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所藏稿本《直隶河渠书》考

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编纂的《直隶河渠书》是一部记载乾隆中期以前直隶河道事宜的重要志书,但未能成书。因段玉裁等人认为嘉庆十三年王履泰进献朝廷的《畿辅安澜志》乃是攘窃自《直隶河渠书》,由此引发了一桩学术公案,多位学者参与其中。目前唯一可见的《直隶河渠书》稿本是现存于台北的戴震藏本。这部稿本只经过部分删定,体例不一,卷目混乱,前辈学者对其记载也多有不同。戴震去世后,根据史料记载,可以基本梳理书稿的流传情况。而其他本子的情况,也可根据史料记载作出推断。     

董其昌复古思想探析——以《论书并书杜甫诗》卷为例

董其昌作为晚明时期具有独创意识的书画家之一,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其书风形成起着极为关键作用的是他的复古思想,本文以董其昌晚年作品《论书并书杜甫诗》卷为例,来对董其昌的复古思想进行阐释。     

清代直隶厅解构

本文对清代设置直隶厅地区的民族构成变化和直隶厅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解构,认为直隶厅是清朝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后而创设的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直隶厅直隶于各省布政司,由朝廷派出抚民同知为主官,具有掌地、治民、控土司、兼汛防、理刑案等职权,抚民同知偏重对辖区内汉族移民的管理,同时直隶厅内部保留了原有的土司机构,因此,清代的直隶厅具有行政双结构、民族构成多样性、户籍管理分类性、赋役征收的差异性和军事控管等特征。     

试论铭文中反书、倒书等特殊书写形式的形成原因

针对铭文中出现的反书、倒书等特殊形式的书写现象,本工作采用泥条贴范法,从铭文制作的工艺角度对反书和倒书进行了讨论,并搭建了一套以树叶刻字为基础的推论模型,通过模拟实验进一步地阐述了在此模型下反书和倒书的产生的可能性及原因。     

刘向校书动机发微

先秦时期文献的丰厚积累,秦始皇焚书和秦末动乱对典籍流传的破坏,西汉初中期图书文献的增加,以及汉朝的求书、藏书和校书传统,构成了刘向校书的学术背景.然而元、成二朝郊庙礼制改革的论争,以及成帝胡灾异屡降,迫使成帝急需理论的依据和历史的借鉴,加之成帝个人对典籍经书的喜爱,便效法前朝以求书、校书来寻求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传统,这才是成帝下诏校书的真正的动机.刘向适逢其时,以其特殊的身份承担了历史交托给他的重大使命.因此,唯有全面理解刘向校书在学术文化与现实政治上的功能,才能更充分地掌握成帝下诏校书的实质目的和整体意义.     

仙游三洲 神超八极——张弼的草书艺术

明代初期,随着文人书风的逐渐衰落,永乐年闯盛行起了台阁体书风。此后的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四朝一直处于这种书风的笼罩之中。到了成化年间,因文学上的台阁体受到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的冲击,以及后来的“前七子”的拨正,文艺思潮才有一些明显改观。     

小议图书馆丢书赔偿制度

本文通过对现有丢书赔偿制度的思考,提出了以"以书赔书"来解决在图书馆日常工作中最容易出现的纠纷的思路。     

殷墟甲骨文倒书现象研究

殷墟甲骨文倒书现象可归纳为笔画倒书、偏旁倒书、单字倒书、多字倒书与单例刻辞倒书、多例刻辞倒书、整版刻辞倒书等多种情况。在习刻刻辞与记事刻辞中,倒书现象相对比较常见。甲骨文倒书属于特殊形态,它既体现了甲骨文字的“原始性”,也展示出刻手的契刻习惯、技巧与态度对于文字刻写的巨大影响,而部分倒书现象则可能与内容区分、刻手习刻、龟骨登记等有关。倒书现象生动展现了甲骨文契刻的真实面貌。     

金石书派 百年传承——李瑞清、胡小石、游寿其人其艺

清末民初李瑞清开创的金石书派,由门人张大千、胡小石、吕凤子、李健承其书风,之后仅胡小石这一脉有游寿、吴白匋、侯镜昶等人传承至今蜒用喟倌辍⑿交鹨廊弧=鹗榕墒乔迥┟癯醣逑抵械囊桓鲋匾髋?因为在近现代书法史上这一流派的代表性书家成就卓越,故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仅就李瑞清、胡小石、游寿这一支脉作一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座督衙 半部清史

一、清代直隶省 直隶省即今之河北省,始建于清“直隶”二字是最早见于宋朝,宋朝以州领县,其直属京师者称直隶。到了明朝洪武初年,建都南京(应天府),所以以应天府附近等地方为直隶。燕王朱棣称帝后,改元永乐,迁都北京后,又称北京附近的地区为北直隶,简称北直,包括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全部及河南、山东的小部分地区。清     

新安理学对徽州刻书的影响

徽州刻书世称徽派刻书,据考证,徽州刻书源于唐,在宋元时期成为安徽地区刻书中心,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刻技之精,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明清时期刻书业中的一大主流派别。在徽州刻书的发展过程中,新安理学为这一地区的刻书业的兴盛繁荣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理学大家及其门徒的众多论著为徽州刻书提供了水准较高的出版内容,究读理学,重视教育的风气又为徽州刻书提供了大有可图的消费市场。     

胡适与《直隶河渠书》案

嘉庆年间引发的《直隶河渠书》案可以视为《水经注》案的另一"战场",许多学者曾参与此案。胡适对此案用力甚勤,他理清《直隶河渠书》的编纂过程,明确此书的著作权归属,对于平息此案涉及的著作权之争贡献较大;通过考证,发现《畿辅安澜志》所引《水经注》与赵、戴二人校勘成果之不同,为解决公案的核心问题——《畿辅安澜志》是否攘窃《直隶河渠书》提供了新的见解;对《直隶河渠书》稿的整理研究,注明现存各册各卷的稿本情况,纠正以往学者的错误,为研究书稿扫清障碍。当然,胡适的研究亦有其不足,有待作进一步探讨。     

新发现的线装本《张天师发病书》《发病全书》整理研究

新近搜集的《张天师发病书》《发病全书》是除敦煌吐鲁番文献外,为数不多保存至今的《发病书》资料。它们的发现促进了学界对中国古代《发病书》更为全面的了解,并与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写卷共同弥补了唐宋至明清以降《发病书》史料链条的缺失环节,有力证实了《发病书》确曾作为一类专门书籍在传统中国长期存在。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写卷并非西北某一地区所特有,而是该类文献在历史时期普遍流行背景下的区域缩影。为便于学界利用新发现的《发病书》资料,将经过整理的相关释文予以公布。     

网络时代如何提高图书馆纸质阅读的兴趣

目前我们处于知识经济时代,在信息技术不断普及的情况下,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加多元化,这就使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当前图书馆的纸质书阅读服务越来越被网络阅读方式所取代。纸质书阅读不仅具有独特的魅力,而且还具有特殊的价值,所以作为图书馆需要在服务中不断创新和优化,重新唤醒人们对纸质书阅读的兴趣,将更多流失的阅读人群再次吸引进图书馆。     

燕地贾恩绂手稿中所见桐城派学者资料

桐城派学者吴汝纶(1840-1903)光绪十五年(1889)接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时直隶士子纷纷来学,很快确立了以莲池书院为基地的桐城派在畿辅地区的"学府地位"①,不久出现了一批深受桐城派学风影响的直隶学者.直隶盐山人贾恩绂即为其中之一.     

《越绝书》再认识

本文认为《越绝书》是在东汉初年郡国之书编纂之风兴起的历史背景下编辑成册的,是郡书的一种,是方志源流之一。它的问世,还与当时儒生“尊古卑今”历史社会观有关。同时认为,《越绝书》非一人之作,东汉初年的编辑者自己已经交代得十分清楚。编辑者隐其姓名,并非因撰述中抄录了大量前人的成果,而是因为当时东汉王朝刚刚建立,不得不有所顾忌。后代学者对《越绝书》子贡撰和成书年代最早提出疑问的是唐朝人司马贞,而不是宋朝人陈振孙。     

鸟书构形简论

鸟书是春秋战国时流行于吴、越、楚、蔡、宋、徐等地的一种特殊书体。这类线条回绕而以鸟为主的动物形装饰的文字,典籍中有“虫书”①、“鸟虫书”②、“鸟书”③、“鸟篆”④等异称。段玉裁注《说文·叙》谓：“上文（按：指秦书八体）四日虫书,此（按：指新莽六书）曰鸟虫书,谓其或象鸟,或象虫,鸟亦称羽虫也。”后来容庚作《鸟书考》⑤,在前言中也说虫书和鸟书在形状上有别。近时还有人写文章说“鸟虫书”应细分为鸟、凤、龙、虫四种书体⑥。其实,“虫”在古代是一切动物的总称。《说文》：“虫……或行、或毛、或赢、或介、或鳞。…     

蒙昧主义何以在革命旗帜下泛滥——一位学者的绝笔

冯建辉教授是我刊的老作者,他为本刊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凝聚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也表达了对本刊的厚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仍抱病为本刊写了这篇绝笔之作。他逝世后,他的女儿寄来了他的《告别书》。现将这篇绝笔及其《告别书》予以刊发,以表达本刊同仁对冯教授的缅怀之情。     

宋代题跋窥探——以苏、黄、米题跋为例

通过对题跋定义的了解,找准书迹题跋的定位及宋代题跋兴盛的原因。再从苏、黄、米之间的相互题跋研究,窥探书家之间书法风格的品评标准、书风的高低;米友仁对米芾其书迹真伪的鉴定;及题跋中透漏出他人的书学取向;使我们多方面了解苏、黄、米,也得出宋代题跋的价值。     

《群书丽藻》考论

《群书丽藻》是五代编成的大型通代诗文总集,其编纂人、卷次、编纂体例及其选录内容特点等,诸典籍载录甚有差异。与唐人编纂的大型通代总集相比,朱遵度以一己之力编纂大型通代总集,采用以文为次与以人为次两大体例,兼选诗文,使该集具有"选"和"集"两大特点,体现了编纂者发愤著述及总结诗文创作成就的心态。《群书丽藻》不仅在唐代,在我国选学史上,其亦具有特殊地位。