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禁忌村庄考察记

一茶卡村 去年,一位同事和我谈起家乡的风俗,说到墨竹工卡县茶卡村的猪肉禁忌。他的一位女亲戚有事到拉萨来后,依然坚持村庄的禁忌,对猪肉是一点不沾。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在同事的引荐下,我来到茶卡村。这是一条非常偏     

禅宗临济正宗在山西——从太原道场沟观音堂说起

正2017年春3月,太原市杏花岭区道场沟社区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不仅要为原道场沟村修纂村志,而且还拟对村中唯一的古庙殿宇与老槐树实施修复与保护。更加可喜的是,在修纂村志前的采访收集资料过程中,通过对村中唯一幸存古庙建筑的探究,发掘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对研究明清山西佛教的重要宗派禅宗,特别是     

唐朝"村"制度的确立

依据文献记载,"村"概念出现于东汉中后期,直至隋朝"村"一直作为一种自然聚落的名称.唐朝开始推行"村"制度,将所有野外聚落统一名为"村",并依据村内家户数的多少设置村正,"村"正式成为一级基层组织."村"制度开始于武德年间,至开元年间逐渐完善."村"制度是唐朝革弊"求治"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鹤山隔蓈村的村落布局及其古建筑艺术探讨

隔蓢村位于鹤山市雅瑶镇、江沙公路旁,陆氏于元朝元贞年间(1295～1297)迁此开村,至今有700多年。其村落布局脉络分明,古建保存较好,且建筑装饰艺术水平较高。本文试就此进行探讨。一、隔蓢村的村落布局隔蓢村坐东北向西南,村后是一座形似卧牛的山岗,称卧牛山,山后有山,层层叠叠     

核殇

昏暗的暮色中,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39公里的饭馆村只有一幢房屋还亮着灯。60岁的农民细川德荣是少数仍留在饭馆村的村民之一。饭馆村曾有6000住户,很多人在去年福岛核事故后逃离了这里。     

浅探“马街书会”

马街村位于河南省宝丰县城七八公里外的杨庄镇,是号称八百里伏牛山东麓的第一村,是个古老的村庄。文章以马街村每年举行一次的“马街书会”为探讨对象,介绍了书会的由来及传说、书会的特点、书会的表现形式、及书会深远的影响。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开展。有力的推动了我国新农村的建设,促进了知识的椎广,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开展,为农村基层组织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更营造了农村良好的文化氛围,因此,根据学员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学措施,是保证和推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村志编纂刍议

村志是指建置最小的村级之志书,是方志家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村志编修古已有之．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郎遂编撰安徽池州《杏花村志》。“清人为村立志,颇为稀奇,是修村志之起端”。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汪叟否编撰上海闵行《紫堤村志》,     

会文村民间文学流传情况的调查

会文村是剑川县的一个白族聚居村,距县城六十多公里。全村共六十一户人家,三百二十七人,其中大学生一人,中专生一人,高中生三人,初中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约五十五人。一九八五年八月,笔者对会文村的民间文     

论村志编修

村志是指建置最小的村级之志书。村志编修古已有之．是方志家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员。当代方志工作者应发扬方志文化的优良传统,研究村志的编撰特点及其价值。使村志成为方志中的重要一员。     

唐代古村——郭峪村

郭峪村位于山西阳城县北留镇,攀溪河谷中游,与陈氏皇城村仅数百米之遥。就历史而言,在唐朝就已有建置的郭峪村更为悠久,也更为辉煌。郭峪村现存的元代汤帝庙、明代民居、明代蜂窝城墙等都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精华。郭峪村文风兴盛。由唐至清,郭峪村考取功名者多达80余人。特别是在明清两朝,郭峪村一共出了15位进士和18位举人,甚至出现了一门四进士的科举世家。唐代古村——郭峪村@子欣     

信息之窗

《塔寺村志》出版本刊讯由渠性轩主编的《塔寺村志》出版。该书分18章,15万字。该村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塔寺村的历史沿革、自然风貌、地域特色、经济状况、社会习俗、文化教育、古今人物客观准确地加以记述,真实地记录了塔寺村的起源、发展及现状,是一部难得的乡土教材,也是专家学者考察研究山西晋中民情风俗的有益史料。它不仅是塔寺村第一部村志,也是祁县第一部出版的村志,在祁县村志编纂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河北曲阳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

1994年6月,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西坟山上一座古墓被盗,随后文物部门确认该墓是一座五代时期壁画墓。1995年7至11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保定市文物管理处、曲阳县文物管理所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西燕川村位于曲阳县城西北约30公里,定州至阜平的公路在村北通过(图一)。墓葬位于村西约2公里坟山的山间小盆地中,据当地群众讲,解放初期此处有一土丘,用长条     

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發掘記—第一號墓

一、發現和發掘經過董四墓村在北京西郊青龍橋西二里,金山的南麓,村西有明代景泰帝陵,據日下舊聞考的記載,這一帶是明代妃嬪皇子叢葬的所在。村東存在着三個摻合石灰的夯土築成的巨大墳堆,在村西有一座已經被盜而坍陷的巨大磚塘。董四墓恐怕是東四墓的訛傳,據乾隆二十四年重修天僊廟記說:‘神京     

空巢村的十年之变

再次回到中分村,已经时隔10年。这是皖南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群山环抱,一条柏油马路穿村而过。小村一百多户人家,三百多人口。     

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兼与王文昌同志商榷

农民离村是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中国近代的农民离村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英、美等国的农民离村既解决了工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促使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同时也促进了农村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中国近代农民离村却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应该引起学术界重视。王文昌同志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发表《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王文),读后深受启发,作者对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的特点、影响等方面的分析,笔者完全赞成,但对农民离村原因的探讨,似有可以讨论之处,特撰文向王文昌同志请教。一王文指出:…     

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立足于唐以前的考察

依据文献记载,“村”字及具体村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中后期。村的早期形态在先秦时已经存在,庐、丘、聚等是村的三种主要来源形式。南北朝时期是“村”的名称泛化时期,村开始具备社会意义,这是“村”进入国家地方行政体制并成为一级基层组织单位的必要条件。相关材料表明,南北朝时期“村”的具体名称的出现有一定的地域性。而唐代明文规定所有野外聚落统统称为“村”,并规定村为一级行政组织单位,使村的含义有了质的变化,这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敖汉旗乃林皋村出土的几件辽代陶瓷器

1971年7月,距敖汉旗所在地——新惠之南七公里半的乃林皋村,出土了一批辽代文物。乃林皋村地处孟克河冲积的河滩地上,河从村东侧流过。村中和村南、东两边散布有辽代陶、瓷片,故知这里是一处辽代遗址。但由于多年耕种和孟克河的冲刷,现已很难看出整个遗址的全貌,只从断崖处看出有一米多厚的文化层。这批文物是发洪水时冲出来的,据社员讲,有大瓮、瓷器、     

呈坎双贤里 江南第一村

呈坎村在众多的徽州古村落里是一处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不可多得的古村。我最早去呈坎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徽州古村落几乎还没多少人光顾,去往呈坎村的路也不是很方便,记得中途倒车几次后才进入一处青山翠竹里,拐了几个弯才进入相对平坦的村子里。当静谧古朴的一大片徽州老房子呈现于眼前时,路途的艰辛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

灵石县旌介村位于晋中盆地的南部边缘,汾河之东,太原到风陵渡公路的东侧;西南距灵石县城15公里,北与介休县相毗邻。墓地坐落在绵山山麓的向阳坡地,地形东高西低,地势平缓(图一)。在旌介村西到集广村附近有最厚达3米的仰韶—龙山文化堆积;村东主要是东周时期的文化堆积;村东部及村东地区是墓葬区,主要是汉代以后的墓葬,商墓很少。 1976年,旌介村群众修建窑洞时曾发现商墓一座,编为三号墓,出土十余件铜器,简报发表在《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