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思想和史学史研究

很多同志指出,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要重视史学思想方面问题的探讨。要做好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应当讨论一下史学思想探讨在史学史研究上有怎样的意义,弄清楚什么是史学思想,史学思想包括哪些方面内容。围绕史学思想方面的问题开展讨论,应当说,这对史学史研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下面说说自己的想法。(一) 我国史学史上,许多史学家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著述反映目己对客观历史的看法和著史的大旨。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是考察一定的目然条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是说     

白寿彝先生历史教育思想再认识

历史教育思想是白寿彝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白寿彝先生在关于史学与人生、史学与社会这二大关系认识的基础上 ,对历史教育的性质、地位、目的、内容、作用等问题做了较全面而深刻的阐述。这些思想是白寿彝把史学与社会发展变化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化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的结晶。它反映了社会对史学工作的影响 ,也说明了史学工作要适应社会的变化。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性和鲜活的时代性。其精神和要旨在新世纪里仍然具有活力。     

近年日本对中国史一些问题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近年有重大进展。《史记》、《汉书》等经典史籍的研究仍是一大重点,并且有新的创见。学者认为史学思想上的“华夷”的内涵,是随着历史与史学的发展而变迁的。历史分期问题不但是历史的也是史学的根本性问题。有的学者提倡重视全局性、关键性重大历史课题之研究,发挥史学严肃的社会功能。主张把中国史的研究放在世界史的总体与全局上予以考察。     

近二十年德国史学史研究之新气象

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气象。首先,社会文化史的理念促使研究者关注史学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学家的日常生活与人际网络。其次,史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促使研究者关注历史知识作为一种社会产品的形成过程。再次,对"学术"、"专业"等概念重新加以理解的学科史路径导致了对公众史学、史学机构之结构要素和制度要素的研究。最后,对史学研究之现实性的重视将目光导向了史学与政治、与民族国家、与出版业和大众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总之,晚近的德国史学史进行了多元化的批判反思,力求生动地呈现历史学家日常的研究活动,社会化地分析史学知识生产的过程,清晰地勾勒历史学的组织结构,并且更加清醒地认识史学专业的现实处境。     

钱谦益史学思想评述

钱谦益史学思想,在明清时期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特色之一是援“经”入“史”,即以经学为辅助手段,通过经史之辨以求史,此实为清代史家治史之一重要方法,钱氏实开此学术风气之先驱。特色之二是对于“时学”加以批判。钱氏对“时学”之批判,乃与当时国运联系起来,实欲以学术救治社会。钱氏史学贡献甚大,治史莫可偏废。     

严复社会史观的建构与近代史学转向

严复对社会史观的建构颇有“西方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这一近代史学转向的特征。以往学术界探究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建构的专文鲜见,笔者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层面对此作探索,既在横向层面关注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源头,即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甄克思宗法制度论、西莱政治史学等学术思想与本土学术资源中苟子的社群观、杨朱之自利、墨子之兼爱及佛教的“心境之说”等思想,又从中西文化会通的社会语境中分析严复社会史观的嬗变及其昭示的理论得失。     

2002年中国史学史研究概览

本年度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吴怀祺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多卷本陆续问世。这套丛书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已经刊出宋辽金卷 (吴怀祺著 )、元代卷 (周少川著 )、明代卷 (向燕南著 )和清代卷 (王记录著 )。四卷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史学与社会 ,史学与时代 ,史学与学术的关系。如宋代卷中的“宋代社会、学术与文学思想” ,元代卷中“元代理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元代史学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代卷中“明前期政治文化发展特点与史学思想” ,清代卷中“汉学、宋学与清代史学思想”等章节的设立都反映了作者的这种认识所在。本年度…     

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

自19世纪4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沧桑巨变,直接推动了史学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即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到“救国”,从着眼于王朝治乱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之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又对整个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学、宋学与清代史学

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特点,既要注意清代社会对清代史学的影响,又要研究清代史学与汉学、宋学的相互作用,以便更准确地揭示清代史学思想发展演化的规律。     

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晚清知识界分别“新学”与“旧学”,相应地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西历史之“会通”,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转向。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在“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经历这些曲折,“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然而,史学学科的自主性,在史之范围愈益放大的同时,却成了问题,预示着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仍有其“未完成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