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贯载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

班固不但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位博贯载籍、九流百家无不穷究的大学问家。他一生的主要贡献,在于开创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以“文赡而事详”,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的手法,及二十多年的心血,写出一部为“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后汉书·班固传》)的《汉书》。但是,其文学才华以及其对于当时各种文体的发展、充实与提高,虽然深受他“汉承尧运”、“协于火德”(出处同前)的正统思想及文艺创作的目的在于“润色鸿业”(即为刘汉封建王朝服务)观的影响和羁绊,却也有不少值得重视与研究的内容,其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史记》“爱奇”说考述

扬雄曾正确地评价《史记》具有两个特色,一曰“实录”。二曰:“爱奇”。班固详评《史记》曰:“自刘向、扬雄,博击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样“实录”就成为《史记》为信史的评价。“爱奇”之说,班固未谈,应劭针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评论为“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司马迁爱驺衍的什么奇呢?显然,应劭指的是驺衍的“其言不轨”,“其言”的内容是什么呢?看该传全文可知,原来驺衍是“其语闳大不经”、“先序今上至黄帝,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     

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

《史记》成书后,最早对它作出批评的人大概要算班彪、班固父子了。《汉书·司马迁传》赞语中有这样的评论: “其是非颇缪于圣人(按指孔子):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后汉书·班彪传》述彪对《史记》的评语是: “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值,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两段文字,大同小异,班固的话当然是根据其父的话,他们的话虽是批评《史记》,其实是批评司马迁的思想。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问题

《汉书·司马迁传》没有具体交代司马迁的死因、死期,这就给后人留下了附会的空隙。裴骝的《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王肃也有“投而削之”之言,其言当是本于《汉旧仪注》,但不言“下狱死”事。至于葛洪《西京杂记》所记,其言与《汉旧仪注》一字不差,显系抄自该书。对于上述说法,前人多不相信。颜师古注《汉书》,征引诸家之说,至为详博,对于此说却弃而不录。清人王鸣盛以为此说“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王国维亦力驳卫宏、王肃之说,以为“此二说最为无稽”。后来的一些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著作,如口人泷川资言的《太史公事历》,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季镇淮先生的《司马迁》,对《汉旧仪注》之说皆摒而不取,但也都不曾对其加以驳斥;二王虽有所辩驳,却又都语焉不详,所以这个问     

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

司马迁以“明文”与“隐文”并呈的“错乱之笔”记载汉惠帝的事迹。自班固至今绝大多数学者所解读的是“明文”,本文通过系统性的考证与诠释尝试解读“隐文”。依此解读,惠帝具有成为“守成之主”的良好条件;他是父皇的孝子、母后的逆子,是因孝道矛盾而牺牲的皇帝。依此解读,司马迁的错乱之笔才气纵横,史识宏伟。     

班固生年献疑

《汉书》的作者班固的生年,各书均作公元32年(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其依据是《后汉书·班彪列传附班固传》云:“及窦氏宾客皆逮考,(种)竞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同书《窦宪列传》又说,窦宪死于永平四年(公元92年)。从此上推六十年,为公元32年,此即班固生年。上说似根据颇足,但细检史籍,却发现还有问题。第一,班固在《汉书·叙传》中称:“有子曰固,弱冠而弧”。颜师古注“弱冠”是“谓年二十也。”班固之父班彪死于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照此则班固应生于建武十年(公元34年)。第二,范晔《后汉书》班固本     

通史·通识·整体性:当下史学需要通识性眼光

正“通史家风”的提法始自章学诚,然却是对中国史学重视贯通古今、强调通识观念传统的概括。章学诚把这一传统追溯到司马迁:“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历代对《史记》提出的疑难问题辨析

自司马迁的《史记》问世后,历代对它提出了若干疑难问题,今择其要者辨析于下,以求教于大方之家.一、是“是非颇谬于圣人”,还是不容于封建正统思想?最初对《史记》提出批评的当是东汉初年的班彪、班固父子.其后由班彪提出,由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又加以概括:     

论范晔之死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以“谋反”罪被杀,时年四十八,官至太子詹事。关于范晔谋反的事情,详见《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卷七十一《徐湛之传》。起因于孔熙先等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而徐湛之以范晔为首谋上告,范晔虽未欵服,但终于见杀。《宋书》于范晔极尽丑诋之能事。《宋书》为沈约所撰,沈约的史笔是不能使人无疑的。《通鉴》卷一三七有这样一段记载:     

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

宋代雕版印刷发达,极大地促进了校勘学的发展。宋代的程俱说;“议者以谓,前代经史皆以纸素传写,虽有舛误,然尚可参雠。至五代,官始用墨版摹六经,诚欲一其文字,使学者不惑。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晔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然墨版讹(马交)初不是正,而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 (《麟台故事》卷二》校雠》之《书籍》条,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因此,任何一书在付梓之前,都要精加校勘,以便成为一个讹误较少的本子。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又加之宋代诸帝十分标榜“文治”,故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出现了空前的规模。仅以官方为例,据《麟台故事》记载,从太宗淳化五     

中华民族壮阔历史道路所凝成的杰出思想

正一“通古今之变”思想的久远生命力每当讲到西汉时期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不朽名著《史记》,中国学者都会有双倍的自豪。司马迁全面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演化史,其内容之丰富详实,结构体例之严密精当,人物形象之生动饱满,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因而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又一份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的是,司马迁又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的精警语句,高度概括其对著述目标的自觉追求,画龙点睛,发人深省。     

民族史工作的历史传统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民族史的工作在我国史学史上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民族史的工作起源很早。司马迁在民族史工作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他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都是先秦、秦汉史范围内有卓越成就的史书。它们在民族史方面都有杰出的撰述。     

历史上著名史学家的籍贯

过去有人在论述周秦诸子时,作过一个推论,说“北方之学为史学为法家,南方之学为文学为道家,东方之学为六艺为儒家。”这在周秦诸子容或有此情况,秦汉以降则未必如此。下面是司马迁以下中国史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籍贯:司马迁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班固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县东)陈寿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县)     

贵州史地研究的重要成果——读王燕玉先生《贵州史专题考》

贵州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和复杂的自然面貌。早在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就在《自序》中说:“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视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嗣后班固著《汉书·西     

刘邦歌诗

一、击筑慷慨歌《大风》,泣血深情悲《鸿鹄》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割记》中批评司马迁写《史记》不大重视文献记载,对“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较之班固《汉书》,这的确是《史记》一个缺憾。但司马迁自有收文标准,对于自认为特别美好特别关键的文献,记载得就特别详细。比如刘邦的两次唱歌,既录其歌词,又记其背景,细节生动．氛围感人,千载之后读之,犹闻其声,可见其在司马迁心中的分量。     

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

考证法是中国传统史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尽管目前我们尚难理清其源头,但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相信,像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从事著述时,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史料都是经过认真考证的,只是他们没有把考证的经过和取舍的理由写下来.目前我们所知最早的有关考证的专著要算三国时蜀人谯周的《古史考》及西晋司马彪对《古史考》的考辨了,《晋书·司马彪传》载:“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另外,从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征引东晋孙盛《异同杂     

范晔籍贯考

范晔,字蔚宗,南朝宋代历史学家,《后汉书》之作者。关于范晔之籍贯,《宋书·范晔传》仅言“顺阳人”。①对于“顺阳”今属何地,史学界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概括言之,主要有以下三说:一是今属湖北省光化县②(1984年改名为老河口市);二是今属河南省内乡县③;三是今属河南省淅川县④。上述三说之孰是孰非,至今尚无高明撰文辨之。为澄清是非,余自不量力,特于文中对范晔籍贯“顺阳”今属何地作一考辨,且期能得其正确者。     

史志人物传笔法探讨——“实录”与“塑造”的史传借鉴

班固在《汉书&;#183;司马迁传》中写道：“自刘向、扬雄搏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两千多年来,凡是称赞《史记》的人,大概都会使用“实录”这个考语。但是,“实录”是否就是机械地记录传主的一生,而忽视人物个性和内在本质的开掘,写成或“年表”式或“鉴定”式．或“诔词”式的传文呢?     

《荀子》旧注辨正

读了王先谦《荀子集解》和梁启雄《荀子简释》之后,觉得有的旧注尚可商榷,今不揣浅陋,列举数例,以就教于先生与学者。 《不荀》 约而详 (君子)穷则约而详……(小人)穷则弃而儑。 杨倞注曰:隐约而详明其道也。 案:约训隐约似未安。《广雅·释诂三》约,束也。《论语·雍也>君子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弗畔矣。皇疏:约,束也。“约而详”之“约”即“约之以礼”之“约”,当训束。约与弃对文,弃之者,亦礼义也。《强国》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又:百姓皆有弃义之志而有趋姦之心。又《修身》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端慤诚信,拘守而详。拘守正与约束义近。《儒效》 (人主)不用……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於持社稷大义。此句正释“约而详”,即约之以礼而详明其道也。     

论“通史家风”旨在于“通”

正中国史学因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遗产和史学家之深刻的思想等因素,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通史家风”即是优良传统之一。“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来的。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写道:司马迁、班固之后,“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