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岸清真寺重建记

我1944年出生在湖北房县的一个回族家庭,童年的我在懵懵懂懂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培养下,我长大成人,在大学得到深造,又在部队接受了锻炼. 1972年,我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先后任工人、统计员、经济分析员、调研员、副科长、副总经济师.1988年,我被调到华中重型机械集团任常务副总经理.我原以为我的后半生都会这样在工业战线度过.没想到1989年,由于党的民族宗教工作需要,我被调到武汉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任副主任兼宗教局副局长,从此走上了党的民族宗教工作岗位.     

被授予“汉剧表演艺术大师”

在我的心目中,艺术是高于一切的.我的艺术成就得到了社会承认,党和国家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曾是全国政协委员,是武汉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副主席. 1988年是我在汉剧舞台上辛勤耕耘的第六十个年头,10月21日,武汉市为我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党和政府率先在湖北省授予我“汉剧表演艺术大师”的光荣称号.     

我在解放前后的一些经历

1932年我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据说当时我是第一个得到学位的东方人.因此我回国后就凭着这块“金字招牌”,在旧中国过了十几年.在解放前我目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媚外,亲历了阎锡山政权的垂死挣扎和最后覆灭,也看透了体育界拉帮结派、沽名钓誉的丑事.我虽然在徬徨和痛苦中徘徊了多年,但始终没能走向革命的道路.只有在解放后,才在体育界做了一些事情.总觉得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信任,超过我对人民应有的贡献不知多多少倍,回首往事,不胜感慨.现当我垂暮之年我将我的一生作个回忆,留作参考.     

我在武汉生活的四十三个春秋

我在武汉生活整整43年了.武汉的山山水水、一木一草都会引起我的回忆.武汉成了我第二故乡.1953年我从日本回国到武汉.对我来说武汉是陌生的异乡客地.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抗战初期的武汉会战等,这给我某种神秘感和莫名的魅力.     

赵宗复与我的一次谈话

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情报工作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我敬爱的老师赵宗复同志辞世已经整30年了.每当我回顾人生的历程时,他那令人崇敬的音容依然浮现在我的眼前.是他呕心沥血地把我从愚昧中唤醒,在漫漫的长夜中给我指出光明,最终引导我和许多和我经历相同的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     

找回父亲李锐

1978年7月28日,是我人生中应该记下来的一天.在那一天,我和大姑姑、大姑爹一起,从长沙动身去看望软禁在安徽大别山中的父亲——李锐. 那一天,距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已经整整11年又两个多月了,我对他已经非常、非常陌生.确切地说,其实我从来也不曾非常地亲近过他.小时候打有了记忆起,父亲很少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对于我,他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我上幼儿园和上小学的头5年半都是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在那些周末,他很少在家.     

一次难忘的地雷伏击战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我不禁想起少年时代经历的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血与火、泪与恨、屈辱与战斗,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情景,又展现在眼前,令人难以忘怀.我的家乡山西省黎城县孟家庄,是当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领导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之一,距左权将军牺牲的辽县(今左权县)麻田30多公里.1941年,我在村上小学担任儿童团长,边读书,边参加抗日工作.那时我带领全村儿童手持大刀、红樱枪,在各个路口站岗放哨,配合村武委会开展对敌斗争.在那些日子里,我亲闻亲见了日军的许多血腥暴行,更加激起了我的阶级仇、民族恨,使我更加坚定地投入反侵略的斗争中.     

察尔瓦下的微笑

没来大凉山之前,在我的印象里,它被穷困、落后等紧紧包裹.然而几天的拍摄中,无论在集市、农田还是他们家中,我遇到最多的就是他们的笑容.面对我的镜头,他们有好奇,有羞涩,更多的则是善意.深入他们的生活,我感受到察尔瓦之下,包裹的那份坚韧、善良、淳朴和可爱.     

与谷牧相处的日子

我曾两度在谷牧身边工作,算起来也有近10年时间,但我们之间的交往却有近半个世纪之久.回想起来,谷牧是让我感到十分亲切、令我非常敬佩的人.在我心目中,谷牧的形象很高大,我无意评价谷牧,只是从仰视的角度,诉说一些我的感受.     

我的十九年记者生涯

我是出生在祖国大陆的第二代台胞.1978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分配到长江日报当记者至今.当记者是我的选择.高中毕业后,我在黄陂县祁家湾镇农机厂当车工.镇上分管宣传的领导常让我去当“土记者”.大概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和能吃苦的原因,一年中我竟有6篇稿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日报等新闻单位采用,县广播电台采用则更多.1975年,我被镇党委推荐上大学,经考试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     

竞争商海 情系家乡

1956年我出身在黄陂县蔡榨镇群建村江家咀,兄弟姐妹5人,我排行第四.因为我们家是富农成份,学习成绩虽好,也不能加入少先队,不能进高中,不能加入团组织.这些,使我受到很大的刺激.1977年,我被介绍到公路段横店道班养路.每月工资39元,交20元给生产队记工分.一年多的养路工作,使我接触外界的机会多了,萌生了到城市去闯世界的念头.1978年3月,我只身到了武汉,寄住在姑妈家里找活干.姑妈家境也不宽裕,我只好走街串巷卖铝梳、卖油条,赚钱养活自己.我有一个表哥在新洲建筑总公司工作,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就把我介绍到他的公司去打     

战斗在武工队的难忘岁月

我是九峰尤庙人,过去家住方梁村,姊妹4个.解放前家里非常穷,我母亲张四姑在廖家村帮人,我哥哥梁子龙在外做手艺,我给算命瞎子当牵手,以此维持生活.哥哥做手艺,一般都在梁子湖、咸宁一带,和好多人来往,我家只知道那些人都是他的拜把兄弟.有一次,我到庙岭找哥哥,在他那儿住了一些时,时间一长,才知道他们的把兄弟都是武工队员.我哥要我也参加武工队,我一想,回去牵瞎子也只勉强糊个口,干脆算了,就干武工队.这样,我也参加了武工队.这是1938年冬季的事情.     

如诗般的诗会

我又忽然觉得自己俨然是一位诗人了,而且还站在国际诗歌潮流的最前端.这样矛盾而又神经质的自我判断又像极了诗人的思维方式. 诗人的个性大多如此,国内和国外的诗人都差不多,对于这一点我略微有点不太适应.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我不是一个诗人.然后我看见我写的一首诗,《很兴奋的时候我开始写作》被录入了《36届国际诗人年鉴》.当然,录入的形式是全英文的.我又忽然觉得自己俨然是一位诗人了,而且还站在国际诗歌潮流的最前端.这样矛盾而又神经质的自我判断又像极了诗人的思维方式. 在布拉格的国际诗会是弥散型的,罗曼蒂克的.我在会场上没有看见悬挂着的横幅,也没有见到端坐着的表情严肃、举止刻板的官员.更没有看见在一边辛劳地端茶倒水的为大会服务的公务人员.只有官员们富有哲理的发言、音乐、舞蹈、和各种语言的诗朗诵.所有的语言最后都要被翻译成英语再朗诵第二遍.     

《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建站亲历记

《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领导的全国性综合日报,在北京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粉碎"四人帮"后,被迫停止活动的《光明日报》所属多省、市、自治区记者站陆续恢复.我是1978年8月至1980年5月在湖北记者站工作的,是记者站建站的亲历者.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极具历史意义的一段经历,也是我人生价值的一次实践.如今我已步入高龄,...     

王诚汉回忆录序

对诚汉同志的熟悉和了解,始自50年代我到总参工作之后;相互接触较多、知之较深,是在80年代我在军委工作期间.作为同时代从硝烟中走过来的战友,又在和平时期并肩犁中铸剑,彼此感情真挚、交往纯正.也许正是因此,他邀我为他的大作回忆录作序,我欣然遵命.     

贺龙之女:红二代的平民生活

贺大姐贺捷生,是开国元勋贺龙元帅的大女儿. 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是1959年的夏天,我去青海省省城西宁市,看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母亲的老上级和老战友——时任中共青海省省委书记、青海省省长的袁任远. 袁任远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党内外都尊称他为袁老.他年长我母亲,我称他为袁伯伯,称他的夫人、时任青海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的周雪林为袁伯母.我在袁伯伯的家中住了些时日,一天晚上闲谈时,袁伯伯问我:“贺老总的女儿在民族学院工作,你想不想去看看她?”我当即表示愿意.     

为武汉城市建设增添光彩

我在建筑行业干了20年.起初是小打小闹,搞园林之类的建筑,现在能承建上10层的高楼大厦.我承建的工程均为合格、优良工程.现在,我的施工队伍有500多人,年产值2000多万元,在武汉站稳了脚跟.     

怀念老领导——毕文彦主任

1950年上半年,我在安邑县文教部工作,县委任长春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到运城专署文教训练班学习,并辅助运城学习队队长霍敬之工作.学习中,霍敬之调运城二中担任校长,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毕业后留文教班工作,直到1950年底文教班结束,我一直在我的老领导毕文彦身边任干事,他对我的教育、培养,熏陶极深,使我永世难忘.虽然年推月移,历时已近45个春秋,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崇高坦率的品德,热情诚挚的面容,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以及公正无私的党性,都在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我毕生景仰和学习的榜样.     

感悟“太行精神“

二十五集电视剧<八路军>在央视一套播出了,作为军旅戏剧作家、该剧编剧之一,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共同参与这部作品的创作,我感到非常荣幸.应该说这是我此生想做,而终于做成的一件事情.作为编剧之一,我应该感谢总编剧王朝柱老师和我的学友、合作者孟冰,是他们给了我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使我在创作中学到很多东西,受益匪浅.     

电影的春天和冬天

1960年,我调到文化部电影局.尽管我已经对新闻记录电影有了兴趣,但还是服从组织到了电影局.而且,我还庆幸能在电影界老前辈夏衍、陈荒煤领导下工作,认为这是给我一个学习电影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