承魏晋遗风,下为隋唐佛教造像的基本形态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佛教造像史上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过渡地位。而其风格形成的缘由错综复杂,需要仔细理清。     

巴蜀文化源流初探

民间故事《严君平拨宅飞升》讲的是：西汉时期,住在绵竹武都山下君平山庄修道的严（遵）君平,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史,尤好“老庄”学说。一边行医救人,一边卖卜济世,逐渐名扬九州。那一日,一位农家姑娘,眼见已成熟的稻谷就要遭受暴风雨袭击烂在田里．她去求庄主帮忙。庄主派了七个庄稼汉帮忙抢收。姑娘给田里劳作的人送饭去,     

巴蜀文化源流初探

民间故事《严君平拨宅飞升》讲的是：西汉时期,住在绵竹武都山下君平山庄修道的严（遵）君平,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史,尤好“老庄”学说。一边行医救人,一边卖卜济世,逐渐名扬九州。那一日,一位农家姑娘,眼见已成熟的稻谷就要遭受暴风雨袭击烂在田里,她去求庄主帮忙。庄主派了七个庄稼汉帮忙抢收。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2021年度发掘简报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位于隋唐长安城遗址东北部,位置十分重要。2021年对遗址整体向西发掘10米,清理了隋唐长安城东郭夹城墙所在区域。该段夹城墙是兴庆宫通往大明宫的夹城墙仅存的一段,为唐玄宗开元年间修筑。本文即是对2021年度发掘工作主要收获的简报。     

中国北方小石器技术的源流与演变初探

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文化是以小石器技术为主导的石器工业传统。本文通过对该地区小石器技术发展演化的宏观考察,试图探讨其起源、扩散、发展的模式。初步研究认为其以泥河湾盆地为中心本土起源,并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显示出线线进化的特征,发展平缓而又不乏亮点。此外,其还表现出东西方文化交流上的鲜明特征。     

明南京城墙设计思想探微

文章认为明代南京城墙的平面为“南斗星”与“北斗星”的聚合形态,这一形式是朱元璋、刘基等人在明初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下确立的。     

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建设现状与思考

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的文化遗产保护学,具备学科建设的各种要素,但现有学科现状不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需要,而明确学科地位,处理好其他相关学科与文化遗产保护学的关系,加强建设学科队伍和科研建设是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建设的基本途径。     

王处直墓十二生肖浮雕初探

曲阳五代王处直墓中所出十二生肖浮雕是难得的艺术精品,本文分析了这组浮雕的艺术特色,并根据其在墓室中位置的变化及墓主的死因,认为其功用并非保护墓主,而是为了震慑死者的灵魂,是墓葬的营造者——王处直养子王都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而进行的特殊设计。     

明清景德镇瓷业用工初考

明清两朝是中国瓷器生产成熟而繁荣的时期;所谓“一器而百工聚焉”,陶瓷工匠在瓷业生产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然而,现存的资料、各类陶瓷专著都大量关注于官、民窑器物本身,容易忽视对瓷业工匠情况的整理研究。 由是,本文意在对一系列古籍文献和今人著作资料的整理,以景德镇瓷业工匠为讨论对象,梳理出明清时期瓷业用工制度的发展脉络,较全面地展示瓷业工匠的工作、生活情况;分析其来源、组成、管理等关键问题;在分析探讨中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观点,如:影响工匠经济状况的多方面因素;匠役制度在瓷业生产中的有利因素和矛盾冲突等。     

西方中心主义的初步反省

西方中心主义在18世纪中后期西欧思想家那里,已经以欧洲的文明、进步与东方的落后、停滞、没有发展而表现出来。19世纪,西方社会更把这种思想加以发挥,认为西方白人是人类的优等公民与代表,世界精神的体现者,东方各国没有发展,处在世界历史之外,并且成为白人的负担。进入20世纪,世界各地纷纷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民族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并且大都放弃了本民族原有的学术语言,学着黑格尔一样使用理性、科学、自由、民主、进步、逻辑与整体性等概念说话。西方文明世界化了,也即世界西方化了。     

文献、田野与自我:关于民俗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以《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为例

民俗学研究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抑或是研究视角？尽管民俗学将研究对象界定在民众上,但是如果剥离开民俗学的概念体系这个外衣,民众的内容就是人。就人而言,社会学和人类学都以其为研究对象,民俗学如何能够呈现出自己的研究特色？说得严密些,加一个限定词,民俗学研究的是民间的人,那么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以及人类学就不研究民间的人吗？如果民俗学研究的独特性体现在研究方法上,那么这个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又是什么？是历史学的文献研究,还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是共通的,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就不能用方法来界定学科,至少对于民俗学是这样。     

吴文化研究的反思

目前吴文化研究正迈着沉稳坚实的脚步走向成熟,学者们更加注重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进行学术研究,围绕学术问题展开百家争鸣。而这也正是吴文化研究所必经的一个反思过程。只有坚持积极的反思,吴文化研究才会更加具有明确的方向和活力     

对历史性传统街区保护的思考

本对历史性传统街区的保护作了一定的思考,并提出了个人的认识。     

生态博物馆的传统村落保护问题反思

生态博物馆概念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而作为一种运动起源于西方后工业化反思对传统博物馆的改革,中国移植的主要是传统村落的生态博物馆模式的运用。但是,村落是一个主体生产单位,在现代化背景下,特定保护对象却往往被文化产业化开发,变成了特定文化产品的生产。这个过程中,村落从过去的生产自足过渡到非自足,形成了新的生产特征。但是,西方的生态博物馆理论与实践,一般采取实证主义路线,以原貌的原地性文化客体(实体)视角谋求所谓的保护和保存,与村落的主体性质和再生产性相悖,因而在实践上存在限度。中国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应深入分析生态博物馆理论的特征和不足,从村落作为生产单位及其主体利益出发,建立适合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生产性支持体系。     

关于当前"民俗热"的冷思考

在当前全社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形势下,民俗、民俗学和民俗文化也被作为先进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了党政领导、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日益重视和关注,成为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但是不可讳言,当今许多地方的民俗热,存在相当的盲目性,个别的甚至存在着不太健康的倾向。上升到理性来认识,当前我国民俗、民俗学特别是民俗文化的现状怎么样?民俗在现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