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统购统销中的合作

在1953年10月开始的粮食统购统销中,邓小平和陈云进行了密切合作。在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邓小平和陈云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必要性,为这一政策的顺利出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政策开始实施后,邓小平和陈云在宣传教育、政治动员和部署落实等方面分别做了大量工作,共同推动了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在各地的顺利展开;面对粮食统购统销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和陈云积极应对,通过完善政策,使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得到明显改善。     

试论1955年的粮食“三定”工作

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是我国执行了三四十年的一项基本国策。1953年国家在农村全面贯彻实施粮食统购统销,但执行之初出现过不少矛盾和问题,造成了农村关系紧张的局面。为了改进和完善统购统销,1955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讨论了农村问题和统购统销问题,并起草了《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湖北的实施及影响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湖北的实施及影响朱丹１９５３年底,统购统销─－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战役＂,正式拉开了序幕。湖北省自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７８年实行了以粮食和其他主要农副产品为对象的统购统销政策,并且做了大量的有关工作,对湖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     

山西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及其影响

统购统销是我国政府在1953年开始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实行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一直持续了32年之久,直到1985年改为粮棉合同定购制度为止。它的实行对于建国初期城乡资本主义粮食工商业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和缓解粮食供求矛盾以及社会主义粮食购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统购统销初期粮食购销状况探析——以甘肃省武威县为例

建国初,我国的粮食问题突出,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本文以甘肃省武威县为例,分析了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初期武威县粮食产量及购销状况及其具体影响。     

统购统销研究述评

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是新中国经济史中最值得关注的事件之一,这一政策的推行和不断发展不仅对此后中国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体制造成深远影响,而且成为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统购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研究综述

最近几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研究颇受关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研究在原有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出版和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研究领域得到扩展,新观点源源不断,史料发掘得到注重,实证研究得到加强,新方法得到引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以下拟就这些研究成果作一简要叙述。     

亳县统购统销反右倾的严重后果

国家对农村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当时的政策是:“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和“多缺多供应,不缺不供应,什么时间缺,什么时间供应”。这个政策在安徽亳县深得人心,广大农民踊跃把余粮卖给国家。在以后的几年里,购了过头粮,回销粮卡得较紧,但农民口粮尚可吃饱。1958年“大跃进”以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粮食统购统销是在高估产下的高征购,在低标准和时有脱销的情况下统销。1958年———1960年,三年粮食统购统销情况是:1958年全县农业人口71万,粮食实产4.55亿斤,征购任务3亿斤,完成15119万斤,占任务的50.39%,商品率33.8%,人均负担…     

菽麦实所羡 孰敢慕甘肥——从《新疆通志·粮食志》看历代政府在新疆的粮食政策

自 2 0 0 1年 5月 1日起 ,全国各省区同时停止办理《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和《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手续。至此 ,伴随全国人民走过近 50年风雨历程的“粮食关系”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光荣“退休”。粮食关系是我国自 1 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管理体制以来的产物 ,它的退出标志着统购统销管理体制已不再适合社会的发展需要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对于许多人来说 ,并不很了解粮食统购统销体制近 50年来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更无法全面了解历朝历代在新疆的粮食工作的具体情况。近日出版的《新疆通志…     

统购统销初期的粮食票证制度探析--以1953～1957年的河南为个案

1953～1957年的河南在统购统销初期实施粮食票证制度,经历了初创时期、基本成型时期、确立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粮食票证制度的形成,对于保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并成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陈云解决1951年棉花“禁运”危机的谋略

1951年陈云解决棉花禁运危机的谋略是:节流,全国大部分纱厂在一定时期内停工,节约出原料供应军品生产;统购,实行统一收购管理棉纱、棉布市场,由合作社牵头对棉花进行预购和包收;调控,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和棉布、棉纱销售价格,补收中间商存量的棉、布税,给予出售棉花者优惠政策,提高棉农售棉积极性;促收,动员全党全国掀起购棉高潮。在陈云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行政手段与调价措施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处理因禁运而出现的棉花危机的经济斗争取得了胜利,对新中国恢复时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引入市场机制的先声——陈云与1956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

中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与市场调节机制退出经济运行同步进行的。而市场调节机制从农村经济退出的表现之一就是自由市场的关闭。陈云最早发现了由此产生的严重弊端,并提出了在国家计划市场为主体的前提下,开放农村自由市场。这个设想的付诸实施,也确实活跃了城乡经济。但是自由市场在短缺的条件下,必然会对高积累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产生冲击,同时也为农民脱离集体经营和集体经济进而脱离国家计划控制提供了空间。因此,在1957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自由市场就又被关闭了。尽管如此,这次短暂的探索不仅为后来的改革积累了历史经验,而且使人们认识到如果没有生产环节的变革,仅有流通环节的改革是行不通的。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陈云经济思想及其意义

陈云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提出了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是其以综合平衡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和以"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构想的充实和发展,不但对当时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决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计量分析:陈云经济思想方法论的特点和优点

计量分析是陈云认识、研究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方法,具有探寻实情的求真性、探寻规律的求是性、坚持对立统一的辩证性等鲜明特点。实践证明,陈云关于经济问题的计量分析方法,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干部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及其特点、解决经济矛盾或者问题的重要方法和有效手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思想财富。     

从购买力的变化看土改运动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土改运动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可以从农民购买力的变化上得到集中反映。农民生产恢复和发展后,出售的粮食日渐增多。粮食丰收直接导致农民手中资金的增多,从而引发农民购买力的急剧上升。农民的购买力可分为两方面:一是生产资料的购买,是为了增加土地投入;二是生活资料的购买,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翻身农民购买力的提高,首先体现在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上。如果说土改后农民生产资料购买力的增加反映了农民投资土地的生产积极性高涨的话,那么土改后农民对生活资料购买力的增加,则反映了农民在生产恢复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刺激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加速了城乡物资交流,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建国初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举措--陈云指导下的系列专业会议

建国初,陈云领导的中财委策划并指导召开了各项专业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各项专业会议研究了新中国经济工作的战略布局,确定了新中国经济恢复与发展的蓝图,并将<共同纲领>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化.     

建国初期陈云协调群众利益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从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群众利益关系变化出发,对如何维护和协调群众利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从他在建国初的一系列论述和实践中至少可以概括出这样几点: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是协调群众利益的前提;依据群众的根本利益来制订方针政策是协调群众利益的核心;依据实际情况解决群众的具体问题是协调群众利益的重点;经济手段是协调群众利益的有效方法。陈云在这些探索中还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即宏观上的整体性和经济上的调控性。我们要充分挖掘陈云协调群众利益的理论与实践,为党在新形势下协调群众利益、提高执政能力服务。     

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和层次提升问题

陈云经济思想在东北解放区后期、三大改造完成后和新时期三次大的整合中,形成的新中国经济计划化、企业化和管理民主化“三位一体”框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体系架构和“三个两种”+“四跨”三大模式,既是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递进历史的真实记录,又实现了陈云经济思想的层次提升。把握这一特点,有利于全面理解陈云经济思想,廓清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和新中国经济史上的诸多迷雾。     

陈云与新中国的橡胶事业

建国初期,为落实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陈云通过调查和实地考察,对如何发展橡胶事业,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建立橡胶基地,组建橡胶垦殖队伍,解决橡胶种子问题,适时调整橡胶事业的失误。陈云关于橡胶事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意见,对于搞好我国的橡胶事业,不仅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