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香港

鲁迅与香港鲁迅一生到过三次香港,都是在１９２７年。第一次是１月１６日乘轮船从厦门去广州,１７日经过香港;第三次是９月２７日,也是乘轮船由广州去上海,当日夜半路经香港。这两次都是路过,算不得“去”,只能说是“到”。唯一算作“去”的一次是第二次,这一次是...     

郑维山三进三出河西走廊

郑维山将军生前对笔者言，我一生为伍，三次进甘肃：第一次是1936年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因敌众我寡而兵败；第二次是人民解放大军进军大西北，我率第63军与马步芳较量，打得他一败涂地，打开兰州，黄河上飘浮着一层敌尸，我西望河西走廊大喊：战友们，大仇已报，江山已归我，你们可以瞑目安息了!第三次是1982年，我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离京前，邓小平向我交代，交给你两个战略任务，一是用20年时间绿化大西北，二是要选拔和培养10个接班人。我到任后三年行程11万余公里，走遍了大西北地区……     

悉尼科技大学举办“华北抗日根据地学术讨论会”

悉尼科技大学举办“华北抗日根据地学术讨论会”魏宏运今年５月下旬,我们南开一行３人从北京经香港赴澳大利亚,参加了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院举办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学术讨论会”。对我来讲,这是第三次去澳洲。第一次是１９９１年７月,参加悉尼大学举办的澳大利亚中国...     

难忘的反“围剿”经历

正1932年8月打宜黄时,我所在的红三十一师临时配属给红三军,但第一个打进宜黄城的却是我们师。刚打进城不久,我就被敌军的枪弹击中,这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三次负伤,这一次伤得比较重,我被送进红色后方第二预备医院,整整休养了三个多月才痊愈。回部队时番号已变成红     

进去的原因

文革期间,秦城监狱的三位牢友互相问起进去的原因。第一次是资深牢友：“我因为反对周扬。”第二位刚进不久：“我因为拥护周扬。”第三位老者语出惊人：“我就是周扬。”     

邵力子出使苏联

记得有一次我去重庆市内参政会拜见邵力子 ,谈到抗日战争问题他对我说曾于1926 年去过苏 , :联那时是以国民党成员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第七, ,届扩大会议到达莫斯科后见到许多十月革命后的 。 ,新事物无论在建设教育技术各方面都发生了很 , 、 、 ,大变化他又说孙中山先生教导我们说 今后的革 。 “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斯言明矣, , ”, 。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时邵力子任国际 ,反侵略同盟中国会副主席他为了揭…     

彭真与1960年国际共运的两次重要会议

我是从1956年10月开始给彭真同志当翻译的。那时他率领全国和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团到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去访问,代表团有一个翻译组,我是这个翻译组的成员。从这时起我就开始为彭真同志服务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国际共运风云迭起布加勒斯特会议,是指1960年6月24日至26日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其间,先后举行了两次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两次51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会议。     

墙

他站在办公室里,一如既往地倔强。“到底怎么回事？”她严肃地质问。从开学到现在,他已经是第三次被叫来谈话了。传闻从他去女厕所旁抽烟,升级到他将班花堵在女厕所门口表白,现在甚至有学生告状说他进了女厕所。     

跟福特探险者一起 唤醒心中的探险精神

正如果没有记错,我应该是第三次来到青海。这次依然是西宁市、青海湖以及周边城镇和乡村道路,不同的是这三次的造访,每次间隔都在几年左右,而让我感到每次特别不同的不是西宁市的建设发展、不是道路的铺装绿化,也不是青海湖旅游设施的完善,而是自身对于这片土地的感受。我一直认为青海、西藏和内蒙古这三个地方是最容易让人动容和自     

我叫"活着欢"(八)

从1963年初开始,湖北和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当时是一套班子,两块招牌)就播出了我的评书《双枪老太婆》。随着录制节目的增加,电台每周不少于三次地播出我的节目,这使我一进说唱团就有了高于一般演员的起点。     

两次参加立法院工作的回忆

我于1933年2月至1937年7月,在南京参加立法院工作,这是第一次;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我第二次参加立法院工作。由于时间相隔太远,记忆已极模糊,只能就大体情况,略述梗概。 我第一次进立法院的原因,是为了参加宪法的起草工作。"九一     

我的神话学历程

1970年8月20日,我从台北到了东京。我原先是因为徐复观老师和清水董三先生的推荐而进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科的,但是却因为我来日本时所持的是早稻田大学的入学许可而不能顺利地进东大读书,于是我在东京既是早稻田大学的日本语学生,又是东大中国哲学科宇野精一教授个人的特别听讲生。事实上早稻田大学刚办完了入学手续,东大也只上过两次宇野精一先生的“墨子”以后,我就离开东京而到广岛大学去了。     

行囊深处念将军

<正>01认识开国少将王集成,是43年前的事了。1981年4月,我和姐姐踏上绿皮火车,一路向北,这是从小长到大第一次去北京,那时候的列车开得慢,在车上待了两个白天一个晚上。我的父亲刘俊在中央政法干校学习,我们去看望他。他当时任安徽省当涂县公安局党委书记。父亲在北京站接站,之后把我们安排在北京的姑妈家。姑妈在轻工业部工作。第三天上午,我和姐姐坐公交车在军事博物馆站下,来到中央政法干校。父亲宿舍楼前停着一辆白色轿车,穿着军装的司机在等着我们。原来,父亲是要带我们去见一位部队的将军。     

波帝格拉——地中海新享乐生活

这是我第六次去这个风光如画、生活优雅闲适、并很少被国内媒体报道的海边度假城市。一是借着富爷爷RUDY靠海房子的光,二是深入意式假期、体会这个民族的热情与快乐令我那么的着迷,三是地中海美妙的空气、湛蓝的海水、海鲜美食永远让人无法拒绝!     

陆军补充师抗战纪略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我那时只有二十多岁,在仁怀县茅台二合树当区长,在抗日救国的号召下自愿从军。从此走向军旅之途,后于一九四○年进步兵学校教官研究班,一九四四年进中央军校（黄埔）高等教育班,带职深造,取得正规军事学历。当我最初从军告离家庭的时候,由于我父母亲都以我胞兄罗次启追随孙中山为中国革命赴南洋多年未归,家里只有我一个儿子,不愿我去从军。但我为抗日救国,毅然辞去区长职务,赶到贵阳,与在贵州组织志愿兵的柳标明师长联系。柳任命我为贵州省抗日志愿兵第三编练区委员,当即同主任委员…     

在首都建设规划上敢于坚持不同意见的陈干

我怎么也想不到陈干会先我而去。我总觉得他比我年轻得多,谈起话来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想不到1994年11月3日那次谈话,竟成了最后的倾谈！他心脏病第三次复发,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出院后,我去看他,一谈起来,陈干简直是又讲又画,滔滔不绝,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陈干说,听到一些情况,心里很憋气,早就想说一说心里的话。陈干感到憋气的是,这些年北京街头出现了一些怪物,如“××广场”,就是一怪。这个庞大建筑,四周并无广场,而恬然命之曰“广场”。还有,北京城里城外,出现了许多“城”,几间房子就可以叫一座“城”,不知道这…     

解放初期的陈毅与上海知识分子

解放上海——“瓷器店里捉老鼠” 1949年5月25日傍晚,陈毅由南翔乘军用吉普车冒着滂沱大雨进入上海市区,这是他第四次来到上海。第一次是1919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路过这里;第二次是1921年冬因反对北洋军阀卖国政策,和同学104人被法国政府以武力押送回国来到上海;第三次是1929年盛夏7月,他扮成商人,从福建红四军军部经香港来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和赣南、     

我进藏的第一课

１９４４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进了西藏,这对我说是生活上的一件大事。在这之前,我对西藏除了一点最普通的常识外,可说一无所知。但我也象很多人一样,早已形成一套想法,就是西藏是我国神秘之乡,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到的地方,如遇机会,就不应错过。由于几个同学的推荐,当时正准备去西藏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的沈宗濂写信来邀我同行,担任英文秘书。沈宗濂在我毕业的大学教过书,可以说是我的老师辈,然而我们并不认识。同时,我在成都教书的一个学校正要改组,我也有意改行,变换一下环境,所以就欣然接受。我想到这个一般人去…     

回忆与赵君陶大姐的三次短暂相聚

我一生中,与赵君陶大姐只有过三次短暂的聚会。第一次是抗战时期在重庆,为时只有一个中午的两三个钟头;第二次是武汉解放之初,也只同事了一年;最后是“文革”后期在北京,我去看过她几次。但每次她给我的教益,都使我永志不忘。 我最早认识赵大姐是在1943年的秋天。我的堂姐杜彦     

惊艳新罗,邂逅韩国盛宴

正曾经我和自己说,我要和韩国有个亲密的约会,因为很喜欢看韩剧,很想看看电视中那些美丽片段所出现的场景。还记得第一次去济州,阴雨朦胧的天气下我看到了城山日出峰,那是韩国的初印象。第二次去韩国仍然是济州,竟然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马拉松,很有意思。还看到了更多美丽的济州景象,西归浦的阳光灿烂,济州天气的变幻莫测,还有新罗酒店的第一次入住,好像一切都是那么恰如其分。第三次我终于踏上了首尔的旅程,作为南方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