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董氏家族看晋国史官的优良传统

自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虞之子燮你改国号为晋后,晋国就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进入春秋时期,晋国国势强盛,疆域扩大。到春秋晚期,国中权卿争权夺利,互相兼并,最终在公元前４０３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自立。在晋国历史上,董氏家族世代为其史官。从先秦史官的职责来看,无论是从事占卜、掌管典籍、辅助治国、劝谏国君还是记载国事,都是涉及当时国家重大政治内容的活动。由此可见,史官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董氏家庭成员的政治活动,探讨严明国史官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扬光大。     

从考古材料看晋国霸业的兴衰

公元前11世纪初,周成王的同母兄弟叔虞受封唐国故地,其子燮父继位后,改唐为晋,发晋国600年历史之端。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对晋国和晋文化的探索及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主要体现在天马一曲村遗址和侯马晋都新田遗址以及太原晋国赵卿墓的发现和发掘,其发掘成果向世人展示了晋国从甸服偏侯起家而跻身中原霸主,继而日暮西山土崩瓦解的一部晋国历史。     

从天龙山石窟服饰内容看唐代服饰的文化特色

天龙山石窟中所蕴含的服饰种类多样、文化内容丰富,其中唐代服饰最绚丽多姿,开放自由,从石窟服饰文化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唐代大气蓬勃的文化气派。     

从竹枝词看清代四川服饰

中国古代服饰史籍记载较多但大多是历代官服的描述,民间百姓服饰鲜有记载,四川地偏西南,四面闭塞,史籍对四川服饰记叙更是少之又少。今人大多是针对四川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如蓝勇先生对四川少数民族服饰深入的研究,阐明各族服饰地理分布及产生的机理,但对四川汉族服饰论及相对较弱,但他指出四川在明清时服饰化受移民化的影响。清代,     

从出土文物看明代服饰演变

明代服饰辉煌灿烂,突出特点为“汉官威仪”,集汉民族服饰之大成。明朝服饰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在继承中又有创新,形成了明代服饰自己的特色,如明代官员补子,忠靖冠,六合统一帽等。明代服饰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占有重要一席。明代服饰在发展演变中日臻完善,其发展演变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可大致分为初期、中期、晚期,明代服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点。     

从鉏麑刺杀赵盾看晋国与三晋刺客

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下,晋国与三晋刺客酬恩知遇对古代刺客的驱动力,影响深远。行刺过程中,有的刺客因发现事情的部分真相,或受到行刺对象人格魅力的感染等,激于良知而醒悟,常顿改盲目行事的初衷;而晋国鉏麑的行为正是对这种"刺客觉悟"的最佳阐述,因此本文以鉏麑刺杀赵盾这一事件出发,对晋国与三晋刺客的渊源、行为、特点进行了论析。并且对晋国与三晋刺客的精神特点进行了重点分析,以更好的显示晋国与三晋刺客的价值取向,揭示了正义良知与侠义风范的灵魂震撼力与文化反思力。     

从女子服饰看唐代社会意识形态与群众文化审美

唐代女子服饰具有丰满华丽的审美特点,或许是一种特殊的时代烙印。今天,若要思考群众文化的审美特质,亦不防先来思考现代人的生活。现今的群众文化审美是开放、繁华的社会呈现出的交流与包容。群众文化审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程度,也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阐释。服装特别是女子服装,作为最群众化的审美表现,体现了拥有物质基础后凝成的大众的、社会的意识形态。     

从明代墓葬出土服饰看明代服饰制度的僭越

明代是中国服饰史上对服饰等级规定森严的朝代,但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其思想逐步影响明代人民的穿衣理念,僭越现象频发。本文从已经发掘的明代墓葬中出土的服饰来具体分析明代中晚期对服饰制度的僭越现象。     

从永陵石刻看唐五代妇女服饰

永陵棺床东西南三面有名的浮雕“二十四伎乐”,其中乐伎22名、舞伎2名。其身之服饰非常写实,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唐五代妇女服饰的特征。众伎乐身穿圆襟上衣,长裙。裙带束扎成花样,飘垂于前。袖系于臂,袖口极宽大。臂间加束做成如意水云纹裥褶,前端翻飞。棺床南面的舞伎和乐伎的服饰比其他人更为华丽,头冠也更加讲究。整部石刻伎乐虽为静止状态,但却风采尽现,神韵毕露,表现出一种演奏过程中动态的美及鲜活的生命韵律,无愧于千载艺术绝笔。     

从《全唐诗》看唐代男子服饰制度及其文化特点

《全唐诗》是我国唐代文学性、纪实性甚强的诗歌总集,将其作为基本资料,辅以其他古代文献资料,可以比较清晰梳理唐代男子的基本服饰种类包括首服、衣衫、配饰、足服等,更能通过研究唐代男子典型的服色制度和佩鱼制度洞悉其文化特点。     

从有铭吴越青铜器看吴越与晋的文化交流——兼谈春秋时期晋国和越国在争霸斗争中的策略

山西和河南辉县,在春秋时期是晋国领土,从晚清同治年间以来,境内屡屡出土有铭吴国青铜器,是当时晋国实行联吴制楚策略,吴晋两国多年友好的物证;绍兴曾是越国都城,城南的狗头山曾出土有铭吴国青铜器配儿钩,是越国被吴战败后,实行“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策略,最终灭吴的物证。越灭吴后,吴文化和越文化融合成为统一的吴越文化。吴越文化和中原的晋文化通过相互交流,在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铸造工艺、礼器、乐器、车马器、农具、工具、兵器、纹饰、服饰、钱币、铭文等12个方面“,大同”中还存在不少“小异”,有些差异还比较明显。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可能有以下8个方面的原因:(1)晋与吴越的宗法奴隶制成熟程度不同;(2)两地的陶瓷手工业发达程度不同;(3)两地对农耕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重视程度不同;(4)战国中晚期二地对冶铁业普及推广程度不同;(5)两地对兵器生产的重视程度不同;(6)两地的地形地貌不同;(7)两地的气候环境不同;(8)两地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晋与晋文化的年代问题

年代与分期是考古学文化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年代判定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其他方面研究结论的正确与否。在晋文化研讨中,有若干年代问题含混不清,未予认真考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该文化的深入探讨。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对晋与晋文化的有关年代给以判定,以期对晋文化的探讨有所助益。     

从《晋辟雍碑》看晋武帝立嗣

晋武帝立嗣是事关西晋政权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晋辟雍碑》为探究该问题提供了新材料。将碑文与史籍相互比证,可知皇太子司马衷莅临辟雍观礼虽不合古制,但此举却是晋武帝提升太子在士林声誉的重要措施。陪同太子辟雍观礼的贾充、司马攸、杨珧分别代表着功臣、宗室、外戚三派政治力量,是成宁二年后晋武帝对西晋政局改组后的集体亮相。晋武帝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确保太子司马衷顺利继位而展开的。     

晋国新田文化的历史地位

随着晋景公迁都新田,晋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田时期。新田作为晋国后期都城,自景公十五年(前585)迁都至晋静公二年(前376)三家灭晋而“晋绝不祀”,历经十三世国君209年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晋国化即称作“新田化”。新田时期连结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属于春秋和战国相交的过渡期,因而在春秋战国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意义;这种转折意义直接规定了新田化的发展格局,也集中突现出新田化的内涵特质。     

晋文化研究

一、晋文化研究的缘起晋文化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来研究,是七十年代初,我陪苏秉琦先生踏查沁水县下川旧石器遗址时由苏先生提出来的。十多年过去了,回忆当时我对晋文化的概念及其渊源、内涵、特征的认识,很是肤浅和贫乏,只是在苏先生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     

晋文化考略

在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晋”,已是个多义词。显然,作为国名的“晋”字,当含有“晋”的一个义项,应是从“晋”的某个义项中选取了一个与这个国家有关的意思而派生的国名。那么“晋”的本义是什么呢?它与晋国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学术界迄今尚未完全解答的问题。“晋”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我们有可能拟测,在晋国之前,是否还存在过一个晋族,或者说有一个叫作“晋”     

晋文化纵谈

“晋化”这个称谓可作“广”、“狭”两义的区分：“广义”的晋化可以看作是关于山西古代化的概称或泛称。如同人们习惯于以“晋”作为山西省的代称或简称一样,举凡山西地区的传统化往往冠以“晋化”称谓;“狭义”的晋化或比较确切意义的晋化,应当看作是关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     

晋文化纵谈

“晋化”这个称谓可作“广”、“狭”两义的区分：“广义”的晋化可以看作是关于山西古代化的概称或泛称。如同人们习惯于以“晋”作为山西省的代称或简称一样．举凡山西地区的传统化往往冠以“晋化”称谓;“狭义”的晋化或比较确切意义的晋化,应当看作是关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山西化的一种指称,也就是关于晋国化与魏、韩、赵三晋国家化的统称或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