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何以曾为孙中山的“接班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6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执全会决定将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在选举国府主席的会议上,与会11名委员(国府委员共16人)全票选举汪精卫为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在随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军     

脸谱

孙中山首次在公开场合被尊称＂国父＂ 孙中山辞世,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两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中山先生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当时台湾同胞感念中山先生不已,纷纷举行追悼会,台湾民报亦尊称中山先生为“国民之父”。     

中山陵抬轿趣闻

中山陵抬轿趣闻文／刘维才１９２９年６月１日孙中山先生奉安中山陵后,当时的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以藤特制了六顶轿子,两顶躺式,四顶坐式,轿门轿顶及两侧挂着青色的布帘,左右两根轿杆,造形美观大方。国府及国际要人来谒陵时,非因特殊所需而不能动...     

立德树人的雷达先生

正雷达先生是我的恩师。2005年夏天,他受我的硕士生导师彭金山先生之邀来西北师范大学讲学,其时他在兰州大学做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前,我读过他的著作,十分敬仰。一时见到先生本人,心中更是激动,便表达了想考取他的博士之愿,没有想到他表示欢迎。后来,我如愿成了雷门弟子,可谓人生之幸。先生在兰州大学做博导10年,前后指导博士10余人,这些同学现大都在高校工作,有不少成就突出。先生在学业上对我们要求非     

《“无为而治”的国府元首林森传》出版

由江苏省政协机关干部刘晓宁撰写的《“无为而治”的国府元首　林森传》 ,日前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林森是民国历史上一位比较复杂的人物。早年从事反清革命 ,追随孙中山反袁护法 ,经历过组织中华革命党、组建非常国会、东征北伐等重大事件 ,担任过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及诸多要职 ,特别是 1 93 2年至 1 943年连任国民政府主席长达 1 2年之久 ,既有革命的业绩 ,也有反共的经历。在抗战中 ,其坚持团结抗日御侮的正义立场 ,受到包括国共两党在内全国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林森逝世后 ,中共称他是“领导抗战 ,功在国家”、“继国父逝世后我国最…     

我和黄齐生先生的一段交往

一革命先驱和教育家黄齐生先生1946年坠机殉难,迄今已五十年。回想与他生前的一段交往,依然历历在目。抚今追昔,悲感交集,感慨万千。黄齐生先生的一生,从他当学徒起,至最后殉难止,我们可以很客观地说一句：是平凡而伟大。这里,仅从我与他多年的接触交往,谈谈我对他的印象和认识,以表示我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之情。我与黄先生的认识,是从1933年在上海附近的徐公桥开始的。那年,我在广西办理民众教育工作,并代表广西出席在山东邹平召开的全国社会教育年会,同时被派赴各地考察社会教育。当时的广西教育厅长是雷沛鸿先生,他是一位社…     

李烈钧不怕走孙中山的路

李烈钧在蒋介石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直担任着有职无权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后来,冯玉祥将军来到了南京,李烈钧经常和他接近,思想受了一定的影响,开始认识到蒋介石的独裁和卖国的本质。特别是在对日抗战发生前夕,响应冯玉祥将军的抗日号召而主张坚持抗战和走孙中山先生的路。1937年2月,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香凝先生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时,宋庆龄先生和冯玉祥将签了名,曾经介绍李烈钧加入同盟会的张继,本来也签了名,不到半个钟头又反悔了,说:刚才签的名不算。李烈…     

张治中审阅《我的前半生》

提起张治中,我这个年纪的人,就想起了电影《大决战》:他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首席代表,在北平的六国饭店和共产党谈判。由于“国府”破坏和谈,导致“百万雄师过大江”,蒋介石骂张治中“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后来,他留下来与共产党合作了。世人或许不知道,文白先生和末代皇帝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有一段缘分。2005年冬季,根据一次选题论证会的精神,由我撰写关于《我的前半生》版本沿革的文章。我在出版社漆黑而无处不灰尘的档案库里,挑灯搜寻有价值的材料,发现了文白先生用小楷毛笔字竖排写的一封长信。看罢这封信,文白先生在我心目中,已经成…     

茅盾在作协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30年,虽为一普通干部,有幸也常能见到作协主席茅盾,聆听他的讲话;看到他为新中国文学事业所做的工作及他的处境;因工作而跟随我的领导去看望他,或有事被指派去他那儿跑跑腿。现记下我了解的茅公的点滴往事。     

申遗二十年忆柏泉山人

正平遥古城申遗成功二十多年了,我总会常常想起一个人,一个我认为是申遗大功臣的人,而且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与我有同感。这就是柏泉山人李有华先生。我真正与李有华先生相识始于1969年,此前是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我记得1966年时,古城下西门瓮城外墙上曾经悬挂过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得太像了,觉得那一定是放大了的照片,却不知道在当时放大那么大的照片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很快听人说,古城下东门和下西门     

“平民元首”林森

他身为国民政府主席,但却被不少国民党人看作是“国府看印的”。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为官处世却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他就是林森,一个将被历史记住的人。     

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自2001年1月认识任老至2005年11月15日他仙逝,此间我不时会拜访先生,记得住的,有十五次。记忆中,先生晚年最关心的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即使有时候聊其它话题,兜了一个圈,还是回到这个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上。     

他推动国共历史性握手

两年前,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访问大陆,引起了举世关注。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有一位关键性幕后推手,他就是美中政策基金会主席王冀。日前,在华盛顿附近一家著名的中餐馆里,74岁高龄的王冀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与连战、宋楚瑜之间种种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     

我那被家庭成分“判了死刑”的恋情

他是军人。1960年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小战士,而我也只是一个还在念书的小姑娘。那时他才参军不久,在贵州军区卫生营当了个小毛毛兵。上级派他们来我就读的八一学校帮助我们学生作体检,所以他就认识了同在八一学校当教师的我母亲。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我母亲的宿舍里,那天我从外面回来,看见一个面容清秀的兵哥哥坐在我家对着门的写字台旁边,看见我进去他面带羞涩地笑了一下,我妈让我叫他“叔叔”,这让我很不服气。     

高山仰止的友谊──记沈钧儒与邹韬奋

沈钧儒先生与邹韬奋先生是在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大会上相识的,韬奋在他所著的《经历》一书中曾有记述：“我记得那时是文化界救国会开着成立大会,沈先生做主席,我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年龄,也不详细知道他的平常,只看见他虽有着长须,但是健康的体格、洪亮的声音、热烈的情绪、前进的意识,都和青年没有两样。”此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逐渐发展为上海救国会乃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由于参加救国会的关系,沈钧儒与韬奋的来往渐渐频繁,彼此间的友谊也日益深厚＜那时,沈钧儒先生每次参加抗日游行示威,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     

生命之光——省政协六届文史委主任李蓼源先生纪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人生得一忘年交,足足矣!李蓼源先生古稀,长我二十有余,交往又甚深,自然算得上忘年交.可以说,这许多年来,受先生的教诲,其收益全在我的长进之中.结识先生,说不上偶然,因为他就住在我父亲的楼上,父亲有惺惺惜惺惺癖好,常由衷赏识他的同僚蓼源先生.我就是从父亲那里知晓先生传奇式经历的,也是从父亲那里了解到父亲为先生入党之事招致非议.我向来求知若渴,说不上在哪个时辰,悄然拉开了与先生交往的序幕.     

忆刘载铭同志

我认识载铭,是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刚从四川回到贵阳不久。他是因为一九四四年底日本侵略者打到独山,贵州沦陷的危险迫在眉睫,党组织派回来组织游击战、建立敌后根据地的。但敌人很快从黔南撤退,他便由党组织留下来做白区工作。载铭热情诚挚,沉着坚毅,有远见卓识,办事细心踏实,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同     

我与先生——纪念赵俪生先生八十诞辰

赵俪生先生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位大师,今年是他的八十华诞。他投身革命已有六十多年,从事史学研究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史学巨匠到今天硕果仅存的已经没有几人了,先生仍笔耕不缀地劳作着。先生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著名学者之一,而他的学说在今天看起来却是合于马克思的历史观、特别需要加以再认识和重新评价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财富之一。他的遭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非常典型而且有代表性的,先生是我的恩师,曾为我的论文集作序,题为《春波与我》。作为先生晚年的学生,我仅从个人角度由感性到理性地谈一点对先生的认识,以便读者,特别是比我年青一代的学者们进一步了解先生,故循先生笔法作本文是为纪念。     

短歌当哭

公元２０００年是个凶年,刚祭别了周振甫先生,接着又走了戈宝权先生、柯灵先生和程千帆先生,再加上前些时先行的赵朴初先生,文坛、学界遭此噩运,斯文难再。 欲哭无泪,就是有泪也禁不得接连而来的许多悲哀。长歌当哭,我已无力长歌,只能短歌而哭一哭程千帆先生。 至今我还未曾见过程千帆先生,因为我不是他的弟子,却对他老人家怀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敬畏感,我知道我的学业与他相比相差奚止千万里,一见面就会被他洞察而无地自容,这就是当我得悉南秀村他的住址时,多年来一直没去拜望的心理障碍。 程先生１９７８年被匡亚明校长请到南…     

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

1949年,我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便衣保卫队工作,这支部队直接受李克农部长领导,队长高富有,指导员焦万有,副指导员沈平。按照李克农部长指示,我们队负责中共中央驻地香山至西直门公路沿线的便衣警卫工作。队部住颐和园内的东七所,颐和园内的保卫工作也归我们队负责。高富有队长还兼顾和园管理处主任。柳亚子先生是1949年3月底由六国饭店搬进颐和园住的,他的生活管理和警卫工作全归我们便衣队管,因此,我亲眼目睹了柳亚子先生发牢骚、打门卫、骂哨兵和打管理员,周恩来副主席对柳亚子先生的批评及田家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