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颖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

东汉颖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黄宛峰党锢之祸是东汉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震撼朝野,几乎牵动着所有士人的心。而在这场波及全国的政治事件中,颖川、汝南、南阳三郡士人最为引人注目。作为党人大规模活动前奏的清议始于此地亦盛于此地,党人著名领袖出自该地,...     

浅析东汉的私学与士人

东汉的士人多出于私学,东汉私学的兴盛,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士人,士人阶层的发展壮大保证了朝廷人才的供应,促进了东汉王朝的发展繁荣。私学不仅促进了士人数量的增加,而且维持了士人集团的稳定,另外私学也促进了士人政治影响的扩大。同时士人队伍的壮大,又推动了私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士人不仅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师资力量、以自己的精神和学识影响着私学,而且也为东汉私学的兴盛提供了经济支持。两者互相影响,形成了东汉时期私学和士人的独特关系。     

东汉士人群体自觉意识形成原因考察

中国古代士人的群体自觉意识,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全面兴起于东汉中后期。其兴起之原因,一是土地私有化的完成,地主庄园经济的出现,尤其是东汉士人对劳动态度的改变,使士人生存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使其在经济上有了独立性,为其人格独立打下了物质基础;二是东汉统治者对士人尤其是对归隐士人的相对宽容,为士人自觉意识的培养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三是士人队伍的扩大,尤其是中央官学规模的扩大和校舍的扩充,为士人个体自觉意识转化为群体意识提供了中心场所;四是东汉中后期宦官外戚专权,又为士人群体自觉意识的激发和张扬提供了外部条件。     

董黯及其遗迹

董黯字叔达,东汉时人,据传是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先世虽然煊赫,但至其祖辈时家道却已中落,黯又幼年丧父,而相依为命的慈母后来竟不章身患痼疾,以致家境更加贫困。正当董黯因无力为母亲就医而犯愁时,听说离家三十里之远的大隐溪水甜醇清口能治病健身,于是就长途汲担至家,母亲初饮即嗜。     

霞客母励子远游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19岁丧父。22岁那年,为了实现自己远游五岳的宏愿,想外出游历,但念其母孤身一人,不忍成行,所以踌躇不决,又不敢向母亲道出真情。他的母亲觉得儿子整天愁眉苦脸,就追问儿子。在母亲的逼问下,徐霞客终于道出隐情。他的母亲深知儿子的志向和爱好,在听到儿子要远游的消息后,不但不加阻止,反而多方鼓励,说:“大丈夫应志在四方,至于古训说‘游必有方’,也不过说是要计算好     

董黯及其遗迹

董黯字叔达,东汉时人,据传是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先世虽然煊赫,但至其祖辈时家道却已中落,黯又幼年丧父,而相依为命的慈母后来竟不幸身患痼疾,以致家境更加贫困。正当董黯因无力为母亲就医而犯愁时,听说离家三十里之远的大隐溪水甜醇清口能治病健身,于是就长途汲担至家,母亲初饮即嗜。叔达事母至孝,自此往返汲水奉母,无论寒暑,乐此不疲。但娘怕长此下去太劳损儿子身体;     

东汉的“义学”与“名教”

东汉的“义学”与“名教”陈苏镇一、问题的提出东汉王朝作为新莽改制失败后“汉德”复兴的产物,其整体面貌与西汉有同有异。同的主要是制度设施,异的则是思想文化,尤其是士人阶层之风尚。钱穆指出：“东汉士大夫风习,为后世所推美”,其中常见之表现不外“久丧”、“...     

德艺双辉的一代大师——纪念刘熙载逝世130周年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年自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他是晚清著名学者,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教育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生于清寒之家,身逢封建末世,10岁即丧父,不久母亲又去世,但孤贫中,仍艰苦力学。     

何穆行医到延安

何穆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为建设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为开创新中国结核病防治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05年4月22日,何穆出生在上海市金山县廊下镇的一个普通家庭。他自幼丧父,在孀居母亲的培养下长大。15岁那年,何穆考入震旦大学附中学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

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孝家忠国的李景让

<正>李景让（约789—约860），字后己，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唐朝中期大臣、书法家。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进士，官至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封酒泉县男，卒赠太子太保，谥号“孝”。家风清廉李景让年少丧父，母亲郑氏独自抚养三个儿子长大。郑氏治家严厉、深明大义、教子有方，常常教诲和勉励孩子们。一日，因为下雨旧墙倒塌，李景让之母郑氏发现墙底埋有很多铜钱。郑氏看到意外之财并不为之所动，只是淡然地对大家说：“士人靠勤劳获得俸禄还要身遭灾祸，     

考郭泰墓碑 赏傅山书法——记《郭有道碑》

郭泰(128—169),字林宗,人称有道先生,山西介休人,东汉末年全国著名的太学生领袖。幼年丧父,出身寒微,曾求学于成皋屈伯彦门下,博通经史,善于谈论,才华出众,且有着高尚品德,广接寒士,奖进人才,从不计较门第和学历,还乐于帮助后进,奖训士类,以德行引导后学,使之成才。《后汉书·党锢列传》称:像这样“以德行引人”的名士,当时全国共有八人,谓之“八顾”,而郭泰位居“八顾”之首。东汉末年,面对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政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一生游学州郡、鄙视富贵利禄、不求仕进的郭泰,作为名扬全国的太学生领袖,毅然同宦官集团展开了争锋相对的…     

欧阳修两次被无端诬陷

正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幼年丧父,由母亲一手带大。从小家里贫寒,"以荻画地",买不起笔墨纸砚,母亲拿着芦苇在地上写字,教他文化知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欧阳修不负母望,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状元,时年23岁,历任馆阁校勘、右正言、知制诰等职。     

陆久俊传略

正陆久俊,明光市津里鲍庄人,生于1914年。6岁丧父,和其姐跟随母亲逃荒要饭。后其姑姑怕其母亲改嫁,孩子夭折,断了陆家的香火,于是收留他们一家三口,并将自己租的地分一部分给他们种。但在那个军阀混战、盗匪四起的战乱年代,苛捐杂税不堪重负,加之     

东汉士人的游艺风气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在东汉中后期,随着士人个体内心的觉醒,士人从对“六艺”的全面掌握,逐渐转变为侧重于掌握琴、棋、书、画等艺术性科目,而且“六艺”的礼仪功能逐渐被其中蕴涵的娱乐性、游戏性、抒情性等审美特质消解。带有审美特质的士人游艺活动增多,渐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常态,游艺已成为东汉中后期士林的一种时髦风气。     

制造华佗:中国古代华佗形象的演变

华佗是东汉末年的人物,其最初的形象为士人和医师,其后逐渐地向神仙和汉室忠臣两种形象演变。他本是以行医为业的士人,因医术高超,在政治和经学上未有建树,被史家归为方技,后世遂沿袭其说,偏重于他的医师形象。其神仙形象最初主要由医师和道士群体所塑造,后因不同区域和群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差异而被进一步复杂化。华佗拥刘反曹的忠臣形象则主要受宋元以来民间以蜀汉为正统思想的影响,由士人和民众共同塑造而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华佗形象的演变反映了文化记忆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     

汉末士人政治品格转向的递进轨迹

东汉后期,士大夫在同宦官、外戚等腐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其政治人格也逐渐发生转向。士大夫强烈的王朝意识换来的却是残酷的回报,两次党禁,尤其是第二次党禁,死百余人,受牵连而死、徙、废、禁多达六七百人。忠而见疑、忠而被弃是对士人心理的极大戕害。党锢之祸对士人最根本的打击就在于粗暴地挤压了士人精神的及现实的生存空间,所以对士人造成精神分裂式的影响。     

略论班勇与西域的关系

班勇,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字宜僚．班超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秉承其父之志,代表东汉政府,经营西域,在开发西域、团结西域各族人反抗北匈奴的侵扰等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少有父风”的班勇在东汉一朝对西域的“三通三绝”历史过程中第三次通西域,     

忆念母亲陈学昭

我的母亲陈学昭,1906年4月17日出生于浙汀省海宁市盐官镇,原名陈淑英,笔名学昭、野渠、式微、玖等。母亲幼年丧父,而她的母亲在她15岁那年不慎跌了一跤,就此不治瘫痪卧床,母亲在她的几个兄长严厉管教下长大。童年时,母亲就爱读课外读物,如《昭明文选》、《史记》等典籍,因家中藏书颇丰,在外婆的帮助下,她看了一些小说、戏曲。     

博学多才的王萼华先生

大雅云亡,绿水青山叙遗愿;老成凋谢,落花啼鸟总伤情。王萼华先生虽已离开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总浮现在我的心头。不思量,自难忘……(一)萼华先生生于1917年1月26日,原籍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7岁丧父,与母亲谢荃贞相依为命。12岁从祖父王敬彝(字蔬农)先生学诗。祖父是清末民国期间知名的西南诗人、学者。其精湛的学问,清健儒雅的气质,给萼华先生以极大的影响。萼华先生1937年考入国立云南大学文史系。在校期间,又受到著名语言学者闻宥、胡小石两位先生的亲炙指授,眼界大开,诗境日益开阔。胡小石先生除在诗词和书法上给予萼华先生切实的指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