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曹魏《拴驴泉石门铭》考补

正《文物》2015年第2期刊载了赵杰、赵瑞民的《晋城拴驴泉石门铭的勘察与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公布了三国曹魏《拴驴泉石门铭》(以下简称《石门铭》)拓本并附释文,嘉惠学林,值得欣赏。但美中不足的是,文章对《石门铭》铭文涉及的一些重要史实及信息未加详考,释文亦有一定偏颇之处,值得补苴。一《石门铭》此前已被著录关于《石门铭》,《研究》指出,此处石刻为1999年裴池善发现,并于2001年在《晋城揽     

“正厥民”解

“■正厥民”解涂白奎“正厥民”句见于《大盂鼎》。鼎自清道光年间出土,已有多家进行考释。铭文为周王训诫臣子之词,内容与《尚书·酒诰》有相类处,因此学者考释多谈周初的禁酒问题。近年来,间或有学者对铭文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但铭文中的一些句子仍未能...     

“复合族氏”铭文研究的一种新视角——以殷墟晚期“告”作有铭铜器为例

殷墟晚期铜器铭文多数较短,其中又以类似"亚某"、"寝某"等形式的短铭较多。以往的研究中多将这种形式的铭文归为"复合族氏铭文"。通过对殷墟晚期"告"作有铭铜器的梳理,我们认为这种形式铭文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复合族氏铭文",而是"官职+私名"。这对认识殷墟晚期短铭金文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战国兵器铭文研究三则

本文从战国兵器铭文出发,讨论了三个小问题:第一,四川省青川县出土的"九年相邦吕不韦戈"铭中的蜀守名应为"登";第二,"四十六年上郡守凌"戈铭中的"凌"应即秦昭王时期的"王陵";第三,赵国兵器铭文"邦大夫"的执掌可能与后世的"户部"相似。     

柞伯簋铭文新释

自柞伯簋铭文公布以来,"两派"学者对柞伯世代、"小子"称谓问题争讼不已,其症结在于双方据以立论的前提(即都认为柞伯可以被王称作"小子",王讲话的对象中有柞伯)不可靠。重新审视这个前提,并系联静簋、令鼎等铭文后不难发现:王口中的"小子""小臣"很可能与静簋铭文中的"小子""小臣"身份相当,"小子"应是初学射艺的年轻贵族,"小臣"则是学射于学宫的王之近侍,王的讲话是专门对他们的叮嘱、激励之词,而非对所有参加射礼人员而言,更与柞伯无涉。     

从叶家山新出曾伯爵铭谈西周金文中的“西宫”和“东宫”问题

本文围绕叶家山M107所出土的一件曾伯爵铭中"西宫"铭文,讨论了西周金文中的"东宫"和"西宫"问题,认为金文中的多数"东宫"和"西宫"可能是不同于传统所认为的后宫之制的名称,由已发现的西周宫殿建筑基址格局分析,作为官署的东宫和西宫西周可能是存在的。从西周青铜器铭文所映的职掌分析,有别于王室后宫的处理国之政务的官署之宫,"东宫"和"西宫"可实指主政于官署的具体的人,"东宫"和"西宫"的主政者必定是王或侯之子及宗亲,由其官署演变为官名。由此认为叶家山M107墓主就是主政曾国西宫官署的人,并再次论证了西周早期金文中的"南公"非南公适莫属。     

师酉簋铭文中的“瓜”字

分析、比较<殷周金文集成>及其他一些古文字材料中的"身"、"瓜"字形,认为师酉簋铭文作" "等形者,实为"瓜"字,在铭文中当读作"狐".铭文中的"弁瓜夷"可能是指有戴狐皮帽习俗之夷部族.     

燕赵铭文考释四则

郾王喜矛、郾王喜戈、鹰节、七年剑是《殷周金文集成》所收录的四件战国时期燕赵青铜器,但原书对铭文的释读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文章对其中的"权""桀""俫""有""叚"等字进行了重新考释,并对其铭文作了重新释读。     

新乡市博物馆藏“聑须婦■”青铜组器铭文考释

1952年在新乡辉县出土了一批商代晚期带有"聑须婦■"铭文的青铜组器,该组器为商代贵族使用过的青铜礼器。本文对青铜器纹饰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该组青铜礼器上铭文的含义和构成进行考证、分析,认为"聑须"应释读为族氏铭文,"婦■"应释读为父族之族氏名,"聑须婦■"应视为复合族氏铭文。     

中国“驴文化”考论

驴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畜力之一,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由此形成的驴文化则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驴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从各类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北方、西北地区已经开始引进并且饲养驴了;秦汉时期,驴大量被引进到中原地区并开始与文人诗赋结缘,入饲皇家园林;魏晋时期,驴扬名于文人雅士之中,同时社会上也存在着对驴的贬低,初显驴文化分流端倪;唐宋时期,失意文人、政客寄情于驴,形成了以"诗人骑驴"文化和"黔驴"文化为代表的两支重要的支系文化;元明清时期,在唐宋以来驴文化的深远影响下,驴文化在新的文学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