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市藏汉家庭行为比较

家庭是建立在婚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以夫妻子女为基本成员的共同生活的基本社会群体。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受社会、民族、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影响。拉萨市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人口聚居的城市,藏族和汉族构成了拉萨市人口的主体,相应的,藏族家庭和汉族家庭是拉萨市家庭的主     

女儿国里看“阿注”

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一带,聚居着纳西族的一个支系,人称“永宁纳西族”,他们自称“摩梭人”。摩梭人的家庭,基本上是母系家庭。家庭中没有祖父、父亲、丈夫等成员。妇女是家庭中生产与生活的组织和管理,在家庭和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家长一般由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研究——唐家岭现象及其延续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况成为政治家和科学家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根据现有文献资料,配合笔者实地调研,进行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研究,尤其就北京唐家岭现象及其延续效应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现况、社会特征、群体聚居村落和后续空间效应等。文章认为: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是2000年以来、继下岗职工、农民工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第三大社会弱势群体。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产生的原因,首先是低工资就业市场,其次是高房租租赁市场。他们是弱势社会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帮助,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彻底改造甚至消灭这样的聚居体是没有必要的。     

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 1 0年 ,中国共产党对上海基层社会的治理卓有成效 ,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 ,与这个历史性的变化伴随始终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基层社会的政治运动。而 2 0世纪 5 0年代前半期波及上海每一条街道、里弄、每一个家庭的政治动员 ,则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对都市社会的统合提供了最初的范本。与家族聚居的村落不同 ,上海里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静止的空间 ,生活在其中的大量人口处在迁移之中 ,且居民间社会关系模糊 ,因此中共对上海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安排是 :单位为主 ,里弄为辅 ;单位先行 ,里弄后续。但非单位人群政治面目…     

家庭整体视角下的妇女留守现象——以期刊网相关研究为例

人们通常把妇女留守现象视为女性在家庭中弱势地位的体现,将之归结于男女不平等。但妇女留守更多的是一种家庭整体本位观念的结果。妇女留守,是农村家庭在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为了优先实现部分功能而做出的共同牺牲。解决农村妇女留守问题,还需要家庭整体本位视角的思考,在社会系统中不断消除制度障碍,通过各种途径努力提升农村家庭整体能力。     

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现状及调控模式研究

本文在中部六省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基础上,结合50个村529份问卷调查数据,从聚居形态、聚居空间、聚居功能、聚居主体以及聚居设施等方面对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现状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结论显示: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密度不均,规模各异,形态多样,总体分布较散;住宅占地面积较大,一户多宅现象明显,农户集中居住意愿强;生产生活形态多样化趋势开始出现,"劳务输出+传统农业"型村庄依然占主体;农户兼业行为增加,幸福感增强,但新型社会问题显现;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公共服务有待完善。针对其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适宜的农村聚居调控模式,即转型升级模式、整治更新模式、保护控制模式、迁并转移模式,并深入比较分析了各类型模式的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机制、调控路径差异,认为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农村,应选择适宜的农村聚居调控模式,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自然灾难史：思考与启示——历史上的疫病与社会变革

人类自从进入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藏传佛教寺院作为一种特殊的基层组织,在多民族聚居地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对寺院的管理工作不仅关系到青海的社会稳定和发展,甚至关系到整个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本文在总结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社会管理创新主要成就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寺院社会管理仍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寺院社会管理创新的建议。     

试论清代的社区

社区兼有社会和地理的空间概念。清代的社区可以说就是清代的区域社会。这种区域社会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乡族及保甲、里甲、访厢等形式聚居其中、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产生各种互动关系而共生共存的社会地理空间。清代的社区与其他时代的社区一样,存在或重叠、或交错、或平行的多种形态,如法定社区、自然社区、专能社区、政治社区、经济社区、精神社区、民族社区等。多种形态的诸多社区构成了清代社会。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分类的纵向角度考察,清代社区仍基本属于传统社区,但随着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其内容已或多或少发生了某…     

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内农村聚居研究综述

农村聚居是农村居民与周围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类聚居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随着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流转、城乡统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政策与措施的相继出台,农村聚居研究日益凸显出重要的实践意义与学术价值。本文对近十年来国内地理学关于农村聚居区位、形态、规模与等级、功能组织、演变机理、优化调控以及聚居类型与区划等研究内容的主要观点作了较详细的介绍,指出了地理学在农村聚居基础理论、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并展望其未来的研究趋势。     

义门大家庭的分布与宗族文化的区域特征

义门大家庭的分布与宗族文化的区域特征黎小龙关于中国宗族传统生活方式,史学家吕思勉论及东汉以来的累世同居家庭时称：“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①北、南区域发展不平衡,古代、近世有差异,这是中国宗族文化区域发展的基本特征。但是,北、南聚居之...     

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

自明中叶以迄清代,由于险恶的地理生态环境和长期的社会动荡,赣南乡村居民自发地构筑大量用于军事防卫的乡村围寨,于是形成广泛而持续的筑寨建围运动。伴随着乡村围寨的构筑和乡族武装力量的崛起,乡族势力尤其是宗族的力量得到不断的发展,并日益地军事化和割据化,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中非常成熟的支配力量。乡村宗族构筑围寨,“聚族自保”,直接地导致“聚族而居”聚居聚落的形成,聚居宗族也得以强化,这展示了赣南乃至整个华南地区宗族发达并与村落重叠这一普遍而显著的社会人文现象的历史形成过程。     

中国古代家庭法散论

家庭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初民社会,原始人类的联合是为了在强大的自然面前赢得生存的机会,这时的共同体是杂乱而不稳定的,没有所谓的亲属和家庭。经过漫长岁月自然规律的选择和人类自身的观察思考,逐渐出现了婚姻的萌芽,进而形成血缘家庭。这样,古代社会成为“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而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集合”。家族,作为古代社会的细胞出现并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角色。     

协商民主在少数民族聚居村庄治理中的运用与发展研究——以四川省A村为例

协商民主在四川西部少数民族聚居村庄治理中不仅有着现实的生存土壤,而且对于实现村庄发展与破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协商民主既有特殊的存在形式——家族议事会,而且还有自身显著的特点。但它也存在一些不足。要提升少数民族聚居村庄治理的水平,既要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还要合理引导协商民主的发展,并培育协商民主健康生长的土壤。     

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婚姻家庭观

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组织形式。家庭则是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为基础而产生的亲属间的社会生活组织。可以说,婚姻是产生家庭的前提,而家庭则是缔结婚姻的结果,二者有密切关系。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有着复杂的社会内容,其中既有物质生活的社会关系,也包含了思想、精神方面的社会关系。婚姻与家庭,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省民委开展民族政策、法规贯彻落实情况调研

为了全面了解民族政策、法规在我省的贯彻落实情况,总结评价民族政策、法规在民族自治县、民族聚居县(市)和民族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辽宁省民委决定对全省民族自治县和少数民族聚居县进行调研。调研组由省民族研究所和省民委办公室组成,省民委副主任赵佐贤带队,先后于8月3日至8月7日,9月14日至9月16日分别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北宁市、兴城市、宽句满族自治县、清原满族自治县进行调研,在调研中听取了各县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并对县内的经济、化和民族教育进行了考察。调查组将通过此次调查,总结民族政策、法规贯彻落实的经验,分析部分政策、法规难以贯彻落实的重要原因,提出进一步发展完善民族政策、法规的具体措施,给民族自治县、民族聚居县和民族乡带来更多的政策优惠和实惠,促进民族自治县、民族聚居县(市)和民族乡经济化及社会全面发展。     

戊戌女子解放新探

女子解放与家庭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就静态而言,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衡量女子解放程度、家庭性质及其文明程度的最切实、最具体的标尺,而家庭状况的优劣又是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女子问题解决与否及所处阶段的晴雨表。女子地位与家庭的合理程度互为参照,可以达到毫厘不爽并澄清许多的假象和谎言。以历史运动的眼光看,女子解放与家庭变革在实行上是贯通合一的。家庭变革的问题,总是因女子问题而提出并以女子解放为其起点。因为女子在家庭乃至社会中处于最底层、受苦最深重。女子解放以家庭变革作为其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也是由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意义所决定的。历史上作为阶级社会基本结构单位的家庭,不仅意味着女性的被奴役,最顽固地维护着     

先秦丘制考略

丘在先秦社会中主要经历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丘居之丘及基层组织之丘。丘居形式之演变反映了人类聚居形式的发展变化,而作为基层社会组织之丘在殷商时期,其社会职能与邑相类,至两周时期,受到国野制度、赋税制度变革的影响,丘的社会职能和隶属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丘制的发展演变是研究先秦社会基层组织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剖面。     

独龙族父系氏族中的家庭公社试析

独龙族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据1974年统计,约有二千七百多人,聚居在我国西南边疆云南省怒江傈傈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境内的独龙河谷(图一、一一)。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独龙族的社会发展,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中的家庭公社解体阶段。独龙族的家庭公社,在我国原始农业民族中,是比较典型的。这里,我们根据现有的     

中国古代家族法散论

家庭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初民社会,原始人类的联合是为了在强大的自然面前赢得生存的机会,这时的共同体是杂乱而不稳定的,没有所谓的亲属和家庭。经过漫长岁月自然规律的选择和人类自身的观察思考,逐渐出现了婚姻的萌芽,进而形成血缘家庭。这样,古代社会成为“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而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集合”。家族,作为古代社会的细胞出现并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角色。一、家族法的起源和演变梅因认为:“在人类初生时代,不可能想象会有任何种类的立法机关,甚至一个明确的立法者。法律还没有达到习惯的程度,它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