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会”述论

“合会”述论徐畅近代中国农村传统借贷组织主要有典当、钱庄和私人借贷,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民间互助合作性质的融资渠道——合会。本文拟对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合会的运行机制、类型、功能和特点,在农村借贷中的地位及其发展趋势作初步探讨。（一）合会是我国民间信用借贷...     

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私人借贷

借贷关系是中国乡村主要经济关系之一。由于贫困之故,晋西北农村有半数农民举债度日,无论钱债或粮债均具有高利贷性质。高利贷在乡村社会是与传统小农生产等社会经济组织相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农民在入不敷出或天灾人祸等不确定因素打击下必求助于之。在该地区乡村私人借贷关系中,地主富农和商人构成债权方主体,普通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社会中底层阶级则是重要补充,但陷于极度贫困的绝大多数中贫农和雇农是借债主力军;借贷时间多无限制,亦无定例,常视债户付息情形及本身意愿而定;在借贷形式中最常见的是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其中后者以土地抵押最多,而其又分“押地”和“典地”两种类型且均属高利贷——农民在此之下一旦无法偿债则只好放弃土地所有权,土地由“押”或“典”而“卖”的过程构成农村大多数地权发生转移的基本线路。     

工业化前中英乡村借贷比较研究

工业化前中国与英国乡村经济中普遍存在着经常性的借贷活动 ,乡村借贷成为农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 ,它们历史背景、表现方式、发展状况、功能流向多有不同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为生存而借贷的传统高利贷市场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为投资生产而借贷的现代信贷市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前中英乡村社会转型的实况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借贷状况

农民借贷是农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的衰落使得农民借贷尤为突出。农民借贷一方面反映农民的贫穷,借贷为农民获得生活、生产的资金,另一方面对农民借贷状况分析能够了解当时社会经济的状况。本文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的借贷原因、来源、用途进行分析,以期对这时期的安徽农村借贷状况能有清晰的认识。     

旅游扶贫亟须解决的若干问题

我国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民政扶贫”“信贷扶贫”“科技扶贫”等扶贫渠道,为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支持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近些年来,开发农村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方式倍受许多贫困地区欢迎。“开发一方景区,繁荣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百姓,丰富一方生活”的农村旅游硕果,显示了其他扶贫手段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旅游扶贫毕竟是一件新事物,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存在高低深浅程度的不同。从各贫困地区旅游扶贫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现象分析,当前,有一些问题亟须解决,旅游扶贫的内在运行规律更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探索和深入认识。     

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

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学者大致有三种见解,即“集中说”、“分散说”和“现状说”。本文以抗战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六省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并且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经济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试论汉代的民间借贷习俗与官方秩序——兼论汉代民间借贷中的“契约精神”

汉代民间存在比较发达的借贷行为,主要可分为民间的互助型借贷和商业借贷两类。在具体的做法上,汉代的民间借贷有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两种方式,其中商业借贷以抵押借贷为主。借贷过程中要签订契约,由此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发展出一定的规范契约格式。这些民间借贷的习俗被官方秩序认可并吸纳后,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反馈民间。这个过程中,既有对民间习俗的稳固与强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民间习俗产生了矛盾与冲突。汉代的民间借贷习俗中,体现出汉代社会重视契约、重视公平公正的观念,这与现代"契约精神"相类似,是当时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同时也存在着重"情"甚于重"法"的倾向。     

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

对20世纪初期即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的状况、运作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新考察表明,当地的农村民间借贷关系不仅具有普遍性,利息也不是学术界长期所认定的那么高,而且它对当地农村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其具体的运作则具有很强的市场趋向性。同时,边区民间传统借贷的负面作用也是明显的。民间借贷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加以规制与调控的问题。     

十至二十世纪中国工商业金融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

“十至二十世纪中国工商业与金融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7月9~11日在河北大学举行。研讨会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举办,来自国内外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多名学者参会并提交论文。会议围绕工商业与金融史两大主题展开,涉及农业金融与农村借贷市场、商业信用、地权市场与金融、根据地金融业、三农与农村金融等问题,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实证研究。除上述议题外,与会代表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也进行了讨论。一关于货币金融史的讨论金融问题是本次会议的热点,讨论的问题涉及中国古代借贷之外其他重要的融资方式和当代金融发…     

试析古希腊海事贷款高利率成因

海事贷款是古希腊海上贸易的主要“融资”形式之一。与其他形式的货币借贷相比,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利率高。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海事贷款的高利率主要受到了海事活动风险巨大、借贷双方身份特殊、资金供求关系紧张及海事贷款运作的特殊性等因素的影响。海事贷款古希腊海上贸易中起着“融资”和“保险”的双重作用。     

《竹书纪年》与晋唐间的史学

西晋初年出土的《竹书纪年》不但补充了传世文献的记载,更因其内容与儒家经典在叙述与认识上的差异,激发了人们对史学自身的反思。晋唐之际的学者利用《纪年》核准文献、考证史实,同时也引起了关于经史关系、史体史例、疑古证经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究,从而对晋唐间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汉唐受降城与胡汉交融

受降城地处胡汉分界,又为游牧、农耕民族经济交汇之要区,因而在汉唐时期的民族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降城在唐诗及汉唐文献中多有出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或战或和的民族关系皆在受降城留下了历史烙印,因而利用唐诗及汉唐文献对其进行考证,以窥当时之民族关系,实有必要。     

张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张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其复杂与富于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是清末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又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投身辛亥革命的民主战士与同盟会的发起人,是中国国民党著名的元老,因而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革命的老辈”~①。就是这样一个人,在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与破裂的过程中,曾起过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极富典型意义的作用。他先是积极倡导,奔走联络,鼓吹不遗余力;但曾几何时,他又带头发难,肆行破坏,锋芒毕露,变化迅速,前后判若两人。可以说,再没有一个人象张继那样…     

坚守立场 提升品位——贺《史学月刊》50周年

在我孤陋寡闻的印象中,一份学术刊物能坚持50年的,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应称凤毛麟角了。可喜可贺的是,《史学月刊》就是中国学坛上这样卓异的刊物之一。作为长期受惠于《史学月刊》的读者和作者,在这喜庆的日子,应该说点什么呢?我来到学校图书馆,看到的是宽宽一排饱经岁月沧桑的历年杂志,静静地立在期刊阅览室的书架上。将它们一一抽出,摩娑披览,一时间竟感怀良多。从一份省级史学分会内部交换研究心得的通讯,到在国内学术界有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其间的曲折艰难,不说也罢;     

封还词头与北宋的封驳制度

封还词头这一封驳方式发端于唐代,形成于北宋仁宗朝,主要由中书舍人职掌。北宋的封驳制度发展为以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为主、给事中封驳为辅的模式,是三省制转变为一省制过程中封驳制度的必然转变。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对于修正人事决策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相较于单一的给事中封驳,无疑也是制度上的进步。但对于封还词头的作用仍不可高估,因为这一行政程序并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决策。     

Hayden White (and the Content and the Form and Everyone Else) at the AHA

The special session at the January 1997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honoring the achievement of Hayden White and examining the impact and influence of his work on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was an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at least to this participant, in many more ways than had been planned or promised. The session itself, albeit fairly routine by the standard of such occasions, seemed to take on a meta-narrative of its own as each of the speakers (not excluding the honoree who was present and participating) confidently spoke at length, proceeding from deep premises which bore no relation to any of the others. My own initial anticipation that this event would produce limited variations on a coherent theme—the impact of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of narrative theory in particular on the practice and self-definition of academic history—turned gradually to rather disconcerted bemusement, especially when my turn came to listen to myself.
My previous engagement to report on the AHA session in a paper for the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at Wesleyan University became an opportunity to confide some of my freshest reactions to the event in a fairly small and very select audience. Narrating the ephemeral metanarrative I perceived as spinning itself out over the blunter facts of the AHA occasion, turned out to be the inner topic of my Wesleyan paper (this present essay), not excluding the mysterious impulses of the audience and the existential atmosphere of the never to be forgotten Princess Ballroom.     

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尽管学术界近来已开始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过对于其背后因素的考察还有待深入。实际上,在北京政府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各种社会舆论被全面动员起来,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着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外交的黄金时期。于是,由于中央政府统治的虚弱,在其决策者进行外交运作时,就处处受到来自舆论界的影响,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历史特色,通过对当时舆论的考察,就会更深层次地探究北京政府外交的两难境地。笔者在考察时,主要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以上海舆论为核心,以《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为第一手资料。     

论建国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利用到消灭的演变过程,而政策的实施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误的一面,产生失误的主要原因则是认识上出了偏差,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The Association of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and the Hunting Mythology of the Caucasus

Written evidence from the hunting folk literature of the Caucasus is presented together with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origin of the unicorn lies in hunting mythology and that remnants of it are to be seen in the figures in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 tapestries in F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