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源县漏邑村乡规碑

洱源县江尾镇漏邑村原来的小学校里,在北耳房的西山墙内侧,嵌有一《乡规碑》。碑为石质,阴刻,字迹工整。全碑分上下两块,每块长720厘米,宽460厘米．各列乡规五条,总计700多字,《乡规碑》的全文如下：     

从乡约看近代士绅与近代社会

近代绅士通过乡约来实行地方自治,强化自已的社会地位,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晚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关注近代乡约,关注乡绅有助于我们透彻了解近代社会生活的特质。文章通过对近代乡约的研究,从士绅与乡约的制定、士绅与乡约的宣讲、士绅如何通过乡约控制乡村社会三个方面,揭示晚清士绅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融合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透析,颇有新意。     

侨刊中的侨乡社会与“侨”“乡”网络——基于1949年前《新宁杂志》“告白”栏目的分析

论文以台山侨乡创刊最早的《新宁杂志》＂告白＂栏目为切入点,通过对其种类和内容的梳理,分析了1949年以前台山侨乡的社会状况。认为当时的台山社会仍与中国社会进程呈现较大的一致性,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深厚;同时,＂侨＂的影响无处不在,台山侨乡的经济、文化和民众生活都因此遭遇了与非侨乡迥异的来自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冲击。此时台山的＂侨＂＂乡＂网络呈现以侨乡为中心,向各个台山人聚居点辐射和扩散的状态。侨刊本身即是＂侨＂＂乡＂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它见证并参与着此网络的构建。     

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

由于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土地产权变更 ,清代里社的组织和功能均较明代发生很大变化 ,且雍乾以后渐趋废弛。与此同时 ,由地方和自然村两级组成的乡地组织形成 ,它与里社之间存在着历时态沿革和共时态并存的复杂关系 ,主要职能是催纳田赋、分派差徭及应付其它官差。从长时段角度看 ,里社的衰落和乡地的产生反映了秦汉以后国家日益强固、社会日益散弱的社会结构变化趋势 ,为近代化地方行政体制的建立留下了消极与积极的双重历史遗产     

乡约司法职能探析——以清末吐鲁番厅为中心

清末新疆建省后,行政区划与祖国其他地区整齐划一,在中国传统社会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下,吐鲁番直隶厅官厅负责辖区内各种案件的审理.由于案件数量较多,且大多数案件是涉及"细故"的自理词讼案件,官厅将自理案件中事实不清的疑难案件交由基层组织乡约协助调查和理处,乡约承担较多的司法职能.在熟人社会中,乡约承担司法职能具有天然优势,...     

汉代乡亭考

乡亭是汉代在全国诸县所设的地方行政机构,隶属於县。乡亭长官为亭长,由县直接任命而受县尉直接领导。乡亭一般每隔十里一设,同时以“民稠则减,稀则旷”的原则适当增减,这使得乡亭的分布不均。乡亭的职能以治安为主,同时还兼有行宿、民事、宣传等功能,特殊情况下,乡亭还蓄养牲畜,代邮传书。乡亭与乡属於性质不同、职能有异的两套独立系统。到晋代,由於弊病很多,亭制逐渐衰败废止。     

乡饮酒礼研究述略

乡饮酒礼是中国古代以尊老敬贤、宾兴贤能、宣扬教化为目的的公众性礼仪。目前在乡饮酒礼的研究过程中,学者或以社会生活史为视角,从整体上把握古代乡饮酒礼的特点,或从区域史出发,具体分析乡饮酒礼在举办过程中的财政支出状况以及地方社会的关系,或从历史文献入手,研究乡饮酒礼的社会控制功能,寻求古代礼治精神的可取之处。但乡饮酒礼与里甲、乡约制度的探索,还存在着一定的研究空间。     

试析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原本是周代盛行一时的饮宴礼仪;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繁荣,乡饮酒礼逐步与学校联系起来,在各级学校举行,并且得到隋唐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将它定位成一种学礼。隋代承袭了汉晋以来的乡饮酒礼在中央、地方并行的现实,并使之固定化,朝着礼制化的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唐朝时期",宾贤能"的功能超过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强调,乡饮酒礼与正齿位礼分离,现实生活中只在地方施行,并且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载入《大唐开元礼》,从而完成了礼制化过程。随着隋唐时期乡饮酒礼的推行,其所代表的"宾贤"、"敬老"、"谦让"的礼仪伦礼观念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民众的意识之中并产生了影响,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清代东北地区“乡约”与社会控制

在清代东北地区,乡约成为主体性乡村职役,基本从属于民治体系。作为半公半私的角色,乡约一般以村、庄等自然聚落为基层单位,直接临民,成为中央与地方、上层与民众的中介。他们有着多重而全面的职责,控制着东北广大乡村,但由于后期乡约制度弊病丛生,最终罢废。     

宋代建昌军基层区划——乡的地理分布研究

"乡"是中国古代金字塔式集权体制中的重要地方基层区划,宋时其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通过对宋代建昌军诸县所辖"乡"的研究,认为宋初乡应该还是一种用于收取税赋的地域单位,北宋中后期才完成"地域化"转变,唐末宋初乡数的减少及随后乡的"地域化"转变与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宋代乡名有逐渐雅化和由地理型向教化型转变的趋势。宋以后乡数和乡名变化变动都较小。     

唐京兆府万年县乡里补考

唐代万年县曾有何乡,宋代记载不全,最近西安出土不少唐墓,《唐代墓志汇编》等释读往往有误。本文据拓本释读并考证而得知:万年县有"细柳乡"在今临潼区西泉乡一带;又有"凤栖乡",在"义善乡"之东或南、"洪原乡"之北。宋时有"少陵乡",唐时有"少陵原"而无"少陵乡"。     

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路径--读《中国乡里制度》

由于史料过于零散、缺乏,乡里制度本身缺乏规范性、完整性和系统性,又同赋役制度、宗法制度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的深化,有待于在研究的资料、视角、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赵秀玲著《中国乡里制度》一书,在这几个方面都有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却留下了不少遗憾和可供商榷之处。     

“上相邦鑈”新考

针对曹锦炎先生的《“上相邦鑈”考》和李学勤先生的《“腍”字与真山楚官玺》两文,对苏州真山D1号战国墓出土的“上相邦鑈”印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曹锦炎先生对“上相邦鑈”的释读是可信的,但其来源是春申君在公元前241年担任攻秦五国联军的具体负责人时的权力信物,“上相邦”即“总相邦”之意。     

槟城领事谢湘与该地华人社会及其免职风波

藉1931年至1933年《光华日报》及《槟城新报》的报道,讨论了粤籍人士谢湘任中华民国驻槟榔屿领事期内,在履行保护和管理华侨、组织劝导华侨捐款救灾、促进商务交流提倡国货、发展海外华文教育及履行国府任务等职责中的表现,探讨了其上任一年半被免职的原因及该事件所折射出的槟城华人社会的种种侧面。从槟城华文报纸对谢湘免职的不同立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谢湘之被免职不仅与其任内的表现有关,还与槟城华侨社会不同方言群间的复杂权力关系有关,在深层次上凸显了福建方言群与广东方言群在主导当时槟城华人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被免职的谢湘极有可能是槟城华人社会帮权争斗下的一个牺牲品。     

明代县以下区划的层级结构及其功能

明代县以下层级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这种差异在南方江南地区和北方黄河流域尤为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不同。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多采用乡一都一图三级制,北方则多为乡——社(里)二级制。就不同的层级而言,乡、都、图又有不同的行政和社会功能。     

《顺风相送》与猫里雾考

《顺风相送》中的麻里吕即谚语"若要富,须往猫里雾"中的猫里雾。通过《顺风相送》中对麻里吕的相关记载,从业已考证出来的古地名入手,推测麻里吕大致的四至方位。然后根据更路的定程定向性,考证猫里吕、麻里吕和猫里雾之间的关系。     

清代漠南蒙古耕地数字性质考释——以热察绥地区为例

本文对以热察绥地区为代表的清代漠南蒙古耕地统计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影响,当地的耕地统计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完全统计。由于政区建置时间较晚,本地土地数字较少受到"原额"的束缚,亩制也相对简单。大部分地区在较长时间内使用的是240弓的标准清亩,部分地区在清末使用360弓大亩。当地的耕地数字不仅是征税的依据,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实的耕地面积。     

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许倬云所看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汉代研究丛书”之一种。该著作不仅为西方读者考察和介绍了关于汉代农业的重要史料,而且还进一步诠释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但是,受魏特夫“亚细亚型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观点的影响,作者在运用相关考察汉代农业经济时,却忽略了对传统史料的考证和诠释。这种倾向,导致了作者在论述水利工程、人口增长、佃农人数、国家权力和田租数量等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要素时,忽略或误读了传统史料所表达的基本信息。同样,作者对汉代地主阶级势力所作出的过低的估计也存在着相当问题。实际上,整个汉代,地主阶级的发展是极为活跃的：西汉后期,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已愈演愈烈;迨至东汉,随着田庄的兴起,汉朝统一的根基不断被腐蚀,最后终于瓦解了汉王朝的统治。     

改革开放以来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小康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的理解。在1980年代由邓小平提出,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到中共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之际,完全成熟。由＂大同论＂向＂小康论＂转型,有其深刻的现实、历史、理论与文化的根源。＂小康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社会化大生产与工业市场文明为目标诉求,在强调公有制的主导作用下,显示出对个人利益的认可、宽容与疏导,强调＂法治＂、＂市场＂＂、共同富裕＂与＂民主＂。注重循序渐进而不急于求成。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