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達敦煌考察的身份問題研究平議

向達在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參加西北史地考察團赴敦煌考察,他的身份問題即代表單位是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學,還是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從目前所公佈的檔案資料來看,當時的組織單位並沒有北京大學,而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中國地理研究所。向達是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之聘參加考察的,由於當時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形同一家,而史語所已有勞榦、石璋如參加,向達就代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北京大學只是"請假一年"。由於考察中發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北大就從開始的無所謂到積極的參與態度,向達也從開始的以個人身份"請假一年"到强調代表北大,並爲下次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奠定了基礎。     

葉恭綽與中國近代敦煌學

葉恭綽對中國近代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與其他同時代敦煌學研究者相比,其本人關於敦煌學的論著並不多,但其運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積極提倡敦煌學研究,發起了我國首個敦煌學研究團體,推動海内外收藏敦煌寫卷目録的編製與刊布,致力於敦煌文獻的收集與保護。此外,還通過幫助、提SS■其他敦煌學研究者和研究機構來推動敦煌學的發展,在中國早期敦煌學的很多重要事件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內律與俗法——從《續高僧傳·智藏》再探南朝政教關係

《續高僧傳·智藏》記載智藏與梁武帝關於僧團制度的辯論,實際發生在梁武帝天監年間,而非傳文所言普通年間。在此期間可考的兩件判例以及齊、陳兩朝的相關議論表明,南朝僧人犯法,先以俗法判決,再由律僧斟酌詳定,這是不同於北朝、隋唐的審判程序。智藏與梁武帝關於提婆達多的對話,是暗引《大般涅槃經》的典故,以提婆達多爲佛陀教說方便示現,具有鮮明的南朝解經學特色,在當時的儒家論議裏也有反映。宋元以降的佛教史家不理解南朝談辯的內涵,也錯失了智藏與梁武帝二人爭論的真正焦點。這場爭論的核心是僧團戒律與世俗法律在審判程序中的分割問題。     

辛亥革命時期清廷的戰時財政運籌

戰時財政是一種非常態財政,辛亥鼎革期間,爲配合戰爭機器運轉,清廷被迫放棄預算財政軌道,轉入停辦其他新政,籌措所有潛在財源,力顧國防的戰時財政狀態。在部庫與省庫均近乎告罄的情況下,部省極力籌畫舉借外債,但先後格於列强的中立政策,不具成效;統兵將帥與北省督撫極力獻策發掘内款的各種方案,卻依然難遂人願。因部庫窘困,清廷針對戰時請款不得不流於敷衍,空言指撥,而無實際,戰時財政運籌由此陷入絶境。它折射出財政改制面臨巨大變故後,國省財政應對乏術,内外疏離趨於顯性的極端態勢。     

從“月宿東井”日看晉唐道教時間觀念的構造

<正>一、引言古代天文曆法之學是時人對宇宙結構與運行規律的一種認識,也是古人時間觀念與信仰的基調。古代中國的選擇術,或稱擇吉術,既依附於天文曆法之學,又是當時時間觀念和信仰的一種體現。近年來,隨着對秦漢日書和敦煌方術文獻研究的深入,和天文學、曆法緊密相關的選擇術也備受關注。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這些學説對漢唐社會、宗教時間觀念的構造究竟有何真切影響?     

《朱文公文集》未收書信原因考釋——以宋元兩朝文集所見朱熹書信真迹題跋爲線索

書信在《朱文公文集》中占據近半篇幅,歷來爲朱子學研究的重點與難點。這兩千餘封書信,於《朱文公文集》中分爲政治、學術兩部分。通過分析宋元兩朝文集中對朱熹書信真迹的題跋,尤其是對未被收錄到《朱文公文集》中書信的考察,可以揭示出《朱文公文集》的編纂者是如何基於政治、學術的考量而對朱熹文獻加以再整理,從而呈現朱熹文獻中朱熹之學與朱熹後學的差異,以及更普遍存在的理學義理與理學文獻之間的複雜關係。     

我局鄭局長在滬邀集美術家座談 华東區美術工作者成立革命歷史畫創作委員會

我局鄭振鐸局長於一月十一日下午在上海文藝處,邀美術工作者座談,商討筹備國立革命博物舘的展品,發动全國美術工作者作油畫、雕塑等藝術品,作品可由政府收購,并希望達到世界標準,能表現出英勇的革命鬥爭史。會上决定根據中國革命的四個時期: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     

關於元末一場内訌的直筆和曲筆

元至正二十四年發生了地方軍閥孛羅帖木兒提兵犯闕事,第二年孛氏被順帝誅殺。這是元朝末年一次非常慘重的内訌,它大大加速了元朝的滅亡,因爲彼時南方的朱元璋已經呈現出横掃天下的態勢。這次内訌的深層原因是川系軍閥與豫系軍閥之間、元順帝與奇后及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之間一系列複雜矛盾的終極爆發。對於這個歷史事件,文學家與史學家均有記録,但出於方方面面的考慮,他們並没有完全秉筆直書,而是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曲筆。解讀這些材料,可以發現當時士子對元朝命運的憂慮與期待。     

炳靈寺石窟勘察團完成勘察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所組成的炳靈寺石窟勘察團九月二十日到達石窟後,經過十天的考證、攝影和重點臨摹,於九月二十九日勘察完畢。這次勘察的結果,爲我國古代文化藝術的研究工作開闢了一個廣闊的新園地。目     

介乎國體安危與華夷之辨之間——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態度辨析

本文以發生在萬曆末期南京和崇禎時期福建的兩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爲研究對象,將兩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與同一時期士人反對天主教的文章進行橫比,再以之與前後朝代官方反對民間宗教組織的政策和行爲進行縱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和外來文化的基本特點是服從於社會治安管理的需要,當政府認爲其不危害社會時,可以容忍,反之則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並不包含明確的是否文化異端的考慮。因此,雖然晚明政府對一個團體之社會價值的認定有很大主觀性和偏見,但也不能認爲晚明中國政府習慣於排斥外來文化和宗教。     

道學汴洛故家與紹興政局中的尹焞

基於對二程門人的地域和家族身份的考察,本文揭示了二程門下最親密的汴洛門人群體,他們淵源於與二程婚宦交遊的汴洛地區的相族。尹焞有着多重的汴洛相族家族背景,是二程汴洛相族門人的典型代表。趙鼎所倚重的“伊川學”主要是道學流寓故家群體,尹焞正是其中的學術代表和領袖。因此他受范沖舉薦登場成爲了不二之選。尹焞南渡後的門人也以流寓故家群體爲主體。紹興末年他們在賀允中的主持下重新登場,並且在隆興和議中表達了與湖湘、閩北道學不一樣的觀點。     

關於魏晉玄學屬性的再辨析

鑑於自漢至晉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念基本上都無變化的情況下,在意識形態領域内不可能憑空冒出一個與儒學對立並引導當時觀念形態的玄學。事實上,被後世認爲的"玄學家",彼時都自認爲在致力於經學,並做出很多成績,"玄學"之名是在魏晉之後出現的。獨尊儒術以來,儒家一直有談論形而上學的傳統,並以倫理綱常爲自然之道,後來佛學也屬兩晉談玄的內容,因此把玄學簡單地稱作"新道家",是一種誤會。     

明治日本的漢學論與近代“中國文學”學科之發端

近代東亞學科秩序的建立,伴隨着學術勢力之升降,並以區域政治環境爲背景。明治日本＂支那文學＂學科的發端,不僅是西學分科觀念的産物,更可視作明治20年代國粹保存運動的延伸,受到起源於民間輿論的漢學經世論的影響。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漢學再度遭到衝擊,學院派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離,在野政論家則强調研究中國現狀。1890年帝國大學漢學科開始招生,湧現了一批既具備西學素養,又飽含政治關懷,從事於文明批評的少壯漢學者。他們在吸收歐洲東方學,開拓研究新領域的同時,更强調＂東洋學風＂干預現實的精神,内化了＂文明論＂的觀點,從而發明出一種傳授或建構＂中國文學＂的有效模式。     

學術走向與創作選擇——姚鼐棄詞不作與乾嘉年間的詞學觀念

清代著名學者姚鼐號稱不寫詞,在清代乾隆以後,已經成爲一個話題,受到學界的關注。考察其原因,是由於乾嘉年間的詞體創作非常繁榮,乾嘉年間的詞學觀念更加成熟,從清初發展而來的詞學復興之勢進一步得到加强,詞作爲專門之學的意識更加深入人心。同時,乾嘉學人大多强調學有專精,不提倡面面俱到,而姚鼐受桐城家法的影響,在文學創作上也懂得有所不爲。從學術淵源看,姚鼐受王士禛等的影響,對詩詞辨體之説也有自己的認識。所以,他之不寫詞,主要原因並不是由於鄙視詞,而是由於對詞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從這種認識中,某種程度也能看出清代詞學的發展。     

不讀漢宋書,也爭漢宋學:清代漢宋之爭“風氣”的形成

清代知識界大致可分爲"讀書人"和"學人"兩類人。所謂的漢宋之爭不僅是少數專業"學人"探討的高深的學術問題,同時也是大量一般"讀書人"廣泛參與的熱門話題。大量"讀書人"的不斷捲入又使得漢宋的爭辯成了一時流行的風氣@些"讀書人"往往是通過科舉考試來接觸與表現他們的"漢學"與"宋學"。他們擁有各自不同的科舉經歷,漸致他們對"漢學"或"宋學"形成各種不同的態度,既而捲入漢宋的爭論中,在不自覺間即成爲這股爭論風氣的推動者@一層面的漢宋之爭大體上是一個社會史的問題,同儒學内部的各種理論層次並無太大的關係,因而很少受到既有研究的關注。     

蒙元時代的杜甫記憶——以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中心

《元史》中有順帝至元三年"謚唐杜甫爲文貞"的記載,本文基於對元代大量文獻包括方志的考察,首先,對請謚人也速達兒的身世作了考證,指出他是蒙古後裔,曾爲官三朝,致仕時升授秘書大監,最後歸隱於四川果山。其次,通過對也速達兒在同一時期主持的其他文教事業的調查,説明他爲杜甫請得謚號,與他立學宫、建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以及鑄禮器等一系列壯舉是同步進行的,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再次,通過對請謚與追謚的時代背景的多方面考察,説明爲杜甫請謚,與順帝朝罷免伯顔這一極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並關涉元代後期的文化重建。最後,通過對虞集、貢師泰等一批文士,在也速答兒請謚杜甫及大興文教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的考察,説明這一請謚及追謚在元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中南軍政委員會通令——爲通令各省市在實行土地改革期間,必須切實做到保護民族文物由

我中南地區的土地改革,今冬明春卽將在五千萬人口的地區實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佈之"古蹟、珍貴文物及稀有生物保護辦法"之規定,凡屬於地主、惡霸、戰犯所有之一切具有歷史、學術、與藝術價值的文化遺產,如古代石器、金屬器、陶器、瓷器、玉器、漆器、竹木器、齒牙骨角器、絲麻棉等編織物及刺繡、各種化石、各種珍貴版本、孤本、絕本、抄本與不常見之書籍、碑版甲骨、金石文字及其他拓本、簡牘、檔案、文書、字畫、佛經、儀器、報章、雜誌等,以及在實行土改地區之有關革命價值之文物圖書與歷史藝術價值之名勝古蹟,如古寺古廟及其附屬建築,古佛像、碑碣、壁畫、古塚墓、名人故居等,均屬我民族文化之遺產,必須區別於應沒收分配之生産資料或生活資料,不應隨意分掉或聽任損毁與散佚。爲保護我民族文化遺產,防止有關革命、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珍貴文物及圖書,在土改期間隨意分掉、損壞或散佚,特決定: 一、戰犯、惡霸、或地主藏有上項文化遺產,應予没收。但不應損壞散佚或分掉,須一律慎重保護,送交當地人民政府負責保管,並層報上級人民政府處理。二、在反霸鬥爭中,所已沒收上述歷史文物圖書,並須重加整理登記;對已分掉或散佚者,應予     

《與稽齋叢稿》卷數版本考證

吴翌鳳(1742—1819)爲清乾嘉時期蘇州藏書家,以抄校古書聞名於時。他同時也是一個學者和詩人、詞人。吴氏大部分的詩文創作都輯集於其自編《與稽齋叢稿》中,該書今存有刻本和稿本兩種。本文對稿本與刻本、不同刻本之間進行了比較,對照蘇州各種地方誌的記載,對《與稽齋叢稿》的卷數、版本等作了考辨和論析。     

遲到的貢獻——《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中文譯本初讀札記

世界名著《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的中文譯本終於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07年出版了。這是譯者張錫彤、張廣達兩位前輩對中國西域歷史研究的重大貢獻。不過這個貢獻卻遲到了多年纔得以與中國學術界見面。《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是著名俄蘇中亞歷史學家巴托爾德的最重要的著作。這部世界名著最初是1900年用俄文完成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歐,大概因爲“有一種很有勢力的成見,認爲用俄文寫的籍讀不得(Rossica non leguntur)”,①所以能够使用俄文進行穆斯林東方研究特别是中亞研究的學者並不多,對俄文的著作似乎也不重視,甚至像伯…     

論李勣與廢王立武

李勣,曾用名李世勣,是唐初傑出軍事將領。傳統史學對李勣的評價很低,有的甚至徑直以"姦臣"相稱。關鍵是在唐高宗"廢王立武"事件中,李勣采取了支持唐高宗的立場。陳寅恪先生不以道德觀念評價歷史人物,認爲李勣支持武則天當皇后是因爲他們同屬於一個地域政治集團,這一觀點影響巨大。有學者棄用地域集團概念,轉用階層概念,認爲李勣與武則天同屬於"庶族地主"階層。考察李勣與唐高宗的關係發現,唐高宗長期信任李勣,在高宗的故臣中,李勣、李義府、許敬宗都是廢王立武的支持者。以李勣爲代表的高宗故臣在唐高宗與長孫無忌的政治鬥爭中的立場與作用,具有必然性。研究"廢王立武"事件,地域集團説和階層集團説,都有過度解釋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