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乡村的民间力量与社会秩序

地方政治相对于中央政治而言,是历代王朝政治的组成部分。地方政治的变迁既受制于中央王朝政治,同时也对中央王朝政治的方方面面施加着自己的影响;尤其是它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上承王朝政令,下理社会秩序,可以说地方政治优劣,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进步,更关系到王朝的兴衰。而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转型期,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朝代,各种新兴阶层相继的出现和发展,此后各代的社会生活在宋代都可以看到一些缩影。表现在宋代农村社会则是各种民间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博弈,并且在博弈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     

“宋代社会力量与地方政治生态”中青年学术论坛报道

<正>2016年10月14—16日,"宋代社会力量与地方政治生态"中青年学术论坛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召开。本次论坛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中青年专家学者围绕"宋代社会力量与地方政治生态"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地方政治与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宋史研究新兴的一个学术增长点,对深入探讨宋     

秦汉宗族政策与基层社会治理--兼论商鞅变法离散宗族的历史内涵北大核心CSSCI

宗族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合一、国家与社会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宗族关系与国家权力在基层行政运行中的辩证属性,是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其功能发挥因时而异,取决于多种因素。梳理分析这一问题,是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控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的重要方面。秦汉是中国统一王朝建立和大发展时期,是历代统一王朝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模式的奠基时期,宗族力量与国家力量经历了分与合、合与分的历史过程,直接影响着基层社会秩序与统一国家建立.     

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

“弓手”一词 ,在宋代之前多指职业军人的一个军种类别 ,赵匡胤建国以后 ,正式将弓手当作维护基层治安的武装力量。这一转变 ,使得弓手与国家权力及地方社会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它不仅是宋王朝的政治设计和作为的重要环节 ,也是中国王朝维护治安、巩固帝业的基本武力 ,在王朝统治力深入民间的历史上 ,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 ,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型态 ,以及运作机制的一大转变。以往学界囿于断代研究之限 ,将唐宋的历史问题明显区隔 ,分别讨论 ,以致将历史现象孤立化 ,缺乏联系 ;对基层社会的发展与转变 ,缺乏长时段的观察与联系 ,以致出现断裂的现象 ,影响对中国社会前后相继的历史延续性的完整了解。     

宋代丧礼中火葬盛行的原因分析

宋代是一个礼制大变革的时期,丧礼的变革又是在礼制变革中尤为突出且颇具特点的一个方面。通过对宋代丧礼中传承与变化明显的火葬的盛行,分析他们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原因,从而看到宋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在丧礼上的表现,以及其对于上层决策与人民生活的影响。并且对其的分析,可以了解国家在礼制与社会现实关系是怎样做出调适的,也可以了解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礼制由唐到宋的转换,和人们思想认知的不同。     

宋代的尚巫之风及其危害

信鬼尚巫之俗发展到宋代．由于阶级矛盾的推动、佛道世俗化的刺激。加上统治者对它采取的暧昧政策。呈现出沉渣泛起之势。其时。巫风泛起,流播全国,染及社会各阶层,浸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其危害主要表现为：毒害信徒的身心健康,影响民众的生活和生产。败坏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危及到赵宋王朝政治上的安定。     

从孔府档案看明代曲阜知县的选任

县是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最基层的地方行政区划,也是连接中央与地方的桥梁。作为县的最高长官,知县(也称令长、县令、县尹、县长,不同时期称谓不同)在整个中国官僚体系中虽然品秩较低,却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根基。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在奏文中称:"窃惟国家所与,承流宣化,安抚斯民者,惟地方县令是赖也。"[1]因此,历代王朝对于知县的选拔和任用都极为重视,除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外,各地的知县均由中央任命,实行流官制,唯曲阜是一个特例。     

赋役故事——明末清初松江一个秀才的经历和记忆

从明末至清初,社会动荡不安,士人生活复杂多样。在权豪势族聚居的松江府地区,因政治变化出现了地方世族衰退与王朝控制强化的明显趋势。一个旧王朝影响的影子,逐渐消逝于地方归入新朝的漫长过程中。身份低微的秀才曹家驹因有权势人物的支撑,在明末已经介入府县财政的枢要工作中。根据他晚年所撰的回忆性笔记《说梦》,可以清晰地窥知彼时地方政治的巨大变化与赋役制度的复杂运作,及其背后人事的重要影响。曹家驹并非地方上的显要人物,没有荣耀的头衔,在王朝更替之际直至康熙年间,是一个可以代表很多人命运的普通士人,经历了王朝秩序在地方由乱到治的全过程。与有官职经历的乡绅们相比,他的身份更契合士民阶层的论说,也可看作是平民中的指导者。而且,曹家驹亲身参与了地方的赋役制度改革,其经历有助于我们可以从比较广泛的层面上,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课题。这为了解明末清初的重大变化与社会整体的继承性,提供了地方人事与社会变革的细致样例,以及制度沿革史不能呈现的社会实践内容。     

王朝经略与隋唐南疆商业贸易的发展

隋唐王朝在统一岭南的同时,开始着手对南疆交州的经略。征伐林邑,健全南疆地方建制,完善南疆军事防御系统,拓展交州海陆交通,逐步推进王朝统治秩序在南部边疆的确定和巩固。因应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的积极经略,作为隋唐帝国海外交通与贸易门户的交州(安南)地区,因为有国家力量的保障,其商业贸易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发展态势。而随着王朝统治秩序对南疆地方社会的不断整合,其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态亦逐渐被纳入到一体化发展的隋唐国家经济体系之中。     

清代桂西南地区伏波庙文化探析

清代时,桂西南地区的伏波庙分布较多,而且在中法战争后所出现的边疆危机更是推动着马援信仰在桂西南地区影响力的确立,并通过不断重建甚至新建伏波庙来强化王权对桂西南地区的统治。伏波庙所承载的文化蕴含着中央政治权力对地方民间力量的重塑与创造,神与国家边疆社会秩序的结盟。     

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论纲

晚清政治发展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建设一个民主、统一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塑造,势必要涉及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调整,如何重新分配国家的政治权力,如何设计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以实现社会的动员与整合,建立协调稳固的政治基础,这不仅是新兴资产阶级努力探索的问题,而且也是封建统治阶级面临的严峻挑战。现代政治发展理论认为,一定形式的地方自治,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清朝末年地方     

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与机制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的商品化、城市化由中央政府的漕运引发和支持,大运河的运转重塑了济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在济宁的运河官僚体制在地方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卫所等建制也制约了州治的一般行政功能.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构在地方社会的存在,通过在地官僚机构及其官员的角色与地方经济、文化发生作用,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济宁城市社会的政治属性.其结果是,济宁这样经济、文化发达,地方主义突出的城市依旧难以摆脱大一统国家政治社会结构、机制的限制以及传统王朝国家治乱分合的轨辙.     

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

<正>目次前言一龙山时代政治格局二中原中心政治格局的兴衰三三代历史山川与周王朝的建国蓝图四禹迹:想象的文明空间结论前言所谓文明,叶斐定义为"在文化的层面上,古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1]。社会记忆是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的重要来源,它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形成文化认同。在口     

武周革命前后地方社会置观立碑与政治表达

武周革命前后,地方社会通过置观立碑等活动对中央政权变动作出反应并表达政治诉求。各地相继建立一批为唐高宗追福的道观,其中有几组同名道观尤其值得关注。它们是政策指导下建立的官方道观,体现了高宗的弘道遗志和武则天对权力来源的宣示。以太上老君石像碑、白鹤观碑等为代表的石刻,既是唐前期以地方官为主导的地方社会力量和政治选择的具象体现,也是武周统治时期中央利用道教活动在地方社会施加政治影响的物质载体。与中央政策或皇帝本人联系紧密的这批官方道观,始终在地方社会拥有较高的影响力。道观中的立碑和后续多次题刻活动,展现了唐前期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借助道教活动进行政治表达的方式。不同时段的数次题刻汇集一石,揭示了李武政权之间的权力传承和政治认同。     

宋代太一宫及其礼仪——兼论十神太一信仰与晚唐至宋的政治、社会变迁

宋代太一宫中的十神太一与汉唐道教经典中的太一、汉代国家祭祀中的太一、晋南朝梁两宋国家郊祀神位中的太一、唐宋时代的九宫贵神不同。十神太一信仰的勃兴与晚唐五代的社会混乱局面紧密相关,与当时诸割据势力和地区的地方主体意识紧密相联。宋初在东京建太一宫祭祀十神太一是要消弭晚唐以降的地方主体意识,是宋初重建国家认同和社会秩序的一项政治措施。宋代国家在将十神太一纳入国家祭祀系统时对十神太一进行了道教化,这是为了维持传统国家祭祀神祇系统的稳定。宋代国家在将十神太一道教化的之后,十神太一才正式进入道教的神祇系统。在太一宫里举行的国家礼仪中,道教仪式和道士不占主导地位。     

公私之间:董春林《宋代内藏财政研究》评介

正宋代内藏财政以内藏库为中心,在赋入上被附着天子私财性质,在支出上却展露出国家公财特色,这种游移于公私之间的财政收支行为,体现了国家财政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割与重组,直接影响了宋代财政制度变迁及国家财权集中,同时暗含了提升皇权的政治目的,是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之一。董春林《宋代内藏财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内藏财政研究"结项成果,也是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除绪论外,是     

宋代地方权力运作的全方位考察

正研究宋代政治制度史著述已不少,如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对宋代中央与地方政治制度,进行了全面、宏观、深入的论述,贡献甚大。然而,专注于地方政治管理机构与权力运作的研究不多。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贾芳芳的专著《宋代地方政治研究》,该书从地方政治制度运作的视角,研究宋代地方政治。该书探讨了中央集权与宋代地方政治权力运作的关系,剖析了宋代地方行政权运作的规制与官场生态,具有创新的学术价值,为中国古代地方行政管理运     

六朝时代与地域社会——《六朝地域社会丛书》总序

一、中国统一政治与地域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有特征的倾向是:政治总是朝着由单一政权控制的中央集权演化.殷周时代是以部族制社会为基础的都市国家时代.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时代,王的权威也是强大的,凌驾于分布在广阔领域里的其他都市国家势力之上,而且是世袭的.长达一千年以上的殷周时代的政治过程,是为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后半叶,秦始皇平定全国、中国开始建立第一个统一政权的准备过程.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自秦以来至今的中国,二千数百年间,一直是处于统一政治体制之下.当然,虽因内乱、外患,国内曾分裂成多个政权.但不久就被平定,重新建立统一政治下的安定社会.但是,统一政治又是怎样出现的呢?《大学》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名句.这虽然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而说的,但也清楚地表现了每个人及其家族,要通过乡邦和统一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从这点可以看出,统一政治如果不以各地域为基础是不能成立的.最能典型考察统一政治与地域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时代,是两汉至六朝.众所周至,汉代的政治是中央与地方的合作政治.仅仅是中央政权的单方行政,是不可能实现统一政治的.地方社会中,乡三老、县三老对地域民众的领导权是公认的.就县一级来看,官僚制与父老制可以说     

民国青海河湟地区医疗卫生近代化

民国时期,青海地处偏远内陆,医疗卫生事业相对滞后。作为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地理单元,该地区固有的地方社会秩序、传统习俗和宗教力量等均是阻碍医疗卫生发展的内在力量,致使到了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的医疗卫生建设依然发展缓慢。本文拟从医疗史的角度来分析青海河湟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探讨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主要导向,利用传教士在华医务传教、地方组织、卫生宣传等为辅助的医疗卫生事业近代化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宋代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出任地方亲民官,并设置巡检、土兵、县尉、弓手等基层武力,将有财力的百姓纳入吏职,使县成为宋廷深入基层社会的基点。徽宗时期,宋廷无力维护地方治安,使地方菁英、豪右与胥吏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南宋时由于长期和战等因素,使县政推动更需倚赖地方势力的协助。地方豪强与菁英—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形成南宋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共同合作互相依存。宋代士人的角色更为重要,是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