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博览

毛泽东舌战蒋介石 1945年8月29日,国共两党最高级别的谈判在重庆正式拉开帷幕。曾在延安担任毛主席保卫参谋的蒋泽民最近披露了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鲜为人知的内幕。 积极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蒋介石竟拿不出具体的谈判方案。这也难怪,当初他哪里想到毛泽东会真的来重庆。不过,蒋介石善于应变。他对毛泽东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     

困中求变：1940年代国民政府围绕琉球问题的论争与实践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表示愿意与美国共管琉球,此一表态成为日后解决琉球问题的基调。日本投降后,国内舆论及国民政府围绕琉球问题展开讨论,虽然主流舆论要求收回琉球,但托管琉球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在直接收回琉球无望的情形下,国民政府曾有过具体的应对措施,寄希望于琉球革命同志会,并制定5点计划,而不是简单的不作为;外宣托管,内实收复,才是蒋介石在琉球问题上的真正策略。困中求变的琉球政策,终因国民政府的自身不保而未能实现。     

周恩来、林彪与蒋介石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由于周恩来的倡导,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过一次马拉松式的谈判。时毛泽东对谈判曾表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以求“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在周恩来的劝阻下,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前往重庆参加谈判。这次谈判为抗战胜利后的毛泽东、蒋介石重庆谈判作了铺垫。请看《周恩来、林彪与蒋介石重庆谈判》一文。     

"新华军"与在武汉创刊的《新华日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应蒋介石先生的多次邀请乘飞机从延安来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来渝当天下午,毛泽东主席来到重庆市民生路208号《新华日报》营业部视察,后来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同报馆有关专家进行了交谈。他说：我们不仅有一支八路军、新     

流产的毛蒋会晤:1942—1943年国共关系再考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关系逐步由合作走向摩擦,前后经历过三次"国民党反共高潮":第一次是1939年12月爆发的山西新军事件;第二次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第三次是1943年5月,国民党准备闪击延安。中共党史著作对此多有叙述,然而往往没有注意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两年多期间,国共关系一度相当缓和,且有过一段较为密切的接触,特别是1942年这一年,蒋介石主动提出要与毛泽东会晤。为此毛泽东多次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希望面对蒋介石会商国共关系,后因周恩来的反对,而改派林彪到重庆见蒋介石。最终双方因差距过大,谈判不了了之。此后不久,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双方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对抗。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傅作义

傅作义再二再三地向蒋介石发电要求辞职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傅作义率部逃跑林彪急切地问:那封信交给了傅作义没有?傅作义向陶铸提出要见毛泽东 蒋介石批准了傅作义扩军备战、坚守北平的计划 直到40多年后,经历过北平当年那些曲曲折折和平进程的人们,还都不无感慨地说,他们没想到北平最后是那么圆满的结局。 不仅仅是他们,就是毛泽东,就是蒋介石,也没有想到北平这座地球上最后的古都,完全幸免了现代化的炮火而平安无事。 蒋介石是有不放一枪一弹撤退华北的动议的。但是,他不是心疼北平的古建筑,而是想让傅作义的几十万军队去华东南保卫他的半…     

听武纡生谈李达

武纡生同志是我尊敬的革命老前辈,抗战时期,他曾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达六年之久。我和他有过多次晤面恳谈。一天,他向我谈到一件轶闻。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致信时在重庆的李达。诚邀他偕夫人及子女去延安,而李达思之再三却婉辞毛泽东的邀请,这个中缘由     

毛主席与民主人士李烛尘的特殊交往

正毛泽东主席初识民主人士李烛尘,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谋求国内和平,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期间。而李烛尘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认识,则早有渊源。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作为"三大法宝"之一,同民主人士的交往便是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内容。标题之所以用"特殊"两个字,则是说毛主席与民主人士李烛尘,有着不同寻常的一种交往。李烛尘(1882—1968年),湖南永顺县     

曾国藩一生最遗憾的事

毛泽东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临终前也对他的儿子说：“曾文正公的书,你要终生研究。近代史上,吾独服曾文正公。”曾国藩被国共两党的元首如此钦佩和推崇,可见他的人格魅力多么了得。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在别人眼里几近完美的人。人生却有一个终生的遗憾。     

卫立煌与《金陵春梦》

在国民党的诸多将领中,卫立煌堪称是一位资深元老。因之,对于蒋介石的发迹史,以及与中共交恶的内幕,卫立煌亦知之甚多。1947年,因卫立煌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失利,曾被蒋介石撤职查办,并委任陈诚将军继任其东北战场的指挥官职务。卫立煌曾对此处分不服,却不敢同蒋介石辩争,随即邂居香港,做起了寓公,静观战局的变化。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上)

1940年秋冬,在判断蒋介石有无联合日本夹击八路军的阴谋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几经往复,毛泽东最终放弃了先发制人,集中15万精兵进入甘肃与河南,打破日蒋夹击的军事行动计划。紧接着,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总部近万人大部分牺牲,部分被俘,蒋介石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毛泽东再度提出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采取攻势的策略,并多次告诫莫斯科不要再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援助,双方为此又一次发生重要意见分歧。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不能不考虑根本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中国革…     

红军时期的徐海东

关于徐海东,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曾经这样写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而蒋介石和毛泽东对他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蒋介石曾经称徐海东为“文明社会的一大害”,必欲除之而后快;毛泽东则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吴国桢眼中的周恩来与蒋介石

吴国桢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外交部政务次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1949年后还当过“台湾省主席”。1949年1月毛泽东宣布通缉的15名主要战犯中他名列第10。在南开中学,吴国桢曾经是周恩来的同窗好友,从政后他做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与蒋介石和周恩来有过不一般的交往,由他口述的这些经历内容独特,鲜为人知。[编者按]     

蒋何以邀毛,毛何以应邀?——美苏两强与重庆谈判的关系(上)

正重庆谈判发生于1945年,国共两党代表,特别是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聚首一堂,决定共同合作,和平建国。这是两党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多年来有关研究已多,我自己也曾写过《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一文,考察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变化,见于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1辑。但是,还有一些重要问题若明若暗,并不清晰。本文将重点研究美苏两强和重庆谈判的     

马寅初和蒋介石面对面干

蜚声中外的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马寅初教授(1882-1982年)斑澜的百年生涯中,曾在国民党立法院担任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并作过蒋介石的老师和经济顾问。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他以一身正气、同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进行过顽强的斗争。被中国共产党誉为“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是六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维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围剿”,其中对中央红军“围剿”最力.由于中央红军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影响大,后来自然成了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只承认蒋介石对中央红军有五次“围剿”,即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而对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蒋介石部署并得以部分实施的“围剿”则避之不提.我们认为,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我们提出第六次“围剿”并非故意标新立异,是有根据的.根据有二:1、史料依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大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     

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

关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当年多次判断其起因主要是蒋介石相信日军即将进攻苏联。对于毛的这一判断,迄今,相关论著或者完全回避,不予论及,或者语焉不详,不能把问题说透。原因无非两点:其一,没有弄懂日苏与国共三国四方之间的战略关系;其二,没有从蒋介石那里找出相关的证据。本文将着重提出并回答这两个问题。关于此次反共高潮的结束,通常判定为7月中下旬,从现象上看,这一论点可以成立。其实,接下来蒋还制定了多个肃清或制裁陕北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制定、删改与放弃,本文亦将予以研究。简言之,国共之间的这场政治纠纷,其发生与终结,都是蒋介石基于国际战略动向的观察而做出的选择。这一过程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蒋的战略视野及其对于多种战略关系的联系与权衡。     

周恩来劝阻毛泽东会晤蒋介石

太平洋战争和苏德战争的爆发,直接影响着皖南事变后紧张的国共两党的关系。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意缓和两党之间紧张、对抗的局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在约见周恩来时．郑重地告诉周恩来,准备一周后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见面,     

重庆谈判期间的情报斗争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大地只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大武装力量,国共关系如何发展,引起国内外关注。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给延安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同时,电令驻延安的国民党军队联络参谋,当面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下,这个电报不过出于两项目的:一个是借口毛泽东不去重庆,将战争责任嫁祸于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去谈判就给予共产党几个部长席位,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而后予以消灭;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以便调兵抢占沦陷区地盘。8月16日,毛泽东电复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     

北伐时期奉张与宁蒋议和再研究

北伐期间,奉系与蒋介石曾有过三次和谈.第一次,奉蒋达成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共识;第二次,在阎锡山斡旋下,蒋介石要求奉系改名易帜,为奉张所拒绝;第三次,蒋受津浦路军事失败与宁汉分裂的影响,同意奉系先军事后政治的方案,并意图形成奉晋宁三角同盟的局面.然而,在即将达成协议时,三角同盟因蒋介石下野和张宗昌搅局而夭折.透过谈判过程中的诸多史实,不仅再现了北伐时期奉蒋双方对南北妥协问题的考量与策略,亦可窥见这一时期南北军政实体互动过程中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