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咸丰七年,胡林翼在湖北推行漕务改革,将漕粮一律改折征收,以漕折银解部。这改变了漕粮征收本色之定制,调整了不合时宜的收支结构。咸同年间,各省纷纷效仿湖北,重订钱漕章程,此为"第二次耗羡归公"。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甲午战后,漕折银转用于外债、赔款之急需。19世纪后半期的漕运制度之剧变,反映出漕务运作中核定成本、依赖市场的程度大为加深,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取代。     

轮船招商局与江广漕粮的采买海运北大核心

1874年,在户部与轮船招商局合力推动下,江西、湖北、湖南实现了漕粮采买海运的制度变革。三省漕粮仍全行折征,由政府动支漕折、漕项,委托招商局于江皖采买米石,海运交仓。从1874年江广首次采运到甲午战争前后湖南、湖北停办,江广的采买海运始终在严格控制成本、深度依赖市场的原则下运行。招商局因此成为江广漕运的关键角色,在技术与运作方式上改变着王朝大政的基本形态,但也不应忽视官僚体制之下此种变革的限度。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如何与官僚体制的运行互相嵌合,改变贡赋经济的运作模式,是理解晚清漕务乃至近代经济变革的关键问题。     

清代宫中朱批奏折漕粮档案简介

漕粮是旧时历代政府规定由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军食用的粮食,是以实物交纳的田赋。但运输方式也时有变化。由于“漕粮攸关天廋正供”,所以征收的漕米,需源源不断地运至京师。     

清同治四年江浙裁革海运津贴述论

同治初年江浙两省裁减漕粮正额,官书、方志记载殊多,而继之实行的裁减由河运帮费转化而来的海运津贴,关系当时积重难返的漕弊的整肃,意义更为深远,官方权威的编年史《清实录》却不见记载,今人研究也只在论述筹集海运经费时才有所涉及。本文拟从革除嘉道以来积重难返的漕弊的角度,对清代漕运史上这一重大事件重新审视,展示其进展的委曲和周折,揭示津贴沉疴最终革除的主客观原因。     

太平天国时期京米筹措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在咸丰年间经历了三次漕运危机,分别是咸丰三年南方四省漕粮停运,咸丰六年江浙受灾、海运减少,咸丰十年太平军进占江浙,海运停滞。为了应对粮食减少的情况,户部一面减成支放、折钱支放以减少支出;一面加紧筹措补充,通过沿海省份采买、西部省份粜变仓谷,以及收回南方各省漕折银等权宜之计,勉强维持了收放的平衡。从筹措京米的过程可以看出,外省面对朝廷的谕旨,不仅要考虑政令执行的难易程度,还需要结合本省的财政状况,以及考虑镇压"匪乱"军饷的急迫程度,在完成中央政令和镇压"匪乱"之间达到新的平衡。     

天津近代民间消防组织--水会

天津自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设卫筑城,作为“畿辅门户”,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和漕粮运转中心。清初,随着漕、盐和海运的发达,天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商业城市,在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     

明代漕运总督述论

明朝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军国之需仰给于东南地区,漕河遂为明王朝国家经济之命脉,漕运成为国家大计。景泰初年,明廷特设漕运总督统筹漕务,自此沿至明末,并为清朝所继承。明代漕运总督职责重大,拥有治漕、治吏、治民及治军的广泛权力:催督税粮,疏浚运河;修举漕政,革除漕弊;巡抚地方,赈济灾民;考察官员,整肃吏治;提督军务,维护社会稳定等。漕运总督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近半数漕运总督由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籍官员担任。同时,漕运总督的每届任期不长,"非久任"迁转不常"现象突出。明代漕运总督对于确保漕粮按时、足量地运送到京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漕运总督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漕运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对明清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

嘉道年间的漕务是与积弊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种常态而存在的漕弊,本身即是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财政层面,漕弊主要表现为旗丁帮费问题、大小户问题、漕粮的浮收勒折与亏空问题。嘉道年间的江南,一方面是仓漕卫所规费、旗丁帮费、官绅漕规、州县浮收逐年递增,而另一方面,捏灾、短漕、亏空也随之愈演愈烈,这导致了漕粮河运制度在道咸之交的崩溃。本文认为：从财政结构的角度来看,所谓漕弊是各种“浮费”代表的额外财政对於额定财政的空前侵蚀。     

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

从嘉庆时期开始,以生员为主体的漕运诉讼案件在苏松地区频繁发生,即所谓告漕案。道光六年起江苏巡抚陶澍开始对告漕案予以严厉惩处,这一措施遭到学政辛从益的质疑,但得到了道光帝的支持。本文认为,在陶澍清理措施展开前,苏松地区生员一直参与当地漕项征收包揽,并同州县官、漕运运丁共同分享漕项征收浮收的收益。这一时期漕项征收中浮收比率达到1.1:1,其中70%收益由州县官所得,包揽生员所分得的收益不足20%。嘉道年间运河运输成本的增大、旱灾以及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等一系列事件,都对原有的收益分配框架造成了冲击。嘉道年间苏松地区频繁发生的告漕案件,应当理解为生员群体既得利益遭到侵蚀后所作出的反应。在陶澍等的严厉打压下,此后的漕项征收浮收利益分配中,生员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漕运利益链中,州县官对生员拥有了支配地位。     

元初族群政治与帝国漕粮海运体制

元人视漕粮海运为本朝超越汉唐盛世的标志性政治成就,而其创立过程与元初族群政治形势密切关联。元灭南宋后,阿合马就着力开通江南至大都间的漕运,然在北方汉人官员的强烈反对下受挫。至元十九年,伯颜为首的江南政治集团提出试行漕粮海运,南人海运群体得以进入帝国漕运体制之中。桑哥执政时引入回回人群体掌管漕粮海运,压制南人势力的扩展,不过这也使得海运逐步成为帝国漕粮运输的主要方式。元初忽必烈灵活、实用的族群政策将朱清、张瑄等南人海运群体收服于海运体制之中,然成宗朝时,朱、张等试图突破帝国族群政治的桎梏,终至败亡,此后元廷注重各族群政治力量的互相制衡,建立蒙古人为监督,色目人、北人、南人互相制衡的漕粮海运体制,而体制中存在严重的族群藩篱和待遇不公,为漕粮海运在元末的崩溃埋下伏笔。     

包世臣与近代前夜的“海运南漕”改革

雇商海运漕粮,是清代道光年间漕运制度中具有新意的重大变革。包世臣的雇商海运思想虽非首创,却有着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雇商海运最终能在道光年间付诸实施,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化综合发展的产物,更是经世派官僚士子上下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身为幕僚的包世臣为此奔走呼吁,付出了大量努力,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务实精神,开启了道光朝大政改革重视私商力量的先河。包世臣在近代前夜的“海运南漕”改革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远超魏源。     

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的几个问题

18 2 6年的漕粮海运 ,是清朝的首次漕粮海运和道光初政中的重要事件 ,也是陶澍、魏源等人直接参预的重要政治活动 ,因而是研究清代漕运和评价陶澍等人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 ,由于在资料选择上的过于倾向性 ,导致以往学者对此次海运的评价 ,有普遍的拔高之处。本文即就其中三个最重要的观点 :“雇商海运”、“行走与内河无异”以及“较常年河运所省之数甚多”进行批驳 ,指出应正确评价此次漕粮海运 ,并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通惠河“五闸二坝”

明清时期沿袭旧制,每年向农民征敛大量的实物税——漕粮,由南方产粮大省经大运河(称外漕渠)运到通州,验收后再经通惠河水系(称里漕渠)转输京通各仓存储。为了便于漕粮的验收与里漕渠的通畅,修建若干闸、坝,当时的“五闸二坝”之说,名噪一时,家喻户晓。如今时过境迁,漕运早已废黜,“五闸二坝”也鲜为人知了。     

清代漕运对天津的影响

清代,天津处于漕运枢纽地位,是漕粮进入京师、通州以及边防粮仓的必经之地。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从天津经过,或者在此停留,对天津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漕船带运的大量南方货物涌入天津,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二是漕运带动的商业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寓居天津,从而对天津人口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三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天津人不仅能听懂而且学会了多种南方语言;四是随着漕船北来,南方沿海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和演变,备受尊崇。     

囚禁大院君之后

1882年7月23日（阴历壬午年五月）,朝鲜京城（汉城）爆发了一场“米”骚动。守卫京城的卫戍部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作为军饷的漕米。这一天,朝鲜王国负责运输漕粮的宣惠厅,终于把久盼未到的漕米发放下去。但是,     

清代运河漕运剥船建置述论北大核心

运河漕运剥船是专门用于剥挽漕粮的船只。元末明初是漕运剥船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永乐朝以后北运河沿岸的剥船设置范围逐渐扩大。入清后,因运河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不一,漕船每至河道淤浅之处受阻,清廷遂置体积较小、船底平缓、载重较轻的漕运剥船,分载越浅。相较于明代,清代漕运剥船设立的范围和规模更广,清廷在北运河段剥船的基础上,增设其他运河段剥船,以备遇浅起剥。晚清漕粮海运,沙船径直天津,然向来“沙船不入河,河船不放洋”,故北运河段的剥船设置依旧。清代漕运剥船的设立实现了漕粮运转的区域化和资源调配的细分化,体现了清代社会治理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     

试论清代的漕粮海运文化

晚清漕运的主体方式是海运,在6口余年的海运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祭祀海神、修建会馆和撰写诗歌为特色的海运文化。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出现,既是清代漕粮海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时社会风尚的合理延伸。     

丘濬的“海运构想”——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

丘濬在其重要著作《大学衍义补》中提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海运构想",表面上从运输漕粮的经济角度出发,力主恢复"河海并运",以海运来补充河运之不足,实质则为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设计。对于已停罢海运多年的明朝来说,这种表面谨慎的提法已然是一种突破。随着《大学衍义补》在朝野产生巨大影响,此构想也成为此后朝廷"海运之议"的重要依据,为"海运"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体现了明代"四书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然而"海运构想"终未实现,失败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弘治朝政治环境与现实需要之制约,又有国家决策中各集团利益博弈之扰动,且在义理上的弱点与技术条件上的不足也多为反对者所诟病,而究其根本则为明代国家发展重心之限制。     

清代旗丁对漕粮的盗卖与掺杂

清代,因多方克扣,官府给与漕运旗丁的费用不敷使用,因而漕运旗丁往往在运送漕粮的途中盗卖漕粮。对此,清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处罚规定和预防措施,但盗卖事件仍旧发生。旗丁盗卖漕粮的地点主要是在山东地区和北直隶地区的通州与天津。在这些地区,旗丁往往借出售余米、剥运漕粮、变卖土宜的机会将漕粮盗卖。漕粮被盗卖后,为了足额缴纳,漕运旗丁在漕船抵达目的地前,往往将沙土、糠皮、水、白土、药物、石灰等物掺杂到漕粮中以充数。     

《江海全图》与道光朝海运航路研究

《江海全图》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一幅中文古地图。本文通过图中隐约可见的海运航路,结合道光朝海运初兴及运道梗阻等史实,推断此图反映了道光六年漕粮海运航路。并且,通过比对发现,《江海全图》与陶澍《海运图》虽然主题相同,但却是各自独立绘制的地图,可相互印证并复原道光朝漕粮海运航路。在《江海全图》中可见三条航路,其中上海至天津的航路应与道光六年海运有关;上海至牛庄、上海至洋河的两条航路,它图未绘且未见前人着墨,经研究发现其绘制背景当与清中期关东地区黄豆、豆饼南运上海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