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瓣纹银、铜盒三题

所谓凸瓣纹银盒,是对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刘襄墓陪葬坑[1]及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赵昧墓[2]出土银盒(图一∶1、2)的通称,它们共同的特征都是在盒身和盒盖上捶揲出凸出的辐射状花瓣纹[3]。此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中出土了4件铜盒,器物的整体造型与上述两件银盒一致(图一∶3)[4],可称为凸瓣纹铜盒。此类采用捶揲工艺制造的银器和铜器,在造型与制造工艺上均与中国传统迥异,其在中国的出现应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对此学界已有定论(见下文)。但至少还有3个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一,关于凸瓣纹银、铜盒造型的渊源。第二,多数学者认为,凸瓣纹银盒…     

西汉早期出土金缕和丝缕玉衣部分玉料材质及其加工工艺特征管窥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是我国汉代最重要和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两个王侯级墓地,两墓出土的丝缕和金缕玉衣是当时南方和中原汉王朝最重要的墓葬玉器之一。通过上手观察、显微镜拍照并利用环境扫描电镜和漫反射红外光谱、拉曼光谱技术对广州南越王墓及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部分玉片的质材和加工工艺进行了观察测试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两地玉衣的玉料均主要为透闪石质,从现存玉衣颜色及玉质结构上看,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玉料来源单一且玉质明显好于南越王墓,南越王墓玉料具有多来源的特征,玉衣中的“假玉”可能来自粤西。从南越王墓玉衣片部分切割痕迹判断,南越王墓所使用的切割工具可能接近当时的最高水平,也可能存在中原交换来源的玉材,无法排除南越王墓玉衣全部或部分在当地制作的可能;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加工工艺特征明显不同,显示两地玉衣系由不同 “玉作”体系加工完成,汉代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玉作体系,工艺水平参差不齐。     

称觞献寿：浅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玉羽觞

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饮具,其形状呈椭圆形,两侧各附一耳,呈半月形,像一双羽翼,故名羽觞,又名耳杯。“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使用耳杯饮酒,至西汉时期已十分普及,尤以漆耳杯为多,玉羽觞则极为贵重,即使诸侯王也未必能够拥有。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一件凤鸟纹兽面纹玉羽觞,可能是为了“称觞献寿”,也可能是刘贺用以饮仙露的玉杯,体现其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陶响器试析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数件遗物,具有陶质、中空、内装砂粒、器物外表镂空或装饰有纹饰等特征,发掘报告中按照陶响器进行了命名;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有外形相似的遗物,却作为洗浴器具命名。通过对比和研究相关器物本身的结构形态、出土位置和伴出物等因素,可以推断南越王墓出土的这几件"陶响器"的真实功能可能也是洗浴用具。     

南越王墓银盒舶来路线考

1983年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古墓,被称之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五大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出土的文物中,尤以列瓣纹银盒倍受世人瞩目(封面),被认为是岭南发现的最早的“舶来品”。南越王墓的银盒造型及纹饰都与中     

奇特罕见的温酒炉

古人历来喜饮温酒。温酒器是中国酒器系列中的重要一项。早在商周青铜文化中就已出现,并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本文介绍了咸阳博物馆珍藏一件设计合理,构架独特的铜温酒炉,并结合已出土的有关温酒炉,从铸造工艺、造型、形制特征、艺术风格等进行研究探讨,推断此器为汉代铜温酒炉。     

试析周代的葬玉对汉代玉衣的影响

随着汉代王侯、贵族墓的不断被发现、发掘,大批珍贵的随葬品的出土,尤其是“玉衣”的出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目。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出土了两套完整的金镂玉衣,［１］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丝缕玉衣［２］。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出土完...     

广州南越王墓中的南越王国

1983年南越王墓的发现,是岭南考古的重大成果,墓葬出土各类随葬品千余件。史书中关于南越国的记载较为简略,南越王墓为研究南越国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本文试从南越王墓的考古发现出发,探讨墓中所反映的南越王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内涵。     

江苏盱眙东阳汉墓群M114发掘简报

江苏盱眙东阳汉墓群M114是一座保存相对完整的西汉时期墓葬.该墓结构为一椁双棺,出土了包括铜器、铁器、漆木器、琉璃器、陶器等在内的各类遗物106件(组).随葬品种类多样、纹样精美.此外,该墓出土的木刻星象图,是继1974年盱眙首次有木刻星象图出土之后,该地区第二次完整出土的西汉木刻星象图,其揭示了汉代丰富的天文观测成果,为了解汉代天文考古学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再议西汉南越王玉衣

<正>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一套玉衣,其形制、结构与中原汉代诸侯王玉衣基本一致,由头套、上衣、袖筒、手套、裤筒和鞋组成,共计2291片(1)(图1)。由于没有发现穿缀玉衣玉片的金属线缕,因此发掘者将这套玉衣称为"丝缕玉衣"(2)。几十年来,丝缕玉衣的使用制度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本文拟就这个问题再作深入的探讨。     

话说玉耳杯——“觞“、“羽觞“、“耳杯“的关联

在上个世纪80年代,西安市三道巷在基建过程中发现一汉墓,出土一件罕见的椭圆形双耳玉杯(图1.1),杯长10.1、宽8.6、高3.4cm;浅腹、腹外饰浅浮雕云气纹;两短侧以高浮雕技法饰有牛首,牛     

南越王墓玉器分布状况及其内涵研究

广州西汉第二代南越王赵眜(胡)墓出土了240余件玉器,其中多数玉器造型独特,琢刻工艺精湛,是研究当时玉器使用制度、时代风格的珍贵实物资料。研究发现,该墓中墓主和殉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玉器,属于墓主的是葬玉,用玉目的除了彰显权贵更重视护尸升仙;属于殉人的是装饰玉,注重身份高下而忽略了升仙功能。推测其目的是为了营造墓葬等级,而...     

古越雄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武备赏析

正1983年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是目前所知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汉代墓葬,墓主人为2000多年前南越国的第二代君主赵眜。该墓出土有1000多件套10000余件文物,其中,兵器武备类文物数量多、种类全,且短兵器、长兵器、远兵器及防护武备均有涉及,为我们了解南越国的军事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巴蜀双科斗文考义

一、从新都蜀王墓中漆耳杯双科斗文谈起1980年3月,新都县马家场发现了一座战国木停墓。由于腰坑中发现188件成组成套的铜器,考古界倾向于定为开明氏蜀国的某代蜀王墓。墓中还出土一件3．5厘米见方的方形铜印,印文图语显示了王玉的风范。笔者根据墓中盖铭为“邵之鼎”的铜鼎,推测墓主蜀王名为“开明邵”①。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出土一件漆耳杯,耳部张开如双翼,杯心还绘有一个巴蜀文字符号（图一）：两个并列的科斗形,下有波浪纹两道。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巴蜀漆器,具有地方独特的风格②。漆耳杯上的“双科斗文”,在巴蜀印章中屡屡…     

先秦音乐文化的光辉创造——曾侯乙墓的古乐器

一、先秦乐器史的第一手材料 1978年3月,在湖北随县发掘的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批古乐器。这批乐器都是先秦实物,对于乐器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其中的箫(今之排箫)两件、建鼓一件、目前尚不知名的五弦乐器一件都是首次发现。也有与汉代以后的墓葬中出土乐器品种相同或相似的,如竹簧笙(残)五件,疑是篪的横吹竹管乐器两件,十弦乐器一件(马王堆     

安徽太和发现郢爰

1998年底,安徽太和原墙镇前张庄发现一座古代墓葬,内出郢爰一件（放大,如图）。此墓距地表2．1米,根据墓葬地层,墓砖形制及出土的五铢钱,应是汉代墓葬,毁爰应是汉代随葬品。该金版仅     

山东大汶口文化酒器初探

中国有悠久的酿酒传统,近年来利用科技手段进行陶器残留物分析,使我们能够获得史前时期酿酒技术的直接考古学证据。本文对山东王因和西夏侯遗址出土的4件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进行微植物和微生物分析,初步揭示了海岱地区在距今6200~4600年的酿酒传统。即,利用麹、根霉和/或毛霉制麹,以粟黍、小麦族、葛根、栝楼根和百合为主要原料而酿造麹酒。制作精致的磨光黑陶高柄杯是饮酒器,红陶杯和灰陶瓶也与酒有关。海岱地区和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期使用不同的酒器,但利用多种植物酿造麹酒是共有的酿酒方法。     

再论关于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

通过对两广地区争议较多的米字纹陶遗址和墓葬的考察,发现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的主要流行年代为战国,汉代早期只有零星的发现。按照《广州汉墓》的型式划分标准,对南越王墓出土陶器的型式进行重新划分,发现其年代仍应该与广州汉代早期墓第二段时间相当,进而得出《广州汉墓》报告对广州西汉早期墓的分段应该还是比较恰当的。     

海昏侯墓“熊形玉饰”的文化解读

最近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玉饰",由于人们对其造型存在争议,所以其形象一直未有定论。将其与之前出土的玉熊造型及风格比较可以确定其为熊形,玉饰可以称为"熊形玉饰"。海昏侯墓出现熊形玉饰与刘贺的思想观念、汉代的黄老之学、熊图腾信仰等密不可分。从民俗文化意义上讲,这件熊形玉饰具有驱邪避恶、保护墓主人灵魂不受侵扰、肉体不受侵害的作用,最终目的是帮助墓主人完成炼形,升入仙界。这既是对熊图腾文化的继承,又是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新发展。     

外有玄机内有乾坤的瓣纹银盒

<正>提及中国古代较早出现的银盒,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应该是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陪葬品(见图1)[1]。该器物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和特征,俯视观察其瓣纹片数为26(见图2),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来自波斯之物,原因在于此银盒与波斯生产的瓣纹银碗外形特征上十分相似(见图3)。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陆续在山东、安徽、云南、江苏等地的一些大墓中发现了具有这样类型特征的器物,不但有银质的,还有铜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